陈功文（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安徽 六安 237158）

凌廷堪《礼经释例》是其《礼》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杰出之作。清代《仪礼》学研究非常兴盛，内容涉及《仪礼》研究的方方面面。梁启超曾对清代《仪礼》研究之成绩有过概括，他说：“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1]其中的“凌”指的就是凌廷堪。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仪礼》释例体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在《仪礼》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历来围绕该书的撰著、版本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本文主要针对此书的撰著、版本、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以补此方面研究之不足。

1 撰著过程

凌廷堪撰著《礼经释例》，前后五次易稿。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一称：“（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先生三十一岁。……是年撰《礼经释例》初稿。”[2]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是1787年，此年凌廷堪始撰《礼经释例》。凌氏此次撰稿，初取名《礼经释名》，乃仿《尔雅》为之。在撰著的过程中，渐觉《仪礼》非他经可比，认为“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有非训诂名物所能赅者”，并认为：“《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3]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凌氏于乾隆壬子年（1792）着手修改《仪礼释名》，他“删芜就简”，仿杜预《春秋释例》，将《礼经释名》定为《礼经释例》。这个过程即为《礼经释例》之初稿。

凌廷堪在撰著《礼经释例》初稿之后，即听说婺源江永撰有《仪礼释例》一书，后又见杭世骏《道古堂集》有《礼例序》，“虑其雷同，辍而弗作者经岁”。[3]240－243后来，凌廷堪“检《四库书存目》，载《仪礼释例》一卷，《提要》云：‘江永撰。是书标目释例，实止《释服》一类，寥寥数页，盖未成之书。’复考杭氏《礼例序》，又似欲合《周礼》、《仪礼》而为之者，且似《大射》为天子礼，《公食大夫》为大夫礼，则于《礼经》尚疏。然则江氏、杭氏皆有志而未之逮也。于是重取旧稿，证以群经，合者取之，离者则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则阙之，区为八类：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饮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宾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变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杂例，一卷：共为卷十三。至于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卑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不别立宫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仪礼释宫》已详故也”。[3]240－243凌廷堪见杭世骏《礼例序》后，发现自己的作品与江永《仪礼释例》并非雷同，便“重取旧稿，证以群经，合者取之，离者则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则阙之，区为八类”。凌氏所做的这个过程，为《礼经释例》之二稿。《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二云：“（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先生三十八岁，……《礼经释例》二稿。”卷三云：“（嘉庆）四年己未（1799），先生四十三岁，官宁国府教授，《礼经释例》三稿。”[2]可见，二稿始于1794年，终于1799年之前。三稿始于1799年，此年凌廷堪曾作《礼经释例序》，《序》称：“回忆草创之初，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矣，困学之中，聊借为治丝登山之一助。知礼君子矜其失之烦而规之，则幸甚焉。嘉庆四年（1799），……歙凌廷堪次仲书于宁国学署之杞菊轩中。”[3]240－243由此可见凌氏撰著之用力。

凌氏于嘉庆四年（1799）三稿之后，后又两次易稿。《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三云：“（嘉庆）九年甲子（1804），先生四十八岁，官宁国府教授，《礼经释例》四稿。”卷四云：“（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先生五十二岁，……《礼经释例》五稿。”[2]《礼经释例》最终于嘉庆十三年戊辰卒业，凌廷堪《礼经释例后序》之《记》语云：“《礼经释例》十三卷，乾隆丁未岁创始，嘉庆戊辰岁卒业，凡二十有二年，五易稿而后成。用力既久，未忍弃置，录存于笥，俟就正于有道……”[3]240－243凌廷堪撰著《礼经释例》，从而立之年即潜心钻研《仪礼》，历经二十二年，至去世前一年才完稿。该书十三卷，卷首为《复礼》上中下三篇，卷一为《通例》上，附《周官九拜解》一篇；卷二为《通例》下；卷三为《饮食之例》上；卷四为《饮食之例》中；卷五为《饮食之例》下，附《周官九祭解》一篇，《仪礼释牲》上下二篇；卷六为《宾客之例》，附《觐义》一篇；卷七为《射例》，附《周官乡射五物考》一篇、《射礼数获即占算位说》一篇；卷八为《变例》，附《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卷九为《祭例》上；卷十为《祭例》下，附《诗楚茨考》一篇；卷十一为《器服之例》上；卷十二为《器服之例》下，附《论语黄衣狐裘说》一篇；卷十三为《杂例》，附《燕乐二十八调说》上中下三篇。

2 主要版本

《礼经释例》自成书之后，经过多次刻印，形成了多种版本。现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及所见现存本，考辨其版本源流，阐明各本之间的关系，具体按照时代顺序考辨如下。

2.1 稿本

《礼经释例》现存一份稿本，今残存10卷（卷1—10）。尽管全文并非凌氏手迹，但所用稿纸镌有凌廷堪的堂名“校礼堂”字样。此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对研究《礼经释例》具有重要意义。

2.2 扬州文选楼本系统

2.2.1 嘉庆十四年刻本

此版本由阮亨校勘，扬州阮氏文选楼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6册。半页10行，每行21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无刻工。卷首有凌廷堪嘉庆四年（1799）撰《礼经释例序》，嘉庆十四年（1809）扬州阮常生撰《礼经释例序》，阮元撰《次仲凌君别传》。卷末有凌廷堪《礼经释例后序》，序末附有凌廷堪的记语。

2.2.2 清吕贤基校、李慈铭跋本

此版本属《文选楼丛书》本，为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6册，半页10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今藏国家图书馆。

2.2.3 清阮亨珠湖草堂本

此版本为刻本，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仪征阮亨珠湖草堂汇印，半页10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2.2.4 清孙诒让批校本

此版本4册，清孙诒让批校，有“玉海楼”藏印。今藏浙江大学图书馆。

2.2.5 《安徽丛书》本

《礼经释例》收于《安徽丛书》第四期，十三卷，卷首一卷，据文选楼本影印，半页10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牌记题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编印处印行。该书由《安徽丛书》编审会辑，上海《安徽丛书》编印处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

2.2.6 《续修四库全书》本

此本據清嘉庆十四年阮氏文选楼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90册。书题后附有李慈铭的手书：“凌次仲先生礼经释例十三卷，同治纪元正月购于京师厂肆”等字样。书前依次冠有：阮常生《礼经释例序》，凌廷堪《礼经释例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后序》，《序》末附有清嘉庆戊辰谷雨日凌廷堪的跋以及李慈铭的跋，阮元《次仲凌君别传》等。书后附有原书纸签若干。

2.3 学海堂本系统

2.3.1 学海堂刻本

《礼经释例》，13卷，无卷首1卷，每卷都在卷首列该卷之目录。广东学海堂清道光九年刻本，6册，半页11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书属《皇清经解》（丛编）。书前有凌廷堪《礼经释例序》《礼经释例总目》。书后无跋。

2.3.2 学海堂刻本之补刻本

《礼经释例》，13卷，广东学海堂清道光九年刻本，清咸丰十一年（1861）增刻本，5册。

2.3.3 上海点石斋本。《礼经释例》，1卷，上海点石斋清光绪十一年（1885）石印本，1册，上中下三栏，每栏33行，每行24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今藏国家图书馆。

2.3.4 上海书局本

《礼经释例》，13卷，上海书局清光绪十四年（1888）据道光九年本刻印，1册，28行，每行6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

2.3.5 湖南船山书局本

《礼经释例》，13卷，湖南船山书局清光绪十六年（1890）据道光九年本刻印，依经分订，8册，半页11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

2.3.6 上海鸿宝斋本

《礼经释例》，1卷，上海鸿宝斋清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1册，每页三栏，每栏33行，每行24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今藏国家图书馆。

2.4 丛书集成本系统

2.4.1 上海商务印书馆本

《礼经释例》，13卷，卷首1卷，据《文选楼丛书》本排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并发行，5册（393页）。书属《丛书集成初编》系列。书前冠凌廷堪《礼经释例序》、阮常生《礼经释例序》、阮元《次仲凌君别传》等。书末附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后序》，《序》末附有清嘉庆戊辰谷雨日凌廷堪的跋。

2.4.2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曾根据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影印过一次。此次影印，分别订装，32开本，比原本稍大一些。

3 学术价值

3.1 “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

凌廷堪治学崇尚汉学，反对宋明理学。他非常推崇典章制度之学，曾将典章制度之学与宋明理学做过比较，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者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3]317由此可以看出，凌廷堪对宋明理学颇有微词。凌氏曾作《复礼》三篇，收入《礼经释例》之中，作为卷首。凌氏作《复礼》，诋訾宋明理学的蹈空之弊，推崇古代礼制，主张“以礼代理”，其云：“圣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释氏者流，言心言性极于幽深微眇，适成其为贤知之过。圣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节心者，礼焉尔，不远寻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节性者，亦礼焉尔，不侈谈夫理气之辨也。是故冠昏饮射，有事可循也；揖让升降，有仪可按也；豆笾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其秀者有所凭而入于善，顽者有所检束而不敢为恶；上者陶淑而底于成，下者亦渐渍而可以勉而至。圣人之道所以万世不易者，此也；圣人之道所以别于异端者，亦此也。……圣人之道本乎礼而言者也，实有所见也；异端之道外乎礼而言者也，空无所依也。……圣人不求诸理而求诸礼，盖求诸理必至于师心，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也。”故而他认为“圣学礼也，不云理也”。[3]27－32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点，凌廷堪进而提出“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的主张，他说：“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自元子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焉。……盖至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3]27－32凌廷堪这种以“礼学”代替“理学”的大胆主张，得到了当时学者的高度评价，阮元称其“说经之文，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可传者，则有《复礼》三篇，唐、宋以来儒者所未有也”。[4]江藩云：“《礼经释例》一书，上绍康成，下接公彦，而《复礼》三篇，则由礼而推之于德性，辟蹈空之弊，探天命之原，岂非一代之礼宗乎？”[3]3

我们知道，有清一代《礼》学研究异常兴盛。清儒不仅注重研究《礼》学，也善于总结自己的礼学思想。从清初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乾嘉凌廷堪“复礼”说与“以礼代理”思想的提出，到道咸以降陈澧的“理学即礼学”思想，再到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礼学即理学”思想，这些礼学思想的产生，对于当时从事《礼》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凌廷堪远承顾炎武，私淑戴震，其“以礼代理”思想，既是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戴震“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理义存乎典章制度”等思想的具体发微，它们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有学者称“清初顾炎武提倡实学思想，其后戴震建立以欲为首出之义的新思想，到凌廷堪‘以礼代理’之说出，然后清儒通经致用、重欲务实的学风，才有了承先启后的完整思想体系”。[5]可以说凌廷堪“以礼代理”思想是清初以来批判理学之学术潮流的进一步阐扬。凌氏此说一出，与之交游的阮元、焦循、刘端拱等人无不歆然而动，阮元更是倡之最力。在阮元等人的倡导之下，此说迅速形成一种学术思潮，方东树对此有过评价，他说：“考汉学者之始，生于深忌《宋史》、《儒林》、《道学》分传，因之痛疾朱子补《大学格致传》穷理之说。故谓孔、孟书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捕风捉影之说。而度数、名物、训诂，皆是一贯上达之道，学者只讲小学便尽孔子之道，并无所谓义理之学。一时硕学通儒，皆主此著书，海内风靡。”[6]凌氏“以礼代理”的思想在学界所造成的影响，就连以诋訾汉学为能事的方东树也承认此种思潮“海内风靡”，可见影响之深。当然，道咸以降的陈澧、黄式三、黄以周等人所提出的礼学思想，无不深受凌氏的影响。

3.2 归纳条例，以例释礼

《仪礼》一经，向称难读，又加上其节文威仪委屈繁重，历来治《仪礼》者甚少。凌廷堪认为《仪礼》之所以难读，是由于读者不明礼例之缘故。凌氏认为读者若不得礼例，“虽上哲亦苦其难”；若得礼例，虽“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有关此方面的论述，可参前揭之引文。为避免重复，此处不再赘述）。所以凌廷堪不遗余力地归纳《仪礼》条例，以例释礼。

所谓“例”，即为义例、凡例，它是《仪礼》成书的主旨与体例，也是读者研读《仪礼》一经的门径。发掘《仪礼》凡例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的郑玄。郑玄注《仪礼》，常常指出《仪礼》中的凡例，但郑注过于简略，不成体系，没有贯通，不易于把握。历史上研究《仪礼》者，很少有人涉及礼例，即使向江永这样的大家，也仅仅是涉及《丧服》一篇的义例。更何况研究《仪礼》全经之义例。凌廷堪注意到了礼例的价值，他在《礼经释例》书中，运用归纳的方法，发明义例，反复钻研，将《仪礼》一经打乱开来，归纳出二百四十六例，并据性质将《仪礼》经区为八类，即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这是凌廷堪《礼》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凌氏释例的最大特点在于能于礼例之间求得贯通，他说：“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而已耳。乌睹所谓经纬途径者哉！”[3]240－243凌氏释例的贯通之处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能指出不同礼节中的相同或相通之处，如他指出《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彻》中的“丈夫之拜”之例相同。再如他认为《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中的“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完全相通。

其二是在一条凡例之后能罗列出符合凡例（或不符合凡例）的所有经文与郑注。如“侠拜”之例，凌廷堪罗列出《仪礼》中所有的“侠拜”之例：《士冠礼》“冠者取脯，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入见姑姊，如见母”。《士昏礼》“妇见舅姑，执笲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兴，答拜。妇还，又拜”，“赞醴妇，妇东面拜受。赞西阶上北面拜送。妇又拜。又啐醴拜，赞答拜，妇又拜”。《士昏礼记》“不亲迎，婿见主妇一拜，婿答再拜，主妇又拜”。《少牢馈食礼》“主妇亚献，酌拜献尸，尸拜受。主妇西面拜送爵”。《有司彻》“主妇拜献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妇西面拜送爵。不宾尸之礼，尸酢主妇，主妇拜受爵，尸答拜，主妇反位又拜”。难能可贵的是，凌廷堪同时也指出了《仪礼》中的非“侠拜”之例（具体详见《礼经释例》卷一。为节省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凌氏归纳条例，以例释礼，是《仪礼》学研究史上的一大贡献，对研究《仪礼》极有帮助。历来学界对《礼经释例》评价较高，江藩曾评价《礼经释例》：“寻例析辞，闻者冰释。”[7]钱大昕认为：“《礼经》十七篇，以朴学人不能读，故郑君之学独尊。然自敖继公以来，异说渐滋，尊制一出，学者得指南车矣！”[3]4卢文弨也称：“此书出，而天下始无有畏其难读者矣。”[3]1梁启超认为：“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1]众家之言均不为过。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33－237.

[2]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M]//丛书集成续编第17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427－452.

[3]凌廷堪.校礼堂文集[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4]阮元.次仲凌君传[M]//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二集（卷四）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468.

[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3.

[6]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 上）[M]//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77－278.

[7]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钟哲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