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尊章，徐 凌（1.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杭州 31008；.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南昌 330045）

《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刊登刘绪义先生大作《〈论语〉 在宋前为何不受重视》[1]（以下简称“刘文”），文章认为《论语》在宋以前不受重视，并分析了其不受重视的三大原因。文章同时认为，《论语》成书应在“儒术独尊”之际。

细读此文，觉得文章中有些地方有模糊不清之处，有些论据存在问题，而其《论语》在宋前不受重视的结论，亦无法成立。故撰此小文，供刘先生及同道批评指正。

一、刘文误解了钱穆先生的话，因此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刘文认为：《论语》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人们一提到儒家必想起《论语》。然据钱穆先生考，“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下及二程和朱子，才始提高《论语》地位超过了《春秋》，于是讲孔学的，更要研究《论语》了。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由此可知，在程朱之前《论语》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文本。

刘文所引钱穆先生的话，出自《孔子与春秋》一文。钱穆先生此文的观点非常明确：在隋唐以前，人们尊孔子，更看重《春秋》而非《论语》。两汉时《春秋》是五经之首，而《论语》则是中小学教科书。到了宋代，《论语》才取得经的地位，与《春秋》有了同等的地位。但北宋初时，北宋三先生“仍象是看《春秋》更重于《论语》”。到了二程和朱子，《论语》才更被看重。这个风气，到了清代乾嘉之后，又变了，特别是公羊家，又认为孔子的真精神还是在《春秋》，而不是在《论语》。

通过钱穆先生《孔子与春秋》中的话，刘文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在程朱之前《论语》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文本。”并因此有了其文的核心论点：《论语》在宋前不受重视。

其实，刘文误读了钱穆先生的话。钱穆先生的观点是“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尤重于”，并不表明钱穆先生认为《论语》不受重视，只是认为《春秋》比《论语》更受重视而已。因此，由钱穆先生的话引出其观点，本身就无法成立。另外，如果按钱穆先生的话能得出《论语》在宋前不受重视，则因为钱穆先生也说过“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论语》在“清代乾嘉以后”也是不受重视的？显然不行！《论语》没有《春秋》那么受重视，并不能得出《论语》不受重视的结论。

二、刘文认为司马迁时期《论语》尚未成书的观点无法成立

刘文认为：班固之前史籍文献中有无《论语》书名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反映，史迁之前的先秦典籍中也没有记载，也没有出现过《论语》中的篇名……如果在司马迁时有《论语》一书传世，他必然会在传中载明。可见，在司马迁时期，《论语》尚未成书……沈约《宋书·百官志上》也不予采信：“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际，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明确表示五经博士初立于汉武帝，汉文帝时确有立博士，并见诸于史，然均无有所谓“传记博士”。且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谁是《论语》博士……《礼记》不一定是汉人所伪作，目前来看，《汉书》之前，只有《礼记》中出现过《论语》一次。……吴骞因《坊记》有“论语”之称，故而认定《坊记》是汉人所记，是有其道理的，也说明了汉前期人们并不知有《论语》。

这段话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汉书》之前，也有关于《论语》书名的记录，就在《史记》中，便有两处。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2]2226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后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史记·张丞相列传》）[2]2688

如果说第一个例子中的“《论语》弟子问”究竟是指什么还难以解释清楚的话，①关于“论语弟子问”，理解存在分歧，有人认为《论语弟子问》是一本书的名字（见韩兆琦《史记笺证》）所引李笠说法，《史记笺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20页）；有人认为《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都是指《论语》（见金德建《论〈史记〉‘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即指〈论语〉》，《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5－208页）。则第二个例子中将《论语》和《诗》并提，显然是指《论语》了。同时，据单承彬先生统计，今本《史记》中所涉及的孔门言论，在《论语》中有明文可考的有130余条，约占《论语》全书的1/4。[3]151很难想象，如果在《史记》时代《论语》尚未成书的话，会出现如此大量的引用。至于为何《史记》中虽然大量引用了《论语》中的话，却极少出现《论语》书名，很有可能是《论语》结集之后，书名还没有完全统一。[3]22－28

另据单承彬先生研究，成书在汉文帝时期的《韩诗外传》已经屡次出现《论语》之名，《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时已明确提出《论语》其名。[3]19唐明贵先生也认为“在孔安国之前，《论语》之名已经存在”。[4]43

更何况，即使在《汉书》之前确实没有关于《论语》书名的记录，也不能轻易认为“在司马迁时期，《论语》尚未成书”。因为“从书籍编撰的发展历史看，最初的书籍是没有名字的。战国中期以后的文献中，才渐次出现了一些书籍的比较固定的名称……六经之外，周秦诸子之书的名称多初见于《汉书·艺文志》”。[4]14

另外，从《汉书·艺文志》、刘熙《释名·释典艺》等书开始，对《论语》书名的得名之由就已经有了各种歧解。这表明，东汉时代的人已经很难明了《论语》命名之由了，因此可推知，《论语》之定名已经离东汉有一定时间距离了。

第二，先秦及两汉时期，《论语》的流传已经很广。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曾说过：“《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5]而唐明贵先生亦通过郭店楚简《缁衣》证明“《论语》在先秦时期已经在楚地传播”。[4]49

另据唐明贵先生研究，叔孙通尝为秦博士，汉高祖时制礼仪，曾引“夏殷周礼所损益可知”。陆贾也是由秦入汉之人，所作《新语》之《道基》《术事》《辨惑》诸篇也屡引《论语》文句，可见，在汉初，《论语》的流传已经很广了。

而且，《汉书·艺文志》也已经明确记载：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6]②据单承彬先生研究，《汉书》此“武帝末”时间有误（因为鲁公王在武帝初年即已去世），当以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言“孝景帝时”为妥。详参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98页。

另外，出土文献也已经证明西汉前中期就有了《论语》的抄本。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大量《论语》竹简，据典籍记载和墓葬中的纪年简，推知该抄本不会晚于公元前55年。又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三六四号墓出土了120余枚《论语》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件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写成的户口簿木牍，学界推定该墓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45年之后不久。因此，这批竹简应该是西汉前中期的《论语》抄本，与定州竹简《论语》的年代相去不远。①参[日]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撰写，[日]桥本繁翻译《平壤贞柏洞三六亖号坟出土竹简〈论语〉につぃて》，见[日]《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14号，2010年3月31日发行，第110-149页。从平壤贞柏洞三六四号坟出土竹简《论语》第11简、第23简不讳“邦”字来看，抄写应该早于河北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年代。

因此，认为司马迁时期《论语》尚未成书的观点，无法成立。

三、关于“传记博士”是否曾经设立的问题，刘文观点并无充足证据

刘文认为：汉文帝时确有立博士，并见诸于史，然均无有所谓“传记博士”。且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谁是《论语》博士。

其无“传记博士”的观点，主要立论有两点：（1）《史记》未有此说；（2）沈约《宋书·百官志上》也不予采信。依此两点便得出这个结论，证据尚嫌不足。

关于“传记博士”是否设立，是经学史上颇受重视的一个问题。朱熹、皮锡瑞、康有为反对曾经设立过“传记博士”，但没有充足的证据。徐复观、周予同对“传记博士”是否设立持怀疑态度。皮日休、孙奭、王应麟、阎若璩、戴震、周广业、焦循、宋翔凤、翟灏、钱大昕、张金吾、四库馆臣、梁启超、王国维、高步瀛、蒋伯潜、钱穆、杨伯峻、束景南等赞同赵岐说法，认为确实曾经设立“传记博士”。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问题或许暂时还很难有一个定论，但随着材料的逐步发掘，持肯定论者目前占上风。②此问题不展开，详可参：杨海文.《孟子》传记博士问题的学术史考察[J].中国哲学史，2006（4）；李峻岫.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J].齐鲁学刊，2007（1）。

因此，刘文反对曾经设立“传记博士”，并从而证明《论语》在当时不受重视，恐难成立。

四、事实上，《论语》在宋前已经非常受重视

所谓的“是否受重视”，可以在比较中看出。刘文对于《论语》在宋前是否受重视，是以《春秋》作为参照物来比较的。但如果《论语》比其他绝大部分典籍更受重视，则即使它没有《春秋》那么受重视，我们也可以认为《论语》是受重视的，就更不能说“在程朱之前《论语》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文本”。我们认为，《论语》至少从汉代起，就非常受重视。其理由如下。

第一，各个时期，《论语》的注释著作一直很多，这正表明了《论语》的受重视程度之高。魏何晏之前《论语》的注释情况，皇侃有较详细的梳理。

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壁所得，谓之《古论》。”而《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传其学者。《齐论》为琅琊王卿等所学。《鲁论》为太子太傅夏候胜及前将军萧望之、少傅夏候建等所学，以此教授于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建学《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至汉顺帝时，有南郡太守扶风马融字季长，建安中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又就《鲁论》篇章，考《齐》验《古》，为之注解。汉鸿胪卿吴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颍川陈群字长文，大常东海王肃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为义说。魏末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7]

三国以至唐五代，《论语》的注者还有多家，此不赘述。而同时代能够有那么多人注释的典籍并不多，这足以证明《论语》在当时是非常受重视的。

第二，从熹平石经到开成石经，都把《论语》收录在内，这也表明，从汉代开始，《论语》就已经很受重视。

第三，在唐代，《孝经》和《论语》是所有士子都必须掌握的典籍，而“正经”则可选择专治其中一两种。如《唐六典·尚书吏部·考功郎中》的记载：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8]

甚至，如束景南、王晓华先生的观点：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废罢了传记博士。《论语》博士虽遭废罢，但其实际地位并未因此而下降。汉时《论语》、《孝经》相当于汉中学科目，五经相当于汉大学科目，罢传记博士，事实上不过是把中学的科目放到大学科目中，地位反有上升趋势。……《论语》由“传”到“经”的飞跃发生在东汉后期。随着孔子的日益神圣化，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也日益受到推崇。赵岐的《孟子题辞》曰：“《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论语》成了与“五经”密切相关的一部重 要著作……《论语》在六朝时代已取得了与五经并列为经的地位……（唐代）《论语》被奉为六经的菁华，其作为经的地位之高直有凌驾六经之势。[9]

综上所述，刘文的观点是建立在对文献的错误解读基础上得出的，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而从《论语》被历代典籍大量引用的情况来看，认为“在程朱之前《论语》是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文本”则更是错误的，值得商榷。

[1]刘绪义.《论语》在宋前为何不受重视[J].中国文学研究，2010（1）：43-47.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唐明贵.论语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清）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6.

[7]（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叙[M]//四部要籍注疏丛刊本《论语》.北京：中华书局，1998：156－157.

[8]（唐）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45.

[9]束景南.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J].历史研究，2007（5）：7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