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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见否:唐宋词文本解读中创作主体的凸显与遮蔽

2013-02-01田恩铭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2年9期
关键词:唐宋词文本解读

田恩铭

【摘要】“曲中有人”是词作为文本演唱的基本要求,也是抒情功能的直接表现。这个人可以是具有个性的作者,也可以是大众层面的“他者”。词人们在与自然共舞的过程中,把从社会生活中积淀的情感体验投向了山水清音之中,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的预期书写。文本的历史总是能够被研究者以各种方式构建出来,而承载抒情功能的文本却又是相对独立的。抒情文本的超越性解读实际上是读者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带来的一种收获。对文本的“敞开”必然要经历一个理解一解读一理解的过程。在“类”的范围内,首先是从个体的抒情体验中抽绎出来群体体验,在群体体验的基础上被细化的产物依然是个体的情感体验。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知人论世”一直在批评者的血脉中流淌,只要时机适当自然会发声,而且还要占主导地位。文学文本解读是对话的过程,对话之中是否会将作者保留下来是阅读者的主体行为。在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往往取决于阅读心境。

【关键词】文本解读;唐宋词;创作主体;遮蔽

有性情方可见文人本色,对文学文本的审美感悟亦是如此。面对文学文本,读者通常采取以人为主线形成“此人”与“此文”相互联接的直接阐释,而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即忽略创作主体,读者直接与文本对话,产生缘于自身体验的阅读空间。这个阅读空问往往是自足的,并不会与创作主体的特殊身份发生联系,在自说妙处中达到了阅读目的。这样一来,具体文本的传播史中往往融入了阅读者的多重阐释,形成了对创作主体的凸显与遮蔽现象。

一部唐宋词史让我们觉得就象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从浓妆艳抹中的自然主义的书写到主体意识的介入,从畅快明白的小令到咏物言情的长调,从没落的时代出发,词人们找不到了自身的道德理念,只能在浅斟低唱中度日如年;随后进入一个文人们引领时代前进的阶段。这些词人一方面身肩国家发展的大任,另一方面找到了属于个体的私域空间。在这样两个世界悠闲的行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词世界中驰骋。词人们也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写法,可以高贵的称自己的作品是珠玉;可以浪迹歌楼为歌女们书写情感;当然也可以散尽家财,在一无所有中回味恋情。这是一个词文本内涵发展的自由时代。可是,随着半壁江山的失去,文人身上的高贵气质被遮蔽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过多的琢磨艺术,而是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志士群体由一位英雄带领着,词的文本中有了刀枪剑戢,军事意象侵入词中;另外的一群文人则走进物的世界,也在物外书写着时代的感伤,大自然的一景一物他们都尽收眼底,反复观察,直到用审美的眼光打量完毕,才会自然结束。而当南宋最后坚守的半壁江山也落入别人之手,“词”这一文本算是从时代舞台中退居幕后了,新的故事即将开演。

“曲中有人”是词作为文本演唱的基本要求,也是抒情功能的直接表现。这个人可以是具有个性的作者,也可以是大众层面的“他者”。词人们在与自然共舞的过程中,把从社会生活中积淀的情感体验投向了山水清音之中,从而达到了净化心灵的预期书写。他们并没有为后来的读者着想,只是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在那里找到本真的心灵状态。“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样的背景下演绎的只有纯正的情感,词人们在大自然中既发现了“她者”,也找到了自我。于是,风景的背后是一颗颗心灵在感知生命的意义。这样我们就很难忽略文本的创造者,“此心安处是吾乡”,在风景中苏轼发现安顿心灵的居所无处不在。支撑这种发现的恰恰是他本人在现世的种种遭际。最为直接的是意在言外的“寄托”情结,既遭受了批评者的广泛质疑,也得到后来人的书写呼应。当然,过度书写与过度阐释一样的不可取,文本中隐藏过于隐晦的意义往往会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自然会产生阅读兴奋,但是把一个绿色的文本附着太多的灰尘常常让我们迷失在文本之中。尤其是喜欢咏物的词人们,他们不仅细心观察,而且不断地转换空间视角,试图在“物”中有所发明。草木虫鱼、梅花孤雁都成为表现自我情感的喻体。在迷失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物外”的魅力。我们就说说“花”吧。“奴面不如花面好?”是李清照面对爱人的发问,她的孤独在“花自飘零水自流”中不断延伸,直到“人比黄花瘦”,当人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能看到的只有“满地黄花堆积”。在“驿外断桥边”徘徊的陆游看见一株梅花在经受风风雨雨,他把它采了下来,放进自己的词世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梅花所倾诉的寂寞孤独,还有一个生命体在花面前的精神思考。王沂孙把自己的词集取名为《花外集》一定是在向我们暗示他的良苦用心,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写到经受了自然风雨和时代风雨的自然物上。文学批评观念中的“文如其人说”就确认了文本与作者内心的联系,词人往往在“藉物”中生命意识的提升。。可是,只有经历情感的审美化的过程才会真正获得心灵的宁静,才会在纯净的审美意识的作用下观照人生。我们需要将人生审美化,也愿意体会“他者”的审美化了的人生。唐宋词人审美态度上的非功利性使书写者自身进入了一个纯粹的审情世界,也可以忘记许多红尘中的游戏规则。

文本的历史总是能够被研究者以各种方式构建出来,而承载抒情功能的文本却又是相对独立的。面对《虞美人》这个词牌,你首先会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由文及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李后主与文本形态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型联系。而另一篇名作的作者蒋捷就未必如此了。你可以不知道这个人,而这首词却往往与每个人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蒋捷《虞美人·听雨》,词云: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显然,这首词的自然背景是在“听雨”过程中完成的。“雨”没有变,而‘听雨的空间发生了变化,从“歌楼”到“客舟”又到“僧庐”,三个意象都有各自的生活指向。“歌楼”是温情消遣之地,“客舟”是漂泊无依之所,“僧庐”是生命暮年的皈依处。阅读者对每个生活空间的审视都会产生基于自我体验的不同的审美联想。在每个空问的“听雨”都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时间上也在同步变化,从“少年”到“壮年”再到“而今”,各种“心理功能”会在时间的海洋里寻找最为难忘的那一刻,将“那一刻”的意象组合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审美对象。审美对象就将生活空间转化为审美空间,表达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体验。这样作者在阅读者的审美视域中就被遮蔽了。

抒情文本的超越性解读实际上是读者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带来的一种收获。对文本的“敞开”必然要经历一个理解一解读一理解的过程。在“类”的范围内,首先是从个体的抒情体验中抽绎出来群体体验,而在群体体验的基础上被细化的产物依然是个体的情感体验。我们之所以对许多作家有较高的评价,一个方面是他为我们解读出的内容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视野”,我们的困惑和愿望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到了解答,或者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种出路,哪怕这个出路并不现实。即使是叙事文学也会在叙事的背后为我们提供情感的发展路向,而抒情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足的释放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总会找到对应物象,找到符合你的生存理想的栖居地,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理想的自由领空。这样的话,我们在“他者”的眼光中找到了被缩小而又被美化的自己,也找到了一种适合我们当下语境的抒情传统。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说的另一个方面,超越性解读给抒情文本带来的情感活力。唐宋词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文本:词人本身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搜寻记忆,用属于自我的意象把情感表达出来,因个性气质的不同呈现不同的语言风貌和风格类型。当然,也会有不同时代的词人在自己的空间内有着共同的语言组合,传达出同样的情感意义。在笔记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甚至会附会出“彩笔”之类的故事。我们还要提到蒋捷的《虞美人》,在他之前的辛弃疾写过一首《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一首出行途中写在路边墙壁的词和在人生路上“听雨”的词在情感指向方面没有过多的不同,都是行走中的生命体验。阅读者在填补空白的时候并没有将词作者纳入视野之中,而是以时间维度将人生阶段划分开来,“少年”、“壮年”、“而今”直接介入到自我的追忆世界,找到对应的生活片段进而发出切近的情感信号。忽略创作主体,以读者为中心的解读过程同样是有意义的,况周颐、王国维都产生了“风雨”、“江山”以外的生命体验,将经典词句拆下来重新组合,成为自家“境界”的言说话语,故而“境界”成为文本评价的一个关键词。这种“超越性解读”直接从文本出发,力求达到阅读主体情感体验的关注和升华。

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家一旦成为阅读者熟悉的对象,阅读者就很难从记忆中将他抹去,如晏殊、苏轼、李清照等人,作者会在他自己书写的文本中占据不可忽略的阅读空间。而知名度相对低些的就极有可能会被隐没了,只是被隐没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王观有一首《卜算子》:“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一首送别词,我们却感到了人生的暖意。与真情同在,与春天同在,使得唐宋词拥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文本产生的影响力与王观本人的生命体验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是仅仅保留了“那一瞬间”的行为。春天、山水在送别主题之下得到了普泛化的阅读效果。

文本一经形成,作者就会退出吗?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知人论世”一直在批评者的血脉中流淌,只要时机适当自然会发声,而且还要占主导地位。文学文本解读是对话的过程,对话之中是否会将作者保留下来是阅读者的主体行为。在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究竟会发生什么,往往取决于阅读心境。何况文与行之间的分与合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话题。欧阳修《圣无忧》云:“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好酒能消风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君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当人生遇见坎坷,偏离了权力中心,文人们多选择了由负重生活向艺术生活的方式转换,将责任感和使命感暂时抛在一边,走向吟赏自然与借酒浇愁。朋友一别十年了,相见之际,只剩下“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的生存感慨。“春风不染髭须”意味着自己命运的多舛,任由尽情一醉,宣泄郁积之苦闷。词人显然并没有从苦难中真正解脱出来。不独欧阳修如此,早些的晏殊有一首《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全词自然有“人”,但是个“闲人”,此人的状态是在徘徊中倾听时间。“新词一曲”,对酒当歌,恍如昨日。重复性生命体验被激发出来,时间在这样的行为过程中渐去渐远。这是对个体而言,正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可是,这时候的词人仅仅停留在自己的生存格局中,他进入了一个追忆的世界,“去年天气旧亭台”在词人的感慨中定格了。去年今日,人面桃花,闪耀着往昔岁月的光辉;也昭示着今后韶光之短暂。“夕阳西下几时回”一句便点出了主题,有过迎着朝阳前行的青春,有过红日当空的炽热奔腾,怎么就夕阳西下了呢。“夕阳”总是有的,可是词人的着眼点绝不在追求“夕阳红”,他更渴望自己如同朝阳初升。不因人情而改变的岁月,因岁月而改变的心情,在时空的广阔视野中,词人将自己定格在一种追问状态中。整个上片由眼前事引发心中情,自然写来,情深意重。下片将眼光转到眼前景中来,将外在客体与抒情主体融于一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将静物的花和动物的燕放在一个对句中。“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花不会因为你的怜惜而停止开落的自然进程;飞走的“堂前燕”在离去归来的循环中行走一生。时间的流逝是无法被阻遏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个体生命无法改变的现实规律。这两句将人情与自然物观照起来。在“无可奈何”的感受中叹惜“花落去”,在“似曾相识”中迎接“燕归来”。“花落去”,每有几番春去意;“燕归来”,又是一种春来情。而人生正是在这简单的交替之中走向终结。面对自然,面对人生,我们能做什么呢?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陶潜说“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乐府诗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们的词人却选择了沉默,在沉默中徘徊在“小园香径”里,在沉默中“怜取眼前人”,这大概就是含蓄而见言外之意吧。不过,置身“小园香径”的人可以是词人自己,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局内人”。只要文本生发出的是具有大众意义上的感动之情,文本的作者就可以被遮蔽,这也是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诵久远,而当下相当一部分阅读者仅仅在记忆中存留了此一片段的原因。

阅读唐宋词还会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我们只要提及李煜、晏几道这样的词人就觉得他们依然很“年轻”,也许这是因为心灵的纯净带给我们的抒情形象,让我们一直停留在他们富有青春感觉的作品当中。苏轼、辛弃疾还在年轻时,我们就觉得他们已经步入暮年了。文学文本为我们展示的形象与现实形象之间的距离也会激发我们的思考。在唐宋词中寻找青春的感觉也会让我们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我们每天都在观看风景。今天的风景往往是人类刻意营造出来的。当我们坐在出行的车里,把眼光向外展望,惊呼大自然如此美丽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审美愉悦。这样一个瞬间的体验就让我们自以为在自然中发现了“美”。可是,当你走进唐宋词的审美空间,你才会恍然大悟,飞驰中的走马观花与“慢慢走,欣赏啊”之问的审美感受存在的差距如此之大。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心淡如菊,都很难被阅读者还原到最初的现场。他们的阅读目的或许仅仅为了“休闲”,休闲不仅是要让身体在疲惫中得到休息,也要让精神在紧张中得到放松。在读者看来,唐宋词人的艺术“休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找到的空间。园池夜泛、郊游赏花、宴会歌舞都可以用艺术语言记录下来,放在视觉平面上,慢慢体会。尤其是不如意的时候,拿出来另一个“自我”可以忘却许多烦恼,获得心灵的解脱。这样的“休闲”带给你的可能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缓解焦虑的通史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也未可知。我们会珍惜拥有的一切,为我们身外的人提供终极关怀。也会在现实之外产生梦想。现代社会对一个人的身份认证相当自觉,我们在这样的空间里本身就有无数的困惑。谁还愿意到这里来体味痛苦呢。或者,即使有痛苦也经过了主体互换,从作者转移到了读者的身上。何况后人瞩望先辈,随着空间的变化、时间的久远等因素的干预而平添了几许旧日图景重现中的苍凉与悲壮。从这个角度来说,宋词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反映和表现宋人生存状态与情感世界的文学使命”,而且产生了新的接受效应。

唐宋词人们都有着属于个体自身的审美经验,形成的文本里包含最多的就是情感上的不平衡状态。这个世界里,有闲愁,也有真恨;有相聚,也有别离;有对生的贪恋,也有对死的超然。在快乐的生活中体味到的痛苦可能不是最为真实的痛苦,在艺术欣赏中“鉴别”他人的痛苦也会让我们获得快乐,这也是“曲中有人”所带来的愉悦感。只是,我们更愿意在敞开的状态中获取文本的“公共空间”,即文本自身只是提供“所指”的方向,阅读者将确立“能指”的意义。如此说来,文本一经形成,话语权就交给了阅读者。一曲终了,能否在烟消日出中找到书写者,会不会去找到他的身影则取决于阅读者那双发现的眼睛。创作主体只是躲在文本的背后,经过阅读者的阐释才会浮出水面。阅读者决定着他们如何浮出来,浮出何种形象,浮得多久,这也就构成了对于唐宋词文本解读的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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