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

(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前后，受税费改革之“倒逼”，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作为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乡村体制改革浪潮。[1]以税费改革为标志，中国政府实现了从资源汲取型政府向资源输入型政府的转变，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多方支农政策，并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倾斜扶持“三农”发展。然而吊诡的是，后税费时代，乡退出村、村退出组，乡镇利益基本与农村村民利益无关。以往县乡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重要方式“收取税费”和“计划生育罚款”在税费改革后逐渐取消，基层治权弱化，基层政权随之出现治理性危机。在国家大力号召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村一级政权面临基本无法从农民那里收取资金提供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另外，“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吞噬国家下输资源，将农村大量存量资源变成流量资源，农村公共资源被迅速瓜分，这种结构性力量必然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2]国家惠农政策和资源下乡在基层运作中往往由于村干部不得力而收效甚微，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困难重重。

公共品提供是一种典型的正外部性行为，覆盖范围内的公民无论付出成本与否都可以享受公共品收益。“在一个组织中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情况与竞争市场类似。即所有企业对更高的价格有共同的利益，而对产出有相对的利益。”所以，“有理性的、寻求个人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