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秀清，何 晟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语言学】

心灵的救赎 个人的成长
——从会话分析解读《追风筝的人》的成长主题

易秀清，何 晟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500)

小说《追风筝的人》以主人公阿米尔的个人成长史为主题。以该小说某一冲突性话语片段为例，从话轮分布、话轮长度、次选回应和话题控制等方面入手，分析文本中的面子威胁行为，从而可以揭示话轮转换视角下人物权势关系的变化，解读阿米尔在外力推动下的心灵救赎和个人成长。

会话分析;追风筝的人;话轮转换;面子威胁行为;权势关系

会话分析起源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对会话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Harvey Sacks及其合作者Emmanuel Schegloff和Gail Jefferson。［1］46从社会语言学来看，人们在动态的社会交往中往往采用各种各样的会话策略来实现交际目标或标榜各自的身份。因此，会话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映射出会话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及相互关系的变化。会话分析着重描写人们在自然场合中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1］48。小说是最像自然会话的文学形式［2］168，因此解释自然会话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文本。话轮转换理论是会话分析的核心，通过定量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话轮交接可以使文学批评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分析方法之上，而当前运用话轮转换模式来分析文学作品主题意义的研究却微乎其微。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裔人卡勒德·胡塞尼的第一部作品，讲述了少年时的阿米尔如何因为懦弱的性格和自私的心理而背叛朋友，成人后又如何对儿时所犯下的过错进行救赎的心路历程。［3］此部小说涉及了众多主题，比如友谊与背叛、父子间的代沟、种族冲突等，但贯穿小说始终的依然是阿米尔的个人成长史。［4］国内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筝的意象、哈桑的形象、小说主题意义等，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该小说成长主题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胡塞尼运用了大量的心理对话来渲染阿米尔颇受煎熬的心灵，事实上，阿米尔与主要人物的会话对刻画他的个性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会话分析的话轮转换角度入手，结合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相关理论来分析文本中代表小说成长主题的某一典型会话片段，以此来解读小说主人公的心灵救赎与成长经历。

一、研究框架及范畴

根据会话片段的典型性，本文从话轮转换理论的几个方面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话轮分布与话轮长度﹑毗邻对﹑话题控制权。通过对话轮转换框架下人物对话的定量分析，能更好地解读小说人物关系和主题意义。

1.话轮分布和话轮长度

在话轮转换模式中，发言权的分配取决于说话人与听者在话轮转换规则制约下的相互竞争与协调，由此产生话轮分布(turn distribution)。话轮分布中存在发话和应答两类行为，而说话者的发话数量无疑是权衡其话语控制权的重要指标。［5］同时，话轮长度也是衡量参与者话语主动权的重要参数，会话参与者没有权力随意控制话轮长度。部分学者认为话轮长度是指话语延续时间的长短，但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话轮长度和字数的多少关系更为紧密。［6］总之，会话参与者的话轮长度和话轮数量能映射出他们的权势关系和人物性格，在会话中是主导谈话还是受控。［5］

2.毗邻对

毗邻对指的是由不同的说话者相继发出的一对联系紧密的话轮序列。开首话语属于毗邻对的“引发语”，而紧随其后的话语是毗邻对的“应答语”。［1］56“应答语”可为优选(preferred option)，也可为次选(dispreferred option)，由此产生了优选结构的概念(preference organization)。［1］57－58比如，对“道歉”的应答若用“宽慰”则是优选应答，若用“责备”则是不如意的次选回应。优选结构有助于维系交际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人们在会话中是否遵循会话机制中的优选结构规则亦能反映会话者之间的人物关系。

3.话题控制权

一个完整的话题包括话题的提出、发展、转换和结束，其中可能存在多个子话题的转换，但整个对话依然是按照一个统一的话题发展下去的。［7］话题的发展需要谈话双方或多方来维持，如果在话轮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合作性或观点的不一致，就会发生“话题冲突”。因此，只有观点一致或相互补充的话语才能推进话题向前发展，否则就会出现话题转换。说话人对话题控制权的占有情况亦能反映他们是权势关系还是等同关系，是亲密还是疏远等。［7］

二、故事梗概及样本选取

《追风筝的人》在小说前半部分用倒叙的手法描述了主人公阿米尔和仆人哈桑的珍贵友谊，刻画了阿米尔的自私和懦弱﹑哈桑的忠诚和勇敢。为了博得父爱，阿米尔参加了喀布尔市一年一度的风筝比赛，并不负众望赢得了比赛。在追风筝的过程中，哈桑为了保护阿米尔的胜利果实而遭到阿塞夫等恶少的强暴。躲在小巷一旁的阿米尔目睹了一切，却选择了逃避。阿米尔因自己的“背叛”时刻感到不安，最终制造了“盗窃”假象赶走了哈桑。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阿米尔随父流亡美国，但阿米尔的愧疚和罪恶感却丝毫未减。［8］二十六年后，阿米尔从病危的好友拉辛汉口中得知哈桑乃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了保护主人家的房产已惨遭塔利班组织的毒手。为了赎罪，阿米尔战胜了怯懦，冒着生命危险从塔利班手中救出了哈桑的遗孤索拉博，并带回美国一起生活。

样本选自小说的后半部分，即阿米尔得知哈桑多年来对自家一如既往的忠诚后，最终选择重返故乡喀布尔寻找索拉博，却戏剧性地发现索拉博居然在儿时死敌阿塞夫手头。［3］296－311选取此话语片段作为样本，是由于阿米尔在与阿塞夫的对峙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转变过程，而这必然体现在相关会话中。样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阿米尔的被动地位;阿米尔对权势的挑战。

三、文本分析

1.阿米尔的被动地位

阿米尔的矛盾心理在会见塔利班之前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疯狂的”﹑“不负责任的”。毕竟，阿米尔此刻待见的人在同一天活活折磨死了两位被指控“通奸”的人，而这一切他都亲眼目睹了。此刻的他依然没有摆脱与生俱来的胆怯心理。

塔利班头目阿塞夫没有直接询问访客到此的目的所在，而是一见面便询问对方是否喜欢当天的“表演”(残杀被指控“通奸”的情侣)。对此，直接的肯定回复不是阿米尔的心意所在，而否定答复对塔利班的面子威胁很大，阿米尔选择了相对折中的回复“Was that what it was?”阿塞夫在下一话轮中道貌岸然地评论道:“Public justice is the greatest kind of show…best of all，education en masse.”他甚至把话题由当天的“表演”延伸到了1998年塔利班对哈扎拉族人的大屠杀，一场在他看来无比高尚的“解放”行为﹑替上帝执行的善举。

阿塞夫最终还是将话题转移到了来访者身上。阿米尔的话轮“I am looking for a boy.”虽为陈述句形式，实为一种隐性询问。因此，阿塞夫在下一话轮的优选应答本应询问孩子的具体身份，但他的调侃性话语“Isn't everyone?”却极为不合作。此外，他在之后的话轮中没有就阿米尔的询问继续讨论，而是责问阿米尔为何不和穆斯林同胞们为自己的国家“抗战”。对于阿塞夫的责问，优选回应理应是道歉，阿米尔的借口“I've been away a long time”实属进退两难下的无奈。阿塞夫甚至威胁说，这样的“叛变”足以使阿米尔被捕或枪毙，话尾故意询问对方是否被吓倒。阿米尔对此没有直接作答，而是第二次提出自己到此的意图仅仅是为了寻找索拉博。阿米尔对话题的转移映射出了他的恐慌心理，但阿塞夫却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最终听到阿米尔的肯定答案后才作罢，这无疑严重威胁了对方的面子。

多番调侃后，装扮成玩偶的索拉博终于被带了出来。阿塞夫将侍卫召唤出门，一边玩弄索拉博，一边揭晓他自身的真实身份。事实上，阿塞夫早已识别出了带着假胡须的阿米尔，但依然津津乐道地讲述着在塔利班看来是执行正义的屠杀行为，他的行为已经让阿米尔恐慌至极。如今，一个儿时就让阿米尔恐惧的死对头却成为了塔利班头目，而且正是挟持索拉博的人，阿米尔此时的绝望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阿米尔的恐惧在之后的话轮中体现得甚是入微。恍然大悟的阿米尔不知所措，他的询问“What are you doing here?”因此也显得极为愚蠢。阿塞夫在应答的同时将同样的问题发给了对方。从上文看出，阿米尔已两次表明了此行的目的，而阿塞夫对此却再次质问，由此推断他的言外之意是阿米尔为何试图带走索拉博。但阿米尔下一话轮的回应“I already told you”却并没有满足对方的意图所在。阿塞夫再次质问“Why?”阿米尔的应答“I'll pay you for him”也非优选。对此，阿塞夫窃笑，在下一话轮中利用长达100多词的话轮表明自己如何放弃富足的生活而加入塔利班，并继续占用了之后的3个话轮，利用长达700多词的话轮讲述了自己加入塔利班的经历。

第一个会话样本中，阿米尔和阿塞夫的会话主要以提问—答话模式呈现，这凸显了阿塞夫的强势。阿塞夫的强势地位还体现在他多个话轮都威胁到了对方的面子，并且存在会话的不合作性。比如，会话开始时，阿塞夫的话轮“You can do away with that now，you know”存在严重的话语含糊性，阿米尔没能理解话语中的“that”所指实为他所佩戴的假胡须;谈及屠杀表演时，阿塞夫提及了 1998年的“real show”，阿米尔未能及时从大脑中提取理解话语所需的背景知识。此外，阿塞夫还时常支配话题走向，讨论的话题令人发指，作为权势弱者的阿米尔依然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礼貌，因此对于强制力较弱的话轮他没有给予言语应答。比如，对于阿塞夫的发问“知道我为什么加入塔利班吗”，阿米尔并未正面回应。

2.阿米尔对权势的挑战

当试图用金钱赎回索拉博的希望化为泡沫后，阿米尔万念俱灰，对阿塞夫的个人经历描述再也忍无可忍。因此，当阿塞夫以“I've been on a mission since.”结束上一话轮后，阿米尔首次挑战了对方，“What mission is that?Stoning adulterers?Raping children?…”这是阿米尔自会话开始以来最长的一段话轮，话语内容面子威胁度极高。阿米尔对如此一席脱口而出的话懊悔不已，觉得自己毁掉了最后一丝逃离虎穴的希望。不出所料，阿米尔的挑战让阿塞夫震惊。之后的3个话轮中，阿米尔多次质疑阿塞夫的话语内容，发问对象也由阿塞夫转变成了阿米尔。阿米尔的发问不为获取信息，而是挑战阿塞夫及其所代表的塔利班的残暴行为。比如，阿米尔对于阿塞夫的陈述“there are things traitors like you don't understand”没有选择沉默，而且质问对方“like what?”阿塞夫继而把哈杂拉人比喻为阿富汗的垃圾，而他的行为则是替社会清理垃圾。对此，阿米尔再次质疑，把塔利班的残暴行为称为“ethnic cleansing”。

多番挑战性话语后，阿米尔再次把话题转移到自身利益上，他的陈述性话轮“All I want is the boy”实为隐性请求，经历了多番质疑颜面扫地的阿塞夫直接忽视了他的请求。阿米尔不甘罢休，再次以最直白的话语“I want the boy”发出请求，面子强加度逐渐增加。之后，阿塞夫连续4次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询问对方原因，而阿米尔的所有回应都属于次选回应，如“That's my business”，“I want to take him to a better place”，“I have my reasons”等。毕竟，索拉博只是一个哈扎拉仆人的孩子，等级和民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的阿塞夫无法理解对方的行为。同时，阿塞夫属于权势高者，但阿米尔却多次挑战他的权威，他的不断追问实属挽回受损面子之举。至此，阿塞夫的不断追问与阿米尔的一味搪塞引发了会话冲突的升华，这体现了二者权势关系的变化。

阿塞夫多次发问未果，会话进入了僵持状态。阿塞夫最终同意阿米尔带走索拉博，但是却以二者之间的决斗为条件。阿米尔的胜算概率几乎为零，却毅然选择了勇敢面对，退缩在他看来只会让阿塞夫更为高兴。阿米尔在决斗中几乎丧命，惨重的肉体伤痛使他最终从二十六年来的道德煎熬中解脱出来，实现了心灵的救赎和个人的成长。

四、讨论

样本的话轮转换分析结果见表1。

样本共有68个话轮(含2个应答后紧跟发话的话轮)，除了阿塞夫少数几个自问自答的话轮外，话轮分布基本平衡。样本分析发现:双方的话轮在会话前半部分呈现‘发话—应答’的会话模式，阿塞夫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发话权，阿米尔处于被动应答地位，话轮长度不及对方的十分之一;阿塞夫占绝对优势的发话次数决定了话题控制权;就次选回应而言，阿米尔16次应答中仅存在3次不如意的回应，而阿塞夫6次应答就存在2次次选回应，面子威胁度明显高于对方。到了会话后半部分，阿米尔颠覆了阿塞夫一直发话的地位，反击了阿塞夫难以动摇的权势地位。具体体现为，阿米尔发话次数与阿塞夫持平，话轮长度与阿塞夫相差仅3个词，6次应答中存在5次次选回应，面子威胁行为大幅度上升，阿米尔因此也夺取了部分话语控制权。

表1 样本的话轮转换分析结果

此外，阿米尔提出或插入话题的话语形式也映射出了他面对塔利班的心理变化过程。话题的初次提及以隐性询问方式“I am looking for a boy”出现，话语中的不定冠词大大降低了对听话人的面子强加度;受到阿塞夫有关“叛变”的恐吓后，阿米尔的插入式应答“I am only here for the boy”略带恳求语气，话语内容依然相对礼貌;当感觉生存希望渺茫时，阿米尔以隐性请求方式“All I want is the boy”插入话题;最终，阿米尔以显性请求方式“I want the boy”逼迫对方，对听话方的面子强加度逐级提升。阿米尔虽然在言语上摆脱了被动地位，掌控了部分话语主导权，但这终将难以颠覆他在暴力分子面前的被动地位，最终险些丧命于塔利班手下。

阿米尔从会话开始部分的沉默寡言转变到会话后半部分的针锋相对，从惧怕塔利班转变到敢于挑战塔利班，这是他性格蜕变的鲜明体现。儿时的阿米尔存在一定的种族歧视和阶级观念，从未把哈桑当作真正的朋友。［8］哈桑遭到阿塞夫的人身凌辱时，阿米尔选择逃避的原因除了自身胆小懦弱的性格外，还因为哈桑在他看来只是个哈扎拉人罢了，以他为代价换回梦寐以求的父爱是值得的。二十六年后，为了找回“再次成为好人的路”［2］245，阿米尔不仅挑战了塔利班的各种暴行，甚至为了一个哈扎拉仆人的孩子赌上了性命。这表明，阿米尔不仅摆脱了种族歧视和等级观念，甚至克服了与生俱来的懦弱心理，这是他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阿米尔的救赎存在诸多残酷现实的推动作用，但主要还与他善良的本性息息相关。正如好友拉辛汉所言，“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阿米尔二十六年来都活在愧疚和谴责中，这表明他是个有良心有美德的人。阿米尔最终突破了民族、阶级的樊篱，在邪恶面前不畏强暴而秉持正义，完成了心灵的救赎并长大成人。

五、总结

本文从会话分析的视角独辟蹊径挖掘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个人成长主题，分析了小说中某一冲突性话语片断所体现的人物权势关系及情节发展，更好地解读了主人公阿米尔矛盾的心理世界和个性成长。这进一步证明，在文学批评中运用会话分析理论能更好地阐释小说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及情节发展，从而使文学批评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分析方法之上。

［1］ 刘虹.会话结构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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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35(2012)04－01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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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易秀清(1981－)，女，四川内江人，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何 晟(1981－)，女，四川南充人，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