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3)

【历史学】

北魏时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3)

北魏作为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除了原有的祭拜自然神之外，接受了汉族的一些文化传统。统治者祭拜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则祭拜本地的名山。为了赢得中原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从定都盛乐开始，鲜卑族就不断地以汉族历史上的名人作为祭拜对象。

北魏;鲜卑族;自然神;名人

《魏书》卷一《序纪》记载，鲜卑族圣武帝诘汾曾率领部落民在山泽狩猎，与“侍卫甚盛”且名为“天女”者“遂同寝宿”，并相约一年后再会，“天女以所生男授帝”，这就是拓跋部的始祖力微。笔者认为:“这似乎是一则神话故事，魏收为了把拓跋氏说成神的后代，所以特将历史事实加上神话色彩。”这其实是以诘汾为首的拓跋部落与“天女”部落的结合。［1］魏收的描述是为了神化鲜卑族拓跋部，将其提到神的后代位置，为鲜卑族建立政权张目。而在此前诘汾之父邻就曾受到神的启示，为民族的发展予以指点。作为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在鲜卑族的信仰中，原始神仙崇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了民族的发展，因而时刻感受到神仙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在建立政权与汉族交往过程中，精神层面也吸收汉文化中的信仰内容，容许汉族地区多神崇拜的存在。在北魏的社会信仰中出现了多重祭拜现象。①关于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的研究成果有杨永俊《论拓跋鲜卑的西郊祭天》，《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杨永俊《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1期。

一、祭拜天地上帝自然神

北魏作为北方草原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自然神崇拜在民族兴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就将其归于神灵的功劳。兴安二年(455)八月，文成帝在诏书中称“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称数”，文成帝将风调雨顺和“边方无事，众瑞兼呈”的原因解释为“实由天地、祖宗降佑之所致也”(卷五《高宗纪》)［2］。太和十六年(492)十月，孝文帝在太极殿建成后，将行考室之礼。在会聚群臣后，却大雪纷纷。孝文帝感到“将由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所致，而楼毅则为孝文帝解释了这是自然现象，告诫他“礼自古而然，不足为异”。即便如此，孝文帝仍然有“朕德谢古人，不能仰感天意故也”的看法，表示对上天的敬畏(卷三十《楼伏连传附从曾孙毅传》)。［2］正因为上天的崇高地位，因此有“天地明灵”、“天地无私”、“天地曰神祇”、“天地垂仁”等赞美天地神灵的誉辞。

在鲜卑族视域中，拓跋力微作为神的后代，他的祭天活动更具有双重意义。在即位三十九年，迁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后，“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卷一《序纪》)［2］。拓跋力微的祭天活动开启了北魏对天神崇拜的先河，而且延续了多年，成为北魏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卷一百八《礼志一》)［2］。向上天告知自己继承王位。登国六年四月，拓跋珪再次“祠天”。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后，立即“立坛兆告祭天地”。同年四月，“帝祠天于西郊，麾帜有加焉”(卷二《太祖纪》，卷一百八《礼志一》)［2］。并在天兴二年确定了“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的制度。拓跋珪晚年，“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从此之后，“岁一祭”已经成为一种制度。祭天活动除了展示北魏统治者向上天报告成功外，也是通过此项活动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明元帝时期也有郊祭活动，因为担心清河王拓跋绍作乱，明元帝在平城西武周、车轮两座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永兴三年(411)三月开始，在两座山上作为常祭，“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崔浩在明元帝郊祠多次跟随，“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卷三十五《崔浩传》)［2］也说明明元帝郊祭的常态化。鲜卑族南迁之后，其先祖早期活动的大兴安岭嘎仙洞石室废弃多年，太平真君年间，乌洛侯国遣使朝献，并言嘎仙洞“石庙如故”。太延元年(435)，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这既是对先祖的祭祀，也是向上天告知其成功。这种告祭上天的举动，到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孝文帝“诏罢西郊祭天”，西郊祭天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再加上方泽祭地活动，构成了完整的祭拜天地的完整信仰体系。(卷一百八《礼志一》)［2］虽然孝文帝确定了废除西郊祭天制度，但对于祭天制度又重新加以制定。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孝文帝“幸委粟山，议定圆丘”，并与咸阳王元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及议礼之官共同商议圆丘祭天礼仪。甲申长至日，孝文帝“祀昊天于委粟山，大夫祭”。次年，“立方泽于河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景明二年(501)十一月，“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立方泽、筑圜丘依然是想通过上天的庇佑使政权长治久安。

祭拜上帝是鲜卑族继承汉文化传统后形成的一项祭拜自然神的内容。天兴二年(399)正月初一，道武帝拓跋珪“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太祖纪》)［2］①因为此次祭拜上帝是北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在《魏书》其他卷多有记载，如卷一百五《天象志三》记载，天兴元年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卷一百八《礼志一》云：“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此次祭拜上帝实际上包括五帝在内，“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因为等级、方位不同，其所用的祭品也不一样，“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享犊一，日月等共享牛一”(卷一百八《礼志一》)［2］。祭拜对象的多样化，表明道武帝并没有将上帝视为唯一的神仙，而是将上帝与始祖同等对待。永兴四年(412)，明元帝在白登山立太祖庙后，除每年祭祀外，“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卷一百八《礼志一》)［2］。这种祭拜仍然有功利的因素在内，是欲凭借上帝的威力来达到祛除旱灾的目的。到太和十五年八月，北魏朝廷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孝文帝亲临决断。次年正月初二，孝文帝“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迁都之前，再次“类于上帝”(卷七下《高祖纪下》)［2］。何谓“肆类”，《尚书·舜典》云:“肆类于上帝。”孔《传》云:“肆，遂也。”类乃祭名。后世以“肆类”称祭天之礼。由此可见，北魏时期对于上帝之重视，将其作为祭祀对象的同时，往往要以先祖配祭。

从先秦以来中国即有祭拜名山大川的文化现象，北魏统治者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祭祀天地上帝外，境内的名山大川也是北魏统治者祭拜的对象，并且随着占领区的扩大，祭祀的名山也在不断增多。首先祭拜的名山为恒山，即史书所言的“恒岳”。恒山地处今山西省中部地区，距离北魏早期都城代京颇近，是鲜卑族心目中的圣山，因此北魏统治者多次拜祭恒山。泰常四年(419)八月，明元帝在东巡过程中，“遣使祭恒岳”(卷三《太宗纪》)［2］。泰常七年正月，“南巡恒岳，祀以太牢”。次年四月，“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五月，“至自洛阳，诸所过山川，群祀之”(卷一百八《礼志一》)［2］。在太武帝的心目中，诸山岳属于颇有灵性的仙山，为了方便祭拜，“太延元年(435)，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在恒山、华山、嵩山分别设置90人以供祭拜的方便，每年祈祷免除水旱灾害。然而，因为祭祀神山太多而有些杂乱，所以到次年六月，司徒崔浩建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得到太武帝的批准。但是，太武帝迷信山岳河流之灵，逢大山江河都要祭祀，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一月，太武帝南征过程中，“迳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太武帝拜祭的名山有恒山、嵩山、华山、泰山等名山，囊括了北方地区的所有名山，其重要的原因除了通过祭拜名山祈求神灵庇护外，还有显示北魏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大之意，祭拜名山也就表明占有了这些地区。

太武帝废弃不祀小的山川之神，到文成帝即位之后全面恢复祭拜。文成帝即位之初，即派主管官员到华山修庙立碑。和平元年(460)正月，文成帝在东巡狩中，“历桥山，祀黄帝。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遂缘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过恒岳，礼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恒岳”。到了四月天下大旱，文成帝“下诏州郡，于其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年登之后，各随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群祀先废者皆复之”。文成帝恢复祭拜大小山川之神，其目的也是祈求众山神庇佑民众不再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到献文帝时，随着北魏占领地区的进一步扩大，祭祀的地域范围更是快速拓展，如皇兴二年(468)，“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据有关官员的统计，孝文帝即位后，北魏占领区内有“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足见可供祭祀的山神之多。因为杀牲太多，献文帝规定:“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普通的“群祀悉用酒脯”。在依靠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如果每年大量宰杀牲畜用于祭祀，虽然能够表达对群神的崇敬心理，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损害则是显而易见的，献文帝的规定无疑对农业发展是有利的。即使对祭拜诸神有了一些限制，但对于著名的山川祭拜依然如故。如太和十九年(495)正月，在南征过程中，孝文帝率军渡过淮河，“命太常致祭”，“又诏祀岱岳”，对江河山川的祭祀也还是祈求神灵的庇护。

除了北魏统治者对大的名山多次祭拜外，一些地方上小的山神多为当地百姓祭拜以求福。《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记载了各地祭拜的神祠。燕郡良乡县有大房山神，渔阳郡潞县有乐山神，中山郡唐县有狼山祠，榆次县有鹿台山祠，中都县有原过祠，上党郡有白马祠、刘公祠，其属县屯留县大王山上有关龙逢祠，壶关县有五龙祠，乡郡襄垣县有五音山神祠，乐平郡乐平县有象山祠，襄垣郡建义县有鹿台山及祠，赵郡房子县有嶂洪祠，高邑县有墠亭祠，南赵郡有广阿县铜马祠，中丘县有鹊山祠，浮阳郡章武县有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乐陵郡乐陵县有白麻泉神祠，阳信县有盐山神祠，厌次县有蒲台祠，平寇县有鸡头山神祠，蒲子县有索山祠，驴夷县有代王神祠，秀容郡秀容县有“石鼓山神、女郎神、金山神、护君神、风神”。燕郡蓟县有狼山神，永安郡永安县有霍山祠，河内郡野王县有太行山、华岳神，五城郡隰城县“有凤皇台、安郎神、皇侯神”。建德郡石城县有白鹿山祠，辽西郡肥如县“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在泰山郡鉅平县有亭亭山祠、龙山祠，奉高县有梁父山、岱岳祠，博平县有龙山祠、野首山、牟山祠，嬴县有马耳山祠，梁父县有贞女山祠，任城郡亢父县有风伯祠，鉅野县有任山祠。东阳平郡乐平县有青山祠。齐郡临淄县有尧山祠，盘阳县有甑山、巨平山、太山祠、九山祠。东莱郡掖县有掖山祠，长广郡长广县有马山祠、康王山祠，东牟郡黄县有莱山祠，阳翟郡阳翟县有九山祠。南阳郡南阳县有大刘山祠，汉广郡高阳县有首山祠。东武郡扶其县有常山祠，高密郡黔陬县有野艾山祠，下邳郡下邳县有巨川神祠，武原郡武原县有睹阑山祠，东彭城郡安乐县有伊莱山神、圣母祠，蒙郡勇山县有勇山祠，这些名山为仅次于前文所提到的北方可称为“岳”的名山，为一地的名山，对其山神以祠祭拜，体现了当地百姓祭拜山神求福的愿望。

孝文帝即位之初，因为太皇太后冯氏执掌朝政，所以朝廷的许多大事都是由冯氏决断的，所以到太和十四年九月冯氏驾崩之前，虽然孝文帝多次祭拜天地，但多是在冯氏授意之下进行的。太和二年，因为天旱，“帝亲祈皇天、日月五星于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师”。次年，“上祈于北苑，又祷星于苑中”。这时孝文帝仅仅是十一二岁的儿童，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而是按冯氏之意而祭拜。太和十年四月，孝文帝“祀于西郊”。十二年闰九月，“帝亲筑圆丘于南郊”。在西郊、南郊祭天，以获得上天的眷佑。太和十三年正月，孝文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五月庚戌，车驾有事于方泽”，确立了祭祀天地的程序。李彪赞美云:“立圜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卷六十二《李彪传》)［2］。孝文帝执政后，对祭拜诸神有许多新的规定。太和十五年八月，孝文帝两次发布诏书简省所祭祀诸神。其一为:“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其二为:“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圆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溜，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之。”(卷一百八《礼志一》)［2］孝文帝之所以发布这两个诏令，是因为祭拜诸神太乱，导致民众信仰的多样化，威胁政权的稳定，而且祭拜神祇太多也必然浪费大量财物。

二、祭拜历代名人

北魏作为鲜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民族的属性应当是草原民族，与汉族历史上所拥有的众多先贤难以媲美，但为了在进入中原之后获得中原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所以从定都盛乐开始，就不断地以历代汉族名人作为祭拜对象。这种少数民族祭拜汉族先贤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多有出现，而且在北魏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从进入中原后，北魏统治者首先祭拜的名人多为中华民族始祖式的人物，如五帝，天兴三年五月，道武帝拓跋珪“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卷二《太祖纪》)［2］。神瑞二年(415)六月，明元帝“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泰常七年(422)九月，明元帝再次“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卷三《太宗纪》)［2］①《魏书》卷一百五之三《天象志三》亦载，泰常七年，“驾幸桥山，祠黄帝”。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亦云：“幸桥山，遣有司祠黄帝、唐尧庙。”。神元年八月，太武帝向东至广宁，观温泉，并“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卷四上《世祖纪上》)［2］。孝文帝亲政之后，对汉族的始祖崇敬有加，以不同的方式多次祭拜先贤。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在太和二十一年三月，孝文帝到平阳后，“使者以太牢祭唐尧”。四月庚申日，孝文帝到龙门，“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癸亥日，到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日，“诏修尧、舜、夏禹庙”。正因为北魏统治者崇拜汉族以五帝为代表的先祖，所以，在北魏时期各地出现了不少祭祀五帝的神祠。据统计，北魏时期，各地修建的尧祠有6所，分布在司州、定州、并州、营州和北豫州。尧庙5所，分布在并州、晋州、海州等地，有的州有2所之多。黄帝的神祠则分布在南秦州、幽州等地，还有黄帝洞、黄帝冢等遗迹。在涿鹿有帝尧、帝舜庙。齐州历城有舜山祠、娥姜祠。(卷一百六《地形志》)［2］

对于汉族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北魏统治者采取多种方式加以祭拜。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先贤是孔子。太武帝即位之后，在始光三年(426)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卷四上《世祖纪上》)［2］。太平真君十一年十月，在南征途中，还“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卷四下《世祖纪下》)［2］②《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后三年二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迳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至鲁，以太牢祭孔子。”“显祖皇兴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献文帝皇兴年间，曾派遣高允以太常的身份，“至兖州祭孔子庙”(卷四十八《高允传》)［2］③《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显祖皇兴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延兴二年二月，针对祭拜孔子中的种种混乱现象，献文帝诏曰:“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卷七上《高祖纪上》)［2］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太和十九年四月，“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正光二年三月庚午，“帝幸国子学祠孔子，以颜渊配”。孝明帝初年，刘道斌出任恒农太守，“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卷七十九《刘道斌传》)［2］。祭拜孔子是因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汉族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祭拜孔子也是对儒家学说的认同，可以获得更多士人的归附。

汉族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也是北魏社会祭拜的对象。孝文帝时期，卢道将出任燕郡太守，“道将下车，表乐毅、霍原之墓，而为之立祠”(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渊子道将传》)［2］。在邺城有西门豹祠。太和二十三年正月初五，孝文帝“幸西门豹祠，遂历漳水而还”。李安世任相州刺史时，“劝农桑，禁断淫祀。西门豹、史起，有功于民者，为之修饰庙堂”(卷五十三《李孝伯列传附祥子安世传》)［2］。而孝明帝初年，奚康生任相州刺史期间，因为天旱，“令人鞭石虎画像”，而天气仍然干旱依旧，“复就西门豹祠祈雨，不获，令吏取豹舌”。这种临时求助的现象，在没有结果后就毁坏画像的行为足见其心不诚。高允在任怀州刺史时，“秋月巡境，问民疾苦”，又“劝民学业，风化颇行”，所以到孝明帝正光年间，河内人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卷四十八《高允传》)［2］。可见不仅有历史名人被祭拜的现象，就是当代名人也为百姓所立祠树碑。

除了上述这些祠外，《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记述了北魏时期各地纪念先贤的祠堂，分别如下:在汲郡北修武县有伏羲祠，东郡东燕县有伍子胥祠、凉城县有西王母祠、长垣县有子路祠和卫灵公祠，北广平郡南和县有张相祠，中山郡毋极县有赵尧祠、常山郡真定县有赵朔祠、灵寿县有西王母祠，博陵郡深泽县有女蜗神祠，勃海郡修县有董仲舒祠，太原郡晋阳县有介子推祠和晋王祠、石艾县有妒女泉及祠，永安郡定襄县有赵武灵王祠、介君神、圣人祠，在泰山郡博平县有伍子胥庙、鲁郡鲁县颜母祠、叔梁纥庙，济南郡历城县有舜山祠、娥姜祠，广武郡苑陵县有郑庄公庙、子产祠、子产墓、卓茂冢祠，彭城郡留县有张良冢祠、戚夫人庙，北济阴郡离狐县有单襄公祠、宓子贱祠、汉高祖祠，陈留郡小黄县有曹腾墓、曹嵩墓、邓艾祠，南谯郡涡阳县有曹操祠，谷阳郡高昌县有项羽祠。在扶风郡石安县有四皓祠、周文王祠、汉武帝祠，幽州有黄帝祠，泰州有后土祠，陕州有邓芝祠，上洛郡上洛县有汉高祖祠、四皓祠、高东祠(卷一百六下《地形志下》)［2］。这仅仅是《地形志》所列各地祭拜历代名人的有关祠，从各地历代名人祠庙如伍子胥庙、叔梁纥庙、颜母祠、娥姜祠、子产祠、卓茂冢祠、张良冢祠、戚夫人庙、汉高祖祠、邓艾祠、四皓祠、周文王祠、汉武帝祠、邓芝祠等神祠来看，多为百姓所熟知的人物，也有一些可能为当地的名人，如北广平郡南和县张相祠、中山郡毋极县赵尧祠、常山郡真定县赵朔祠，可能就是为了祭拜当地的名人而建的祠。这些祠庙多为当地民众根据信仰的需要所建立，显示了北魏民间社会崇拜的复杂性。

海神崇拜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沿海地区，其目的是求得海神的庇佑。《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附从子粲传》云:“出帝初，出为骠骑大将军、胶州刺史。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

裴粲在孝武帝时期任胶州刺史，期间胶州境内发生旱灾，出现了胶州民众请求裴粲拜祭海神，以减轻旱灾的威胁，但为裴粲所拒绝。海神作为沿海地区的祭拜对象，在沧州章武县也有分布，“大家姑祠，俗云海神，或云麻姑神”(卷一百六上《地形志上》)［2］。勃海县有东海明王神。

三、多重祭拜出现的原因

北魏出现的多重祭拜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上至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下及普通民众，祭拜的对象多种多样，既有自然神，也有历代名人，祭拜对象复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北魏统治者进入黄河流域之后，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一广大地区，除了以武力征服外，在社会信仰上与北方民众的信仰趋同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将鲜卑族的信仰与黄河流域民众的信仰趋于一致，才能够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上帝崇拜作为从夏商以来在黄河流域所盛行的社会信仰，正与鲜卑族的社会信仰相吻合，使鲜卑族得到了黄河流域民众的认同。为了更进一步赢得汉民族对鲜卑族的接受，北魏统治者在进入黄河流域之后就开始继承黄河流域业已成熟的社会信仰，除了拜祭汉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于各地所出现的祭拜历代名人也多给予允许，这也是北魏各地有许多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祠庙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北魏统治者在遇到需要拜祭的对象时，往往以汉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拜祭对象的感恩。太延元年(435)六月，太武帝在诏书中指出，春天干旱少雨，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忧勤克己，祈请灵祇，上下咸秩”，他认为是自己“精诚有感”，结果是“云雨震洒，流泽沾渥”，甘露普降，旱灾解除。他还感觉到方寸玉印上的“旱疫平”是“神灵之报应”的结果，且自然界的多种嘉祥的出现，更使他感到应当对神灵有所表示，“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禄”(卷四上《世祖纪上》)［2］。

其次，朝廷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北魏时期水灾发生的频率是相当高的，有时是相隔两三年发生一次水灾，有时是一年内多次发生水灾。水灾所发生的地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徐淮平原上，计有京师、河内、平州、青州、雍州、东徐州、兖州、济州、平州、豫州、光州、南豫、朔州、东豫州、司州、冀州、瀛州、沧州、定州等，其中青、齐、光、南青、徐、豫、兖、东豫、冀、定、沧等州不止一次发生水灾，呈现出地域分布广阔、持续时间长、频度高等特点。这些水灾往往破坏性极强，造成了百姓生活的困窘。为了减少灾害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北魏统治者还通过祭拜上帝或山川诸神祈求神灵的庇护。［3］271－278太和四年二月，下诏:“朕承干绪，君临海内，夙兴昧旦，如履薄冰。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品物资生，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存问。”(卷七上《高祖纪上》)［2］孝文帝曾多次于武州山、北苑以及其他山川祈雨，且“澍雨大洽”。这些记载在史书中可以说是连篇累牍。孝明帝也多次下诏要求“可敕内外，依旧雩祈，率从祀典”。“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卷九《肃宗孝明帝纪》)［2］而有些求雨举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孝静帝天平二年五月，因大旱，乃“勒城门、殿门及省、府、寺、署、坊门浇人，不简王公，无限日，得雨乃止”(卷十二《孝静帝纪》)［2］。这种通过用水泼人而求雨的方式透着时人认识的局限。

其三，因特殊原因出现的祭拜现象，再现了北魏社会信仰的复杂性。时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太武帝在西巡五原后，“回幸犲山校猎，忽遇暴风，云雾四塞。世祖怪而问之，群下佥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犹存，其或者能致斯变。帝遣建兴公古弼祭以三牲，雾即除散。后世祖搜狩之日，每先祭之”(卷二十八《和跋传》)［2］。太武帝祭拜和跋或许是为表达自己心中的愧疚。还有利用女巫诅咒自己所痛恨的人。如孝文帝幽皇后因为奸情败露，心中忧惧，乃“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又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卷十三《皇后传·孝文幽皇后冯氏传》)［2］。通过巫婆和妖祠来表达自己的奢愿，殊为可悲。

北魏时期本土的多重祭拜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既展现了鲜卑族拓跋部对本民族传统的继承，也表明了进入黄河流域后的鲜卑族以广博的胸怀对汉族社会信仰的认同，接受汉族的社会信仰，使鲜卑族受到汉族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以鲜卑族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与以汉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的融合进程。

［1］ 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J］.北朝研究，1990(2).

［2］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薛瑞泽.北魏时期的水旱灾害及其防治［C］//北朝研究(第四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A Study of Multi-Worshiping System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XUE Rui-ze
(School of Humanity，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03，China)

After the conquest of Central Plains，Northern Wei Dynasty which was founded by Xianbei Nationality accepted som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Han Nationality.Apart from their original worshipping of natural gods，the ruling party worshipped the famous great mountains and rivers，while the common worshipped local mountains.To win ove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egime by the Han people，the Xianbei rulers began to take historical figures of Han Nationality as their objects of worshipping，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hengle as the capital.

Northern Wei Dynasty;Xianbei Nationality;natural gods;historical figures

1672－2035(2012)04－0028－06

K239.21

A

2012－04－20

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洛阳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