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婷姬，秦红芳

(1.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05; 2.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民族高校大学生民族认同、乐观和悲观倾向与情绪类型的关系

朴婷姬1，秦红芳2

(1.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116605; 2.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不同民族的271名大学生。结果表明:①朝鲜族大学生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和归属感均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归属感差异不显著。②民族认同与乐观、悲观倾向和积极、消极情绪类型显著相关。③民族认同对情绪类型直接效应显著;乐观、悲观倾向对情绪类型直接效应显著。乐观、悲观倾向在中华民族认同和积极情绪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中华民族认同和消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乐观、悲观倾向在本民族认同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得出结论:气质性乐观倾向在不同类型民族认同和情绪类型间起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民族认同;气质性乐观;情绪类型;朝鲜族

近几十年来，族群研究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最多。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族群的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心理学界的极大关注。对于心理学研究而言，希望探讨更接近人性本质的问题。早期学者的研究中，对于族群的本质更倾向于客观特征论，即认为一个族群是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人群［1］，但晚近的学者多数倾向于认为族群性的关键在于主观认同。因此，族群性的消解，其关键在于认同的构建和变迁。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社会，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人口比例结构、民族自治政策及民族教育水平的差异，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成员向主流文化融合的程度都不尽相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一个朝鲜族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前，由于朝鲜族的聚居生活、族群边界的维持、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民族语言的应用、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政策等因素的作用，朝鲜族维持着非常鲜明而强烈的族群意识。改革开放后，朝鲜族最早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中韩建交之后，朝鲜族在“汉化”或“韩化”双向开放中，坚持自己的双语、双文化的核心特性，提升了自身文化的“软实力”，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进民族之一。

与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中国朝鲜族具备一些其他民族不具备的特征资源。首先，她是中国最为年轻的少数民族之一，原生文化相对其他民族保存得较为完整;其次，中国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中国的朝鲜族、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朝鲜民族、在日朝鲜人及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构成了跨国界而居，分布地域连成一片的同一民族群体。他们在朝鲜半岛有亲属关系，有共同的民族血缘溯源认同［2］。再次，中国朝鲜族多数处于移民第三、第四世代时期。Ting－Toomey(1981)在一项针对华裔美国人的代际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循环过程，即民族认同在第三、第四世代后代中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本研究以朝鲜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问题，这对于多民族国家处理族际关系、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心理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被试

随机抽取某地方民族高校的300名大学生被试，回收有效问卷271份。其中男生175名，女生96名;低年级组(大一和大二)117名，高年级组(大三和大四)154名;社科人文类114名，理工类40名，管理类41名，医学类76名，平均年龄为(21.33±1.21)岁。朝鲜族89名，汉族147名，其他民族35名。

2.测量工具

(1)民族认同问卷。采用史慧颖(2008)的《少数民族民族认同问卷》，包括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两个子量表及测谎项目。问卷使用之前，抽取621名被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问卷信效度均符合测量学标准。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2)气质性乐观问卷。采用生活取向测验(Life orientation test，LOT)测量被试乐观、悲观两种气质性倾向。

(3)情绪问卷。采用Bradburn的情绪量表，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维度，考察个体在过去一周内的情绪、情感感受。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3。

各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问卷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1 本研究所采用问卷各项拟合指标

3.数据分析

采用SPSS17.0和Amos 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研究结果

1.不同民族组别大学生各变量比较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民族高校样本中的不同组别的大学生(朝鲜族组、汉族组和其他民族组)在民族认同的不同维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在本民族文化认同维度上，朝鲜族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民族(F=5.35，p＜0.05;I－J=0.44，p＜0.01)，汉族和朝鲜族与其他民族样组在此维度上差异不显著。本民族归属感维度上，朝鲜族样组显著高于汉族(F=3.31，p＜0.05;I－J=0.23，p＜0.05)，与其他民族样组差异不显著，其余两组间差异也不显著。本民族社会认同维度上，三个组别间差异不显著。在中华民族认同中的社会文化认同维度上，汉族样组显著高于朝鲜族(F=3.56，p＜0.05;I－J=0.16，p＜0.01)，与其他民族样组差异则不显著;朝鲜族样组与其他民族样组间差异也不显著。三个样组在中华民族归属感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得分分别为汉族样组(4.35±0.56)分，朝鲜族样组(4.15±0.50)分，其他民族样组(4.23± 0.67)分，三个样组分数均很高。说明无论是哪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2.民族认同、乐观悲观倾向和情绪类型潜变量之间的相关

首先检验了民族认同与认知倾向和情绪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表2的潜相关结果说明，各潜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具体而言，本民族认同维度和中华民族认同维度与乐观和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悲观和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说明民族认同、认知倾向和情绪反应之间是协同共变的关系。积极的认知倾向，即乐观与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消极认知倾向与情绪类型的关系，反之亦然。说明良好的认知倾向(乐观)，会产生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而消极的认知情绪(悲观)则会增强个体的不良情绪。

表2 各变量之间的潜相关结果

3.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民族认同和情绪反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构建了完全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以确定乐观和悲观两种认知倾向在民族认同和情绪类型之间是完全中介作用还是起部分中介作用。拟合结果表明，部分中介作用模型更为优化:χ2/df=1.56，GFI=0.96;AGFI=0.95，NNFI =0.98，CFI=0.97，RFI=0.95，TLI=0.98，RMSEA=0.05。由图1的总效应图示结合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生成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①中华民族认同对乐观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11=0.21，p＜0.01);中华民族认同对悲观倾向和消极情绪有显著负影响(γ21=－0.34;γ41=－0.18，p＜0.01)。②本民族认同对乐观倾向和积极情绪的影响直接效应显著(γ12=0.16;γ32= 0.29，p＜0.01)。本民族认同对悲观倾向和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直接影响(γ22=－0.16;γ42=－0.12，p＜0.01)。③乐观认知倾向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β31=0.41，p＜0.01);乐观认知倾向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41=－0.59，p＜0.01)。④悲观认知倾向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β32=－0.40，p＜0.01);悲观认知倾向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42= 0.62，p＜0.01)。⑤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中华民族认同和积极情绪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华民族认同对积极情绪影响的总效应量为0.19，引入中介变量之后，中华民族认同对积极情绪的直接效应降至R0.05，且不显著，间接效应的影响占到74%。乐观、悲观倾向在中华民族认同和消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13，占总效应量的42%。⑥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本民族认同与积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引入中介变量之后，本民族认同对积极情绪的影响仍显著但影响度微弱减小，总效应值为0.32，其中间接效应所占比例为6.3%。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本民族认同与消极情绪间同样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值较大为43%。

图1 乐观、悲观倾向在民族认同和情绪类型间的中介效应注:虚线部分为引入中介变量后，不显著路径，其余路径均至少P＜0.05。

三、分析与讨论

1.民族高校大学生民族认同现状

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汉族样组、朝鲜族样组和其他民族样组，在本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感维度上分别是朝鲜族高于其他民族和朝鲜族高于汉族。文化和民族归属是民族认同最为核心的部分，这种差异说明，朝鲜族大学生对内群体具有强烈的感知和认同。在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认同中，汉族显著高于朝鲜族，但和其他民族差异不显著，作为主流文化，这种具身性的结论无疑是最为贴切的。三组在中华民族归属感上没有显著差异，且都具有较高的中华民族归属感。

民族高校的朝鲜族大学生在具有较高的本民族归属感和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中华民族归属感。这一结论与多数国内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结果相似，即国家认同和本民族认同并存，而与线性两级模型(Liner bipolar model)的假设正好相悖。线性两级模型认为，无论是期待个体在群体中是处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的位置，都会涉及到两种民族身份。生物原生认同和在地认同(一般指国籍)，对一种身份的过强认同会削弱对另一种身份的认同。同样的研究结论也出现在其他民族认同研究中，万明钢、王亚鹏［3］发现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定向类型除了消极的民族认同和积极的民族认同外，还包括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个体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之间是显著正相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对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双重认同有着高度的正相关［4］。

研究结果更契合Andujo提出的文化适应的二维模型［5］，即表明朝鲜族民族认同表现出典型的整合模式。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中国朝鲜族世代聚居生活，族群边界的维持、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民族语言的应用、民族教育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协同作用下，朝鲜族维持着非常鲜明而强烈的族群意识。其二，中国的少数民族不是建立在“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均”的基础上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只是指“人数上的劣势”与地缘人文的特殊性，民族认同不具备国外的“权利性质”［6］，这种无偏的存在模式和国家倾斜性政策，平衡了人少的劣势，增强了中华民族认同。其三，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本民族认同有影响，家庭是否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父母的民族身份、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中华民族认同有影响［7］。朝鲜族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普遍重视教育，知识观的改变，使个体能更为理性，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和甄别是非。Berry研究发现，如果个体的本民族认同较高，对其他族群可常常持肯定的态度，反之亦然［8］。这一观点，也与Phinney的民族认同心理的发展观相契合［9］，在朝鲜族大学生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证实。整合模式虽然有利于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文化发展，但是从长计议，无法确认整合模型中对主流文化的过度“从属”会不会削弱本民族特征。喇维新在对中国西北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回族大学生认为保持回族文化有重要意义，但同时认为回族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淡化趋势。朝鲜族民族认同研究者也有着同样的担忧［10］。

2.乐观、悲观一般结果期待的部分与完全中介作用

民族认同与人格发展的关系是民族认同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主题之一。研究者主要采用相关法，探讨民族认同与自尊、自我概念、自我实现、成就动机和控制点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中潜变量相关结果表明，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与乐观、悲观显示出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一结论，与当前民族认同和人格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趋同。乐观、悲观一般结果期待与积极倾向和消极倾向也显著相关，满足了中介变量衡量的前提条件。

模型反映出，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中华民族认同和积极情绪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乐观悲观倾向在中华民族认同和消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本民族认同与积极情绪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乐观、悲观认知倾向在本民族认同与消极情绪间同样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比值分别为74%、42%、6.3%和43%，中介效应值都较大。说明，无论是中华民族认同还是本民族认同，当个体认同较差或不良，并因此唤起不良情绪体验时，乐观倾向能有效缓冲甚至完全化解不良情绪体验，在民族认同和情绪类型间，起到缓冲作用。而悲观倾向，则会加剧消极情绪体验。

一般结果期待之所以在民族认同和情绪类型间起中介作用，首先在于，乐观、悲观倾向作为人格特质，具备独特的稳定性，如 Scheier等人在1994的研究［11］中发现，在对大学生一般结果期待倾向、自我效能、自尊、特质焦虑与神经质等问卷上的反应进行因素分析，一般结果期待的项目稳定地负载到同一因素上，而不与任何其他变量相混淆，从这个角度而言，证实一般结果期待倾向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本身具有独特性，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意义，其本身与身体健康、情绪密切相关。Anderson对56项有关乐观和抑郁消极情绪关系研究的元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表明，相对于生理症状等其他适应后果，一般结果期待情绪与抑郁的消极情绪体验的内在联系更为稳定［12］。

其次，从一般结果期待的机能上而言，乐观倾向具有重构信念的动态效能，悲观倾向则会放大消极体验和信念。如陶沙的研究［13］从压力应对的角度，考察并证实了个体认知、信念体系，即乐观、悲观倾向的一般结果期待在情绪适应中的复杂性及作用条件。研究认为乐观和悲观倾向在适应研究中，表现出独立性的功能。乐观倾向越强，抑郁水平越低;悲观倾向越强，抑郁水平越高。当压力水平较高时，悲观倾向的消极作用在任何压力水平下均显著，而乐观倾向的保护性作用在压力高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乐观倾向能充分调动认同个体的认知资源、合理评估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正是积极心理学极为倡导的一面。而按照Beck的观点，消极情绪的根源在于消极信念。个体与环境互动中，悲观信念会带有偏见，使其产生一系列的退缩和不当行为，影响和妨碍个体的民族认同和文化适应，环境中的消极信息，会被个体选择性采纳，进一步强化悲观的认知倾向，形成恶性循环。

从乐观悲观的作用机制上而言，乐观悲观倾向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情绪主观感觉的好或差，它们更主要地反映了个体在自我调控上的不同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应对环境要求、各种挑战的策略。乐观悲观倾向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14］:一般结果期待类型不同的个体，应激时采用的策略会存在显著差异，高乐观倾向个体更富有计划性，会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和信息，积极认知重构有助于适应的应对策略;反之，悲观倾向者多数会采用不利于适应的低效价应对策略，如拒绝、回避、否认，产生消极情绪，消极情绪体验又加剧了适应不良。

一般结果期待在民族认同和情绪间的中介作用的存在，从心理健康养护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干预途径。即对心理健康不良的少数民族个体和移民个体，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改变其认同，改变的核心是改变其消极的信念和不合理的期待。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个体认识到泛化的、固着的悲观倾向的不合理性及其消极作用，打破悲观信念－消极适应的恶性循环，同时增强乐观倾向的效能，使个体能从正面看待个体适应，促进良好适应。

3.朝鲜族民族认同现状的研究趋势——由静态路径向动态路径的转化

民族认同是帮助了解和探讨民族关系的核心因素，关注多层次族群认同中的支系认同，建构良性的多层次的族群文化架构和族群认同，可为协调族别内族群关系提供有益启示［15］。民族是分类系统，具有客观的文化形态、历史的继承性，但是民族同样具有动态的一面，当前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大都停留在“静态”研究的层面上，侧重历史的、传统的分析，忽略了一些认同指标的变异和分化，淡化了民族或族群间的“临界作用”。当前这种采用问卷调查，点面式的研究方式，只能反映民族认同的在相对稳定时空间的现状，而不能动态地把握群体成员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动态变化。Phinenny认为民族认同具备发展性和阶段性两个特征，民族认同会表现出代际差异，会出现认同的循环往复，横断的研究则很难反映民族认同的发展性一面。另外，中国社会的政治和人文环境正处于转型期，少数民族在与他族不断交融的过程中，其个体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些都要求研究者以动态发展的观点，从历史长河中，结合现实的发展变化，重新定位民族认同研究的立足点和采用的研究方式和方法。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2］朴婷姬.试论跨国民族的多重认同——以对中国朝鲜族认同研究为中心［J］.东疆学刊，2008(3):39.

［3］万明钢，王亚鹏.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J］.心理学报，2004(1):83－88.

［4］史慧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心理与行为适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7.

［5］ANDUJO E.Ethnic identity of transethnically adopted Hispanic adolescents［J］.Social Work，1988(33):531－535.

［6］罗平，张雁军.民族认同的心理学研究述评与展望［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109.

［7］秦向荣.中国11至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8］BERRY J.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J］.Canadian Psychology，2004，45(4):315－316.

［9］PHINNEY J S，ANTHONY D O.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7，54(3):271－281.

［10］喇维新.西北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健康与高教管理策略的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3.

［11］SCHEIER M F，CARVER C S，BRIDGE M W.Distinguish optimism from，neuroticism(and trait anxiety，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4，67:1063–1078.

［12］ANDERSON G.The benefits of optimism: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6，21(5):719－725.

［13］陶沙.乐观、悲观倾向与抑郁的关系及压力性别的调节作用［J］.心理学报，2006，38(6):886－901.

［14］SCHEIER M F，CARVER C S.Effects of optimism 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mpirical updates［J］.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1992，16:201－228.

［15］黄泽.族群视角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研究［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3(1):7.

(责任编辑 王莉)

Relation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Ethnic identity，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Affects i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PIAO Ting－ji，QIN Hong－fang

(1.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eastern Minorities，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2.Teachers＇College，Yanbian University，Yanji Jilin 133002，China)

A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among 271 university student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The results show that Korean Chinese have a better sense of ethnic identity than Han Chinese and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Chinese national sense of belongingness among each group.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ethnic identity and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ffects.Furthermore，the path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ethnic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minority have direct effect upon styles of affect，and 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orientations directly affect the styles of affects.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orientations tot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part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negative affec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styles of affect respectively.It is concluded that dispositional optimism partly or tot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and styles of affects.

ethnic identity;dispositional optimism;affects;Korean Chinese

book=4,ebook=11

C95

A

1009－315X(2012)04－0289－05

2012－02－28;最后

2012－03－19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9BMZ040)。

朴婷姬(1965－)，女，朝鲜族，吉林汪清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朝鲜族社会文化研究和民族教育心理研究。

秦红芳(1979－)，女，山西运城人，讲师，东北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动机心理学和民族教育心理学研究，E－mail:qhf@yb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