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林，张 扬

(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605)

内蒙古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马 林，张 扬

(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605)

近年来内蒙古牧区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仍存在许多问题，以至阻碍了牧区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实地调研，对具有地区特色的三种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提炼，认为这三种模式有可能成为中国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引 言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国内草原面积最大的牧区，2009年全区草原面积6 560.9万公顷，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5.06%;在全国266个牧业及半农半牧业县中，内蒙古有54个(其中牧业县33个，半农半牧业县21个)，占总体的20.3%;全区牧业人口数369.61万人，占全国牧业总人口数的22.84%;畜牧业产值721.44亿元，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5.9%，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居全国牧区之首。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在牧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牧区发展之路充满曲折，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区甚至农区，而其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又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如何构建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新牧区建设进程中既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内蒙古牧区发展中存在的难题

1.草原载畜量快速增长造成草原生态的破坏

从表1可以看出，2000到2009年全区牧业和半牧业县畜牧产品销售量均有大幅度增长。表明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对畜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在需求的强力拉动下，随之草原载畜量大幅增加。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牛、羊饲养量较1978年分别增长了6.3倍和5倍。2009年全区草原家畜超载率高达25%，远超过合理的草原承载能力。这种掠夺式经营直接造成草原的退化、沙化和荒漠化，加之开垦、采矿等行为，2003至2009年，全区草原面积减少61.31万公顷。

表1 内蒙古牧业和半牧业县畜牧产品出售情况 单位:吨

表2 内蒙古牧草地总面积

2.草原生态保护造成牧民增收困难

近年来，由于生态保护的需要，牧区大面积实施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如内蒙古自治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规模达到5 206.7万公顷，其中:禁牧1 886.7万公顷，休牧2 713.3万公顷，划区轮牧606万公顷［1］。受此影响，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减少，来自畜牧业的收入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牧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畜牧业收入，受语言和生产技能等因素限制，牧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工资性收入较少。加上承包的草场、宅基地、房屋资产还没有被激活，牧民财产性收入也很低。以鄂尔多斯牧区为例，2009年，鄂尔多斯牧区人均纯收入7 714元，其中畜牧业收入5 910元，占76.6%;工资性收入1 010元，占13.1% (远低于全市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占38.8%的比例);转移性收入420元，占5.4%;财产性收入374元，占4.8%。第三，由于国家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仍待完善，补偿额度仍然较低，还无法保障牧民减畜不减收。上述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致使牧民收入受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影响较大，客观上牧民为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做出了较大利益牺牲，如此持续下去有损于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积极性［1］。

3.粗放式生产方式造成畜牧业发展难以持续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牧区内小规模、粗放型家庭畜牧业仍占主导地位。粗放式生产方式给畜牧业发展带来三方面不利影响:(1)牲畜品质下降，单位家畜给牧民带来的收益降低。家庭畜牧业生产方式使得牲畜繁育时只能采取自然繁育和近亲繁育方式，同时牧草品种单一也满足不了牲畜对营养和微量元素的需求。牲畜品种退化、质量下降问题比较严重。例如东乌旗乌珠穆沁肥尾羊，在20世纪60年代时最大的肥尾羊能长到100斤以上，而现在能长到60斤已属罕见。(2)不利于提高牧草的利用效率。牧民定居后，常造成定居点和水源周围牧草过度采食和践踏，而远离定居点和水源的牧草得不到充分利用。由于牧草利用效率低、牲畜转化率低，中国单位面积草原的畜产品产出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3)易造成草原退化、沙化和荒漠化。家庭畜牧业生产方式使牧民面对生存压力及市场需求增加时，只能单纯地依靠提高饲养量。这样，在草原面积限制下，畜牧业增长空间有限，且给草原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形成“饲养量增加→草场退化→收入降低→饲养量增加”的恶性循环，无法支撑起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2］。

草原畜牧业粗放型生产方式难以为继，促进草原畜牧业从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是中国畜牧业生产的必然方向。然而，牧业人口众多使得这种转变困难重重:一方面，牧业人口过多给草原带来了沉重压力，阻碍了对草原的合理利用。“人口增加—家畜超载—草原破坏”是当前牧区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人口过多也给草场流转增加了成本，使得推进畜牧业的规模化经营难度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内蒙古牧区发展过程中，生态、经济、社会、民生等系统还无法做到和谐共生，协调发展。探索并构建既能实现生态优先，又能符合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的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中国牧区未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3］。

三、内蒙古牧区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的总结

“十一五”以来内蒙古牧区部分地区通过不断总结和创新，探索出一套符合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1.鄂尔多斯现代家庭牧场推进模式

内蒙古鄂尔多斯牧区发展模式表现为制度创新与工业反哺双重驱动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制度创新为内生主导，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畜牧业规模经营，实现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制度创新促进牧民建立合作制经营和持续增收，实现藏富于民;同时，借助制度约束缓解草原压力及实现生态可持续。经济、民生与生态可持续共同支撑了鄂尔多斯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模式中，具有一个关键的外生补充和支持因素，即工业反哺。这既是一个能够为牧区、牧业、牧民发展提供升级空间的端口因素，又是保证制度创新能够较快落地、获得实效的加速因素。同时，在相当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较具鄂尔多斯特色的地方性因素。鄂尔多斯近年来在工、矿产业获得巨大突破，使其形成了其他牧区难与相比的强大经济实力，使其对牧业具有产业反哺、短期撬动、强力加速以及快速提升的动能和势能。

如果说制度创新为鄂尔多斯牧区可持续发展指定了方向，工业反哺则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见表3。二者协调共生、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鄂尔多斯牧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内核。此模式的机制传递过程大体如下图所示。由制度创新和工业反哺的内、外双重驱动，通过多重机制的叠加与传递，形成有利于牧区多系统(生态、民生、经济、科教、社保)复杂均衡的良性循环。既解决了中国牧区畜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承载力、草原生态建设与牧民增收、牧区人口压力与畜牧业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又实现了建设生态良好、生活宽裕、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新牧区目标，进而实现鄂尔多斯牧区的可持续发展［4］。

图1 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家庭牧场”模式

表3 鄂尔多斯市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政府投入情况(单户)

2.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生态旅游推进模式

牧区传统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原因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单一，以草原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牧民增收只能单纯依靠增加存栏牲畜数量或耕地面积实现;三是经济系统封闭，投入产出只在农牧民家庭内部自我循环［2］。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方面草原承载能力限制了牧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牧民人口压力和增收压力使得牧区经济粗放增长终究会导致生态的全面退化。西乌旗位于自治区乌珠穆沁草原上，旗党委、旗政府明确建设“草原生态旅游文明城镇”的发展目标，借助生态旅游突出展现游牧文化内涵和自然生态景观，把发展重点放在繁荣城镇经济、优化投资环境和提高生产质量等功能上，以此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人文居住环境，推动了西乌旗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本文认为，生态旅游推进模式从根源上解决了上述牧区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两方面困难:一是生态旅游促进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其一生态旅游可以优化产业结构，生态旅游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有着突出贡献，而三产结构的优化是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其二，生态旅游可以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旅游业可以通过产业之间相互联接的波及效果，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生产活动，例如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吃、住、行、购、娱、环保等几大要素相互协作和配合，所以生态旅游业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一系列关联产业发展，催动经济的增长。二是实现了牧区人民的持续增收。首先，拓宽了牧民的增收渠道，使牧民不再单纯依靠增加存量牲畜数量增收;其次，其他产业的发展也使得牧民有更多机会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减轻牧业人口过多对草原生态的压力。三是利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复兴，实现社会稳定。旅游是一项文化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传统的民族习俗和文化得以恢复和开发，传统的民间艺术受到重视和传承，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自豪感和社会稳定。此模式通过把造成牧区草原生态恶化的人口压力和增收压力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释放出去，其机制传递过程大体如图2所示。

孟子武德观念中以道抗势、对于现实功利的拒斥，使其上升成为不因现实环境而动摇的理想信念，具有为法家、纵横家所不及的历史眼光：

图2 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

3.呼和浩特和林格尔蒙牛澳亚牧场模式

蒙牛澳亚示范牧场由蒙牛方鼎公司、澳大利亚澳亚公司以及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共同投资建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牧场，已形成万头奶牛养殖基地。在环境保护方面，该牧场配套建设了粪便处理系统。该系统可实现污水变清循环利用，同时产生沼气作为能源来供暖、照明，并且经过无害发酵后的粪便，可作为肥料进入种植区，既形成环保生态圈，又能合理利用资源。牧场引进全球品种最优且适合于内蒙古生长的草种，建成优质牧草种植示范园。该模式的核心为有效地找到了企业利益与牧区生态利益的契合点，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良性循环。即利用规模经济提高企业效益，为环保投入提供资金支持，而生态建设既为企业提高了知名度，又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环境基础，如图3所示。

图3 牧区可持续发展的“蒙牛澳亚牧场”模式

四、研究启示

从上述三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制度创新是核心

中国牧区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是草原产权制度设计不完善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及牧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实现牧区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转变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制度创新。一是依靠制度创新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二是依靠制度创新减轻草原压力。通过种养结合、牧区人口转移与“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和以草定畜”等制度设计，有效地缓解草场压力，为恢复草原生产力创造条件。三是依靠制度创新改善民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禁牧、休牧、划区轮牧补贴力度，保证牧民减牧不减收;建立合作经营机制，挖掘牧民增收潜力;加大社保力度，推进牧民政策性增收;建立牧、农、工三产联动发展链条，拓宽牧民增收渠道。最终形成生态、民生、经济、科教、社保多系统的良性循环。

2.资源整合是前提

质量效益型草原畜牧业的关键环节是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这既符合党在牧区的基本政策和制度，又适应当前牧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有如下益处:一是利于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效率;二是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牧民合作制经营，提高牧民收入;三是符合畜牧业规律，便于政府生态监管，实现草原永续发展。而现代草原畜牧业示范户建设的前提是通过牧民转移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规模效益。

3.科教发展是保障

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自繁自衍的饲养技术以及以资源换数量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型畜牧业的主要表现形式，内在原因则是现代畜牧业发展观念和技术的缺失。要想提高牲畜质量，建设畜牧业与生态和谐共生的质量效益型现代畜牧业，实现牧区可持续发展，需要科教发展作为保障。通过教育和科技投入既实现牲畜良种化、饲养科学化，解决草畜矛盾;又要通过先进的技术治理草原沙化、退化，进行生态建设与监管，实现生态文明。

［1］中国畜牧业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2］邓艾.可持续发展的草原生态经济模式——甘肃牧区生态经济问题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7－16.

［3］杨智勇.草原旅游发展对牧区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8(6):93－96.

［4］刘丽梅，吕君.生态经济型视野下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探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版，2008 (1):59－63.

［5］刘加文.重视“三牧”问题加快牧区发展［J］.中国牧业通讯，2010(21):9－12.

(责任编辑 董邦国)

Mod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Inner Mongolian Pastoral Areas

MA Lin，ZHANG Y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Inner Mongolian pastoral area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in recent years，but many problems still exist that have hindered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ose areas.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the paper summarizes，refines three development pattern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reas，and concludes the three patterns could serve as model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oral areas in China.

pastoral areas;sustainable development;mode

book=4,ebook=51

F205

A

1009－315X(2012)04－0304－04

2012－02－27;最后

2012－04－25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点项目(10AMZ006);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青年项目(09CMZ02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DC10050201)。

马林(1957－)，男，回族，教授，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