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刚 孙艳茹

引 言

作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议题，在美国与生命相关的议题之中，从未有哪个议题像堕胎(abortion)一样，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有关堕胎的论争涉及宗教、伦理道德、法律、哲学、医学、文化以及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等众多领域。因此，堕胎在美国被认为是“争议最大、最情绪化的议题”。(Forlizz，1990)美国早期堕胎权利拥护者、著名的医学专家迈尔文·施瓦茨(Melvin Schwartz)认为:“堕胎问题是医学问题……在密苏里州，法律的撰写者大多是些老式学者，他们总是会把医学的自然规律和各自的道德价值观混淆在一起。能否堕胎的结论将对孕妇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堕胎与否，无关神学，无关政治。”(Craig＆M·Brien，1993)但从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点燃了“堕胎争论的熊熊大火”后，美国的堕胎论争便超越了之前的道德、法律、社会范畴的地方性议题，不再是纯粹的社会或道德问题，“有关堕胎权利的争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力量、极端对立地摆放在政治舞台上”(Lawrence，1999)。

在现代美国，堕胎和枪支管制(gun control)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两个经典议题和政治景观。本文选择美国《时代周刊》(Time)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期关于堕胎议题的报道。透过作为政治景观(political landscape)的堕胎，考察大众媒介在“总统竞选”这一极富政治情境的场域中，对争议性议题堕胎的叙事框架，探讨如何建构基于生命意义的媒介伦理及对政治、公共决策等的影响等议题。

一、生命的分歧:美国堕胎的争议与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

2012年1月22日，美国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