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文杰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发生巨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社会文明表征的媒介技术，也发生了较大变革。传媒技术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还具有“物质”力量的文化生产。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认为，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同样重要，在确定情境的界限中，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当成关键因素。媒介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①。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欧洲在18世纪经历的启蒙思想运动不仅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传播过程，还是有赖于一个物质的生产过程，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时，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也在传播。

无独有偶，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1914-2009)的综合分析法推论，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晚清社会经过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阶段，各个社会阶层逐渐认识到对文化的改造和变革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这成为思想文化变革的内因;而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入侵中国，辅助以西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思想传播的外因，其传播无不借重于大众传媒以开展社会舆论的改造。

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晚清社会传播密不可分，其拓展了西方文化思潮传播的舆论空间，逐渐带来民众乃至整个晚清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那么在晚清，中国媒介技术发生了哪些变化，进而产生了何种效果及影响?因此，本文试就此论之，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