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丽夏提·马木提

（和田地区师范学校 新疆和田 848000）

回鹘文在我国北方民族中的传播

古丽夏提·马木提

（和田地区师范学校 新疆和田 848000）

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于公元 8世纪前半叶以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为基础创制的音素文字。回鹘文产生后，不仅在回鹘文化历史上，而且也在北方诸民族文化历史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北方的许多民族以回鹘文为基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本文以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回鹘文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结合汉文史籍的有关记载，初步推定从公元10世纪起至今，回鹘文一直广泛传播在西起阿尔泰山，东至辽河流域一带的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契丹小字，蒙古文以及后来的满文、锡伯文之创立皆受到回鹘文的影响。回鹘文、契丹小字、回鹘式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具有源流关系。

回鹘文；应用；范围

回鹘人（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共同祖先）为了适应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摸索，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字——回鹘文。它是以回鹘为代表的突厥语族诸民族及一些非突厥语族民族所使用的，应用范围广，使用时间长，影响大，留下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是一种跨语言、超方言的文字。

据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来看，回鹘文大约是公元 8世纪前半叶，即维吾尔西迁前不久开始使用的，但广泛使用是在 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回鹘文来源于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回鹘人在与粟特人的交往中逐渐采用了这种文字。“回鹘文”一名的出现与成吉思汗的西征和回鹘人塔塔统阿的归顺有关系。《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中出现“畏兀字”，赵珙《蒙鞑备录》中出现“回鹘字”。这里所谓的“畏兀字”，“回鹘字”即回鹘文。“回鹘文”之称当以此为始。此后这一术语开始频频出现于中外文献中。由是观之，“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又因为蒙古人采用这种文字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从而使“回鹘文”影响进一步扩大，名播寰宇。[1]

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因年代不同，各时期字母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先为18个字母，成书于 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曾对回鹘文（作者称其为“突厥文字”）有过描述。如：“所有突厥语都采用的基本字母有18个。突厥文字（回鹘文）就是由这些字母组成的”。[2]作者还提供了一个字母表。后来随着回鹘文的广泛使用，这种文字也不断完善。最后发展成 23个字母。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改为从左往右竖写。

回鹘文除了语言学范畴内的一系列特点外，最重要的是，这套文字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不仅在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维护突厥语族语言的一致性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曾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字有过很大影响。据报道，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有 400余件，而经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并刊布的文书只在 200件左右。[3]但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这些研究多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而且其中对这些文书的翻译、转写又占了相当大的比率，对回鹘文的应用范围问题未能取得详细统一的意见。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搜集并精心梳理各种有关资料，力求对回鹘文在我国北方民族中的传播情况作一尽可能详尽的推定。

回鹘文对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回鹘文很早就传入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众。10世纪初，畏兀儿人把回鹘文传给了契丹人。辽皇室也延请畏兀儿学者为师，教授诸皇子，在此基础上契丹人创制了契丹小字。13世纪初，畏兀儿人把回鹘文传给了蒙古人。蒙古皇室继续请畏兀儿学者为诸皇子师。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教授诸皇子回鹘式蒙古文后，这种蒙古文在漠北流传开来。满族人又从蒙古人那里接受了这种字母，形成为满文。锡伯人接受满文形成锡伯文使用至今。通过他们的使用，回鹘文在我国北方地区也间接地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应用。

回鹘文对契丹文字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族使用的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是公元 921年在汉字的基础上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契丹小字则是公元925年从回鹘文创造出来的。不过，研究者从笔法与字形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回鹘文对契丹小字的影响更多的表现在拼音法规则中。此外，回鹘语言也对契丹语有所影响，契丹语中有很多回鹘语借词，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名号即有可能来源于回鹘语，契丹对吐蕃的称谓“铁不得”是直接从回鹘语那里借用过来的。[4]回鹘的许多职官名称更是为契丹所借用，如：可敦（qatun）、夷离堇（erkin）、惕隐（tegin）、于越（uga）、达刺干（tarqan）、夷离毕（iltabir）、详稳（sangun）、挞林（tarim）、梅里（biruq）等。[5]以上史实充分地证明回鹘语言文字在契丹社会中的应用。

契丹族907年建辽，历经五代、北宋，1125年灭于女真族。辽亡后，契丹字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近一个世纪。金初曾借用契丹字。1191年金朝“诏罢契丹字”。[6]契丹字从921年创造到1191年废弃，历时270年。

13世纪初蒙古人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即回鹘式蒙古文，又称老蒙文。蒙古族采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是在 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之后。这种文字后来被称为“回鹘式蒙古文”。这是蒙古人创制最早的文字，也是汗国初期的官方通用文字。[7]

回鹘式蒙古文形成以后很快被普及，成吉思汗曾下令让贵族青年，包括君主本人的儿子们学习畏兀儿文字。[8]每一位蒙古贵族都力图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拥有私人的笔帖赤。13世纪前半叶，这些笔帖赤多来自回鹘人，他们成为蒙古各机构的核心，培养了大批蒙古学子。[9]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畏兀儿文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0]

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回鹘式蒙古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同一文字被用在编纂蒙古习惯法（“大扎撒”）和编写蒙古诸部落的官方编年史《成吉思汗金册》上。这两部书藏在汗的金库里，准许入库的除汗族成员外，只有世袭保管《金册》荣职的某些大臣们。[11]蒙古统治者还多次下令在诏诰典祀中使用回鹘文。“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2]《元史·释老传》记道：“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回鹘字），以达本朝之言”。[13]此外，民间之使用涉及方方面面，现今传世的大量用回鹘文撰写的宗教经籍（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社会经济文书等多系这一时期所为。

在 126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受到限制，因为此时已正式颁布“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新字制成后，忽必烈多次下令在诏诰典祀中要使用这种文字，企图取代回鹘式蒙古文。由于新字对蒙古语方音的适应能力远不如回鹘式蒙古文，因此，尽管朝廷竭力推广，但仍然只限于官方狭小范围内通用，始终未推广开来，故其使用范围也仅限于元朝发布的官方文书等，八思巴字在蒙古人相对集中的岭北行省和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等国宫廷中并未真正使用。[14]无论从准确性还是纯正性，巴思八字都不能与回鹘文字相提并论。八思巴字不仅没有取代回鹘式蒙古文，反而仅行用了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4世纪初已在元帝国的中心停止使用八思巴字。1312年受皇帝命令在大都用回鹘文印刷出版。[15]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也逐渐失去了使用价值，到 15世纪，八思巴字被蒙古人遗忘。[16]到目前为止，在蒙古境内尚未发现一个用八思巴字写成的蒙古铭文。八思巴字文献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主要为金石、文牍等。而回鹘式蒙古文却历久不衰，至元朝后期，又逐渐通行开来，民间一直都在使用，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撰写的各种文献，其中有不少金石、手抄和木刻文献流传至今，如蒙汉合璧的《孝经》刻本和《张应瑞先茔碑》等。[17]19世纪末，研究者发现位于北京西北 48公里处的关沟峡谷之中的居庸关云台（其云台建成于 1342年）上有用回鹘文刻写押头韵的韵文体作品《建塔功德记》。[18]这既说明元代后期回鹘文还在大都北京使用，也说明回鹘文的影响波及到北京。

回鹘式蒙古文经过元、明两代，到 17世纪初发展成为两个支派：一支是现在通行于我国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另一支是仅在新疆蒙古族中使用的托忒蒙古文。在这方面，（匈）д·卡拉在《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一书中写到：“东部蒙古人至今仍在使用 13世纪初引入的回鹘书面语。中世纪蒙古文与现代回鹘蒙古文在其外部特征，即拼写法上已有差别。17、18世纪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字母排列的基本规则并没有变化”。[19]

16世纪末，满族人以蒙古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满族的祖先女真人起初因没其文字，在与周边民族交往活动中使用过契丹文。公元 1115年，金朝建立，金帝需要创制女真文字。于是，他命令完彦希尹仿照汉族楷字创制女真文字。[20]公元 1119年，女真文字的创制完成，金太祖下诏颁行，人们将此文字称为“女真大字”。到了 1138年，又一位语言学家创制了另外一种文字，于 1145年开始颁行，此文在习惯上被称为“小女真字”。从此以后女真大小字同时并用。但是，女真文字没有使用长时间，随着金朝的灭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232年金朝被蒙古灭亡，女真文在中原地区基本绝迹，在东北地区少一部分人使用。到了明朝中叶，人们逐渐弃用女真文字。

15世纪中期，满族的西部邻居蒙古人正使用以回鹘文为基础创制的蒙文。公元 1599年，努尔哈赤下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文为基础创制满文。[21]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制了满族文字。这种文字在习惯上被称为“老满文”。公元 1607年到1636年间，官修史《满文老档》使用老满文记载了清初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历史文献。

后来，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老满文存在识读困难等严重的不足，这就影响其交际作用的发挥。于是，皇帝下令巴克什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达海经过 10年多的努力，改变老满文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一些新字母等方法，终于在 1632年完成文字改革，使老满文成为一种较完善的文字，改革后的满文在习惯上被称为“新满文”。[22]新满文产生以后作为满族人的交际工具广泛使用在民间和宫廷。

回鹘文作为一种民族文字，竟袭用影响了两个王朝（元和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3]

满文的行用又直接促成了锡伯文字的形成。锡伯族起初也没有自己的文字。由于锡伯族的固有语言与满族的语言基本相同，所以，锡伯族从编入满洲八旗起开始习用满文。据查锡伯族开始习用满文当是满文创制 96年后的康熙三十四年（1695）。[24]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千多名锡伯人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他们的后代—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在 240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固有语言，并一直使用了满文作为交际工具。1947年，锡伯人把满文发展成为锡伯文。

1947年，在伊犁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所在地伊宁市成立了“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简称“锡索协会”），吴扎拉·萨拉春等老一辈学者总结锡伯族长期使用满文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现行满文作了某些改革，使满文更适合锡伯人的语言特点。通过这次改革，这种改进了的满文就名副其实地成为锡伯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确认该文字是锡伯族人民使用的文字。[25]行用至今。

上述情况说明，回鹘文大约是公元 8世纪前半叶，即维吾尔西迁前不久开始使用的，但广泛使用是在 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回鹘文是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以古代粟特人使用的草体粟特文为基础创制的音素文字。回鹘文产生后，以回鹘为代表的我国北方的许多民族作为交际工具使用。回鹘文的使用范围较广和使用时间较长。回鹘文从公元 10世纪起至今，一直广泛应用在西起阿尔泰山，东至辽河流域一带的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我国北方的许多民族以回鹘文为基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契丹于公元 925年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契丹小字），一直使用到 1191年；蒙古人于公元1204年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一直使用至今；满族人于公元 1599年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满文，一直使用到辛亥革命时期；而锡伯人于公元 1695年开始使用满文，直到 1947年方在满文的基础上稍加改革形成了今天的锡伯文，行用至今。回鹘文、契丹小字、回鹘式蒙古文、满文和锡伯文具有源流关系。

[1][4]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民族出版社，2003，P119、455-457.

[2]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辞典·第一卷（维吾尔版）[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P8.

[3]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收藏与研究情况概述[J].西北民族研究，1997（1），P157.

[5]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J].民族语文，2005（1），P62-63.

[6]张铁山.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P338.

[7][14][17]乌云毕力格.蒙古史纲要[M].内蒙古出版社，2007，P67、67、67.

[8][11]（日）内田吟风等著，余大钧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M].（俄）瓦·符·巴托尔德.关于畏兀儿文献及其对蒙古人的影响问题[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P459-460、459-460.

[9][15][16]（匈）д·卡拉著，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M].内蒙古出版社，2007，P13、25、25.

[10]Christopher Dawdon，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New York，1955，P142.

[12][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七·武都忠简王神道碑[M].湖北先正遗书本.

[13]元史·卷202·释老传[M].

[18]杨富学.居庸关回鹘文功德记 uday考[J].民族语文，2003（2），P62.

[19]（匈）д·卡拉著，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M].内蒙古出版社，2007，P13.

[20][元]脱脱.金史·第五册·卷 73[M].中华书局出版，1975，P1684.

[21]清史稿·卷24.

[22]张虹.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J].满语研究，2006（2），P31.

[23]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P201.

[24]佘吐肯.论锡伯文和满文的源流关系[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4），P38.

[25]永志坚.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二辑）[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P259.

古丽夏提·马木提（1969-），女，新疆和田人，和田地区师范学校讲师，研究方向：维吾尔古代语文研究。

2012-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