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新，张 玲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自东汉以至今日，历代名家对司马迁著史以“成一家之言”多有阐发和论述。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序》谈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夫子之所述也。”［2］8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序》中提出了不同见解:“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2］8从司马贞到张守节对“成一家之言”的认识有质的改变，认识到司马迁著史为有意识的自觉创作。韩兆琦在《史记通论》中讲:“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叙往事，思来者’，也就是要总结一套以往的经验教训，来为当今和未来的治国平天下指明道路。”［3］151这种观点看到了《史记》创作著史以治世的一面。对此梁启超则有不同认识:“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子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和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2］86－87这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著《史记》是借史的形式阐发自己的思想。梁启超这一观点常乃德在《历史哲学论丛》中有精彩的论述:“……所以是哲学，而不仅是历史。”［2］43－44程金造在《史记管窥》中对前人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认识做了辩证梳理，认为:“《史记》借史事明道理，有如孟轲、荀况、韩非诸人的著作书中有其自己的思想核心与体系。”［4］63至此前人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念已达成初步共识。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析。

司马迁著史以“成一家之言”，其史家的文化职责要求其本着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关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在历史的著述中，追求史书不朽的价值，以建立不朽的功业，进而实现自我价值。固其“成一家之言”内在表现为自我的能动价值追求与实现，外在表现为史家的历史使命和人文关怀。

一、司马迁的自我实现

司马迁著史以“成一家之言”，内在动机为其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不舍追求。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饱含感情的笔墨书写其愤愤不平之气与发愤著书以求不朽之名的志向。无论是他积极入世“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1］2729还是对人的价值不朽的追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2732，都表现着对人生价值追求的自觉。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2733

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节原因有三:其一，“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其二，“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自己心中的愤懑无法排解;其三，“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耻功名不表于后世。其本质精神归为一点即对人的价值被埋没的不甘和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追求。

司马迁欲发愤著书以成就自己的功名，一雪前耻，青史留名。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2735

司马迁对名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生死，名本身作为独特的价值存在，不惜以死求之。故司马迁在生命被摧残的境遇下，更加积极地追求自我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偿宫刑之辱。司马迁所要抒发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闷更是那个时代的苦闷，人的自由的发展与社会无法满足其愿望的矛盾。

对此，可以从《史记》的体例和人物来对此做进一步阐释。《史记》创作中寄托司马迁的人生理想和认识，前人多有论及，在此不做特别阐释。仅从《史记》体例来探寻司马迁人生理想的蛛丝马迹。七十列传之首以伯夷为端，不必探其微言大义，但其中必有一定道理在。在《史记》七十列传中列《伯夷列传》为传首。村尾元融曰:“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明己述作之旨。”［5］3724《《太史公自序》云:“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5］6374立德故天下人守节义，韩愈在《伯夷颂》中曰:“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5］3725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说:“……教人以伯夷为法，而又深叹能识伯夷者之少也。合前后观之，杂引经传，往复咏叹，似断似续，如赞如论，而总以表彰伯夷为主，以孔子之论为定评。”［6］59死生大义，不可不慎也。故司马迁激赏为自己的人格理想而死节者。其为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理想中的立德。无独有偶。在“三十世家”中，列“吴泰伯世家”为首。李景星在《四史评议》中曰:“世家首泰伯，列传首伯夷，美让国高节以风世也。”［6］59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道:“吴之让国，于商得泰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叔齐焉，又五百年，而后季札者出，其所从来远矣。彼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力而相角者，踵相接也，其视让国之义何如? 太史公特表而出之，有深意在。”［5］2191司马迁是否有意为之，无从考据。但是通过世家、列传首篇表举大德，可以得出司马迁重节义，礼让，立德。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为立德，《左传》有言“太上立德”，立德有其不朽之价值。

司马迁欲效伯夷叔齐死节，但是死而不能如伯夷叔齐，“得夫子而名益彰”;不能如颜渊“附骥尾而行益显”，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5］3722，况“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1］2735。故太史公，隐忍苟活，不拘小节，“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5］3729;“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5］3852;“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5］5122贤者重其死，以求功名事业于天下也。故司马迁著书立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求建立千秋功业。

司马迁的理想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汉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这个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躯体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7］67这种精神表现在汉武帝身上为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表现在司马迁身上则为他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包罗万象的历史叙事。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成长，汉朝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人对客观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的人们高扬着积极改变客观世界的能动精神。故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闪烁着人的光辉，人的伟大。《史记》是一曲人的本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赞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以及对自我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强烈认可……这是《史记》这部书渗透着的一种主体精神。”［8］57－61而这种精神正是司马迁自我精神的最好的体现。

二、司马迁的史家职责

司马迁著史“成一家之言”与其史家的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史的传统，中国是一个重实践经验的国度，中华民族有重实践、重实际的品格。同时古代中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史家担任着重要职责，史书有其崇高的价值，通过史书的褒贬来制衡君主的权力。

中国古代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这种政治结构直接导致了:“有德者不在其位，士人即使有用世之心，却无用世之君，所以此时之圣者，既不忍逃避时局之苦困，而当下挑起拯溺解悬之悲愿，但是又由于缺乏政治之实权，故其欲突破困境之艰难与无助的忧患之心，比之于周初圣王唯恐不敬德之戒慎更为深刻，因此，先哲之忧患意识也愈益强烈。”［9］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分离，使得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必须依附于君主，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姜太公、李斯、张良、萧何得明主而仕，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大部分人如孔子、屈原、范增不得其主而仕。凡国家遇明主则兴，遇昏君则败。明主有时也会变得昏庸，如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圣明时建功立业，昏庸时残害忠良。所以古代士人呼唤明主。司马迁在《史记》中屡次表达对贤主的渴望，在《孝文本纪》中借孔子的话“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表达对孝文帝的仰慕。赞赏伯夷、叔齐、泰伯、季札等储君的谦让，希望通过谦让之德可以明主相继。

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分离后，君主的嫡长子继承制难保君主的圣明，所以为了政治的良性发展，必须对君主政治进行有效的干预。权力的平衡在汉初表现为君权、相权与外戚的相互平衡，到了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达到无法控制的境地。这时史家的秉公直书和公正不阿成为约束君主权力的重要力量。

“崔杼弑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5］2244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秉公直书，笔锋所向，不避权奸，正是这种实录精神，进而影响权力阶层的政策与决策以达到对权力阶层的制衡，使国家可以有效的运转。司马迁希望为后世立法，通过修史来探究天与人的关系，古今的变化，成就一家之言来干预社会，影响社会。

修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同时修史在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是至高无尚的事业。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6354

“孔子作《春秋》之说，并非司马迁的发明，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几代人才得以完成的一个巨大的文化创造工程。”［10］56－57《春秋》的微言大义，通过历史叙事传达出作者的道德标准与政治批判，“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通过历史的褒贬来传达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评价:“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中国的史书在客观记叙历史的同时基本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评判与政治思考。这一传统是中国独特文化背景和知识分子自觉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11］11

一种方式就是表现为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力求在仕途上一展抱负，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仕，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孟子，到后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再到“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这一传统贯穿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另一种方式表现为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通过历史的叙事褒贬历史，干预未来，为后世立法。通过著述褒贬，对无道社会的批评，在“明道”之外担任社会批判者的角色。中国知识人历来不甘寂寞。“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5］6336

不仅诸子百家的著述渗透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干预，汉大赋在汪洋恣肆的铺张叙事之外不甘寂寞地传达自己对现实与政治的讽谏，科举诗赋取士，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文学与政治的混血儿。唐宋古文运动的现实主义干预精神几乎贯穿唐宋以至明清。这种现实的干预精神与司马迁的著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三、司马迁的人文关怀

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理念寄予了司马迁的历史思考和人文关怀。其“成一家之言”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人类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探寻。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5］6356在著史过程中要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5］6356树碑立传，他们“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3723。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为之立传之人有不朽之功业。人有了不朽的功业，德行，或言论，理应受到历史的的传颂，这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褒奖，在这里人的最大价值表现为功名的建立，生命的不朽。

然而史官在著史过程中须“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在为有德行之人树碑立传的同时有所褒贬，探寻历史和人类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仅为有功之人立传，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叙事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关怀人类的命运和发展，为后世提供一种规范。

在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上，司马迁认为英雄创造了历史，“对于治政的圣君贤相，司马迁不遗余力地歌颂，强调英雄人物的创世作用。”［12］378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的赞语中写道:“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5］5531－5532在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楚汉战争中，司马迁认识到刘邦胜利的原因在于得贤才而用，“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5］668

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上一位位杰出的人物作为独立的个体，个人功业的建立首先是英雄追求自我发展的结果，他们有着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对功名的建立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自信，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司马迁在英雄人物功业建立的深层探析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并在史记中着重表现这一点。写陈胜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怀疑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雄心壮志;写管仲“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写吴起为成就一番功业，破千金之家;写伍子胥为父报仇，历经种种磨难，成就功名;写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甘受胯下之辱。以此类推，会发现司马迁在人物事迹的选择上深度挖掘人物身上不屈服命运的精神以及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历史的发展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人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虽说司马迁认为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然而《史记》中的英雄人物大都以悲剧命运而收场。“且西伯，伯也，囚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1］2733这些人虽功高甚伟，也难免悲剧的结局，或者功败身亡，或者幽囚受刑，或者不得重用。周公辅佐周成王可谓功德至高，且鞠躬尽瘁，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几百年的稳定和发展，但仍不免受馋受难，仓皇出逃;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却含冤而死;萧何可谓忠心耿耿，却处处受刘邦猜忌，也难免下狱的命运。

司马迁结合自己的身世，对这些悲剧人物抛洒深深的同情之泪，同时理性地探寻其悲剧的原因。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伴随着无数人的牺牲，在周朝以前，人类生活在神权的统治下和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中，在无法战胜的自然面前悲剧地抗争着。周朝宗法制的建立，人类束缚在既定的宗法制结构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秦汉君主专制的建立，一切都纳入君主体制中，像屈原、贾谊、汲黯等等正直之士的价值在君主意志中消解。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历史客观发展的二律背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人的本质要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自己的愿望和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单承彬在《先秦两汉文学史论》第201～226页有深入分析，请参照此文)。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其独特之处在于对人的命运和困境的关怀，深层次地反思历史发展背后人的毁灭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司马迁忍辱负重，立一家之言，完成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推其原因有三:首先受父遗命;其次耻文采不表于后世;再次为中国知识人以道自任的文化使命使然。司马迁作《史记》以“成一家之言”的原因和动机归根到底在于成就自己的功名，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所谓的‘人类本性’或者‘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本性在于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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