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庆勇，阮延俊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坛经》与苏轼诗歌创作

丁庆勇1，阮延俊2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2；2.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坛经》对苏轼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思想角度看，它帮助苏轼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坛经》的“灭尽着相”思想，给苏轼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作为归纳而用，或作为演绎而用，或作为主导思想贯穿全篇而用。

苏轼；诗歌；《坛经》

一、重“学”时代中的东坡习佛

严羽《沧浪诗话》“以文字为诗”[1]评价宋代诗风，是因为宋士大夫“读书破万卷”，尤爱以学问入诗。宋人偏重“学问”的创作现象，苏轼最有代表性，清人赵夔在《注东坡诗集序》写道：“盖胸中之书，汪洋浩博，下笔之际，不知为我语耶、它人之语也，观者以意达之可也。”[2]2832考察宋代国家政策，印刷技术发展，佛教典籍刊行日多，无疑丰富了诗人的题材。苏轼一生与佛学结下不解之缘，他颇爱研读佛典，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写道：“东坡旁通佛老。……至於摹仿佛经，掉弄禅语，以之入诗，殊觉可厌。”[3]1313但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习佛并非真诚地相信因果报应，也不是为了超三乘、登觉岸、往西天，而是企图求得内心的安宁。在《答毕仲举书》说得最为清楚：“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