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雨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430063）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文化环境研究

孙华雨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430063）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期面临着复杂的文化环境。传统主流文化历经维新运动以来多次挑战和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后，其正统地位和话语权威彻底丧失，为新思想的传播扫除了障碍。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被激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新思想和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外来思想的纷纷传入为中国提供了多样选择，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以它的独特力量最终胜出。北洋政府统治下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为中国人民在多样化的文化中进行选择提供了现实可能。

文化环境；传统文化；多样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彻底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面貌。然而，在这个伟大的组织创立期间，也曾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磨难，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复杂多变的政局也为它的诞生增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阻力。但是，黑暗之中也出现了星星之火，中西文化的碰撞，各个学派的论战以及暂时宽松的文化政策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一、传统主流文化崩溃，深层影响依然存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起云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之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不满于现状和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仁人志士们也开始反思拯救民族之道。1898年的戊戌变法唤起了人们对新的国家政权制度的渴望；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掀起了一股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高潮，最终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封建政权的覆灭，导致了封建政权的指导思想——传统儒家主流思想的崩溃，并逐渐丧失了话语权。

儒家思想并非自形成之日起就得到了君主的采纳和重用。相反，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蔑视儒家而尊崇法家，实行了残酷的“焚书坑儒”政策，以达到其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然而，西汉时期，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汉武帝首次将儒家思想推上了至高宝座，他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董仲舒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作为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从此，儒家学说定于一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公羊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在这一时期也为汉武帝的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入到社会的政治、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如汉武帝将公羊学主张的“大一统”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不仅如此，公羊学也为刑法提供了依据，即所谓的“《春秋》决狱”；再者，儒学也一度成为西汉培养人才的经典教材，后经发展遂成“官学”。从此以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思想一直位居正统，“三纲五常”的名教观念成为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伦理纲常的坚固力量，“四书五经”被奉为经典而作为一千三百多年科举考试的内容，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为止。

儒学经典经历了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推崇和宋朝对其的丰富和发展，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维持了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这是因为，儒家的统治思想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严重阻碍。1912年袁世凯上台以后，为了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不惜一切地破坏共和并推行帝制，自封为王。1913年3月和1914年9月，他先后两次发布尊孔读经的告令，把孔子称之为“万世师表”，说“孔子之道，万古常新，与天无极”，并亲自率文武百官到孔庙祀孔，到天坛祭天。同时，他还颁布了《戒严令》、《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等一系列法令，用以禁止人们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其尊孔复古的气焰甚嚣尘上。袁世凯的这一专断行为和倒行逆施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毅然决然要与袁世凯尊崇的儒家思想划清界限，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的文化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两面旗帜，对儒家的封建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1916年，《新青年》记载了被称为反孔第一炮的易白沙的《孔子评议》一文，向孔子和孔教发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连续发表文章，对孔子和儒学发动冲击，并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认为，儒学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要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就必须批判它的指导思想，这样才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其次，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与封建思想的代表——孔子的儒家学说是水火不容的。陈独秀对孔子的有些主张口诛笔伐，批判程度近乎苛刻，尤其是对儒家的“三纲”教义批判更甚。他反对封建纲常礼教，提倡民主平等。他指出封建论理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他说孔教学说是历代君王用于控制小民的工具，而与现在提倡的“独立、平等”格格不入。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必须摒弃封建的思想文化，新的制度必须有新的文化思想作保证；再者，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障碍。陈独秀说过：“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痼弊，流毒至今，未之能解。”（《答常乃德》）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儒家封建思想坚决抵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和讨伐，儒家思想在政治、伦理道德等诸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丧失，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扫清了障碍。正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全面崩溃之际，各种外来思想在五四前后纷纷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在众多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想中，以它独特的吸引力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逐渐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

然而，在传统文化遭受批判，儒家的主流和正统地位丧失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保留着其自身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力，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其精华和优秀基因。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基因隐含在整个民族的肌体之中，长在骨子里。“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具有转型期‘过渡人’的特色，他们新旧兼有，既有心仪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新思想的求新一面，同时他们又是脱胎于传统，因而又带有传统思想烙印的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渊源来看，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2]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溶入到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习惯里，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随时在起着作用，想消灭也是无法消灭的。”[3]其中，先秦时期就产生的“民本”思想传承至今，对我国的政治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并警告统治者要“爱民治国”，才能巩固统治；孔子继承了老子的“爱民”思想，并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庶人出身的墨子也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深切同情百姓疾苦，他主张兼爱、非攻，要求统治者“与百姓均事业”；而孟子是把民本主义推向高峰的圣人，他的著名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贴切比喻为历代开明君主接受，更给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极大的启发，在党创建过程中，始终以群众为依靠力量，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不仅如此，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也对后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古代的艰苦生存条件造就了我国先民自强不息、积极入世的精神。“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故事都可以反映出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更是极力倡导刚健有为，积极入世。孔子曾经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样的话语激励人们自强不息，积极有为。而孔子本人一生孜孜不倦，周游列国，传道解惑。他的弟子也继承他的思想，主张积极入世，认为“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即强调了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孟子也表达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立场，告诫人们要不畏艰难，积极进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单有名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4]宋朝诗人范仲淹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利益为重，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着中华民族儿女，在国家危难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以拯救国家命运为己任。虽然这种民族精神在清朝“乾纲独断”和残酷的文字狱的迫害之下濒于死亡。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积极的入世精神面对人生，对社会、国家的事务要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精神也处于窒息和死亡状态。但是维新以来，这种精神又重新被点燃，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巨大动力。这些积极入世的思想、强烈的民族情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响应者的身上也体现出来。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在他们领导之下的先进知识分子坚决与封建主义抗争的精神，积极进取、誓死报国的坚强意志，以国家民族为重、积极参与世事的热情无一不是受到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走出乡关，一心求学，组建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并积极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举动也正是受到强烈的爱国之心和积极入世的思想的驱使。这也是此后众多的革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展开革命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把生死置之度外和不屈不挠地传播革命火种的根本原因。

二、外来思想大量涌入，多元思想提供多种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有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战争中的惨败使清朝政府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穷则思变”。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搞洋务、造枪炮，开始了寻求救治中国之道。洋务运动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思想传播开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新鲜空气。但是，洋务运动的实质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且只是在表面上或者实体上做了一些改进，却远远没有触及到封建统治的根基；维新变法昙花一现，虽然在思想上较洋务运动有较大的进步，但是它仍然以封建君主为依靠，终究还是要葬身于封建制度之下；孙中山旅居海外，接受资产阶级思想，试图用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破产。在各方寻求救国之方未果的情况之下，各种新的思想传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达到了高潮。20世纪初是中国经历剧烈变更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起就是中西思想文化发生剧烈碰撞的结果。如果说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文化的隐性因素，那么这一时期大量的“舶来”文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显而易见的。

在近代传入中国的众多的西方思想之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一度盛行，并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最早一批革命先进分子们曾经在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对这些舶来的新思想做过设想和实验。

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最大。它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于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在反思战败原因过程中，中国掀起了一股留日热潮。大批留学生接触到了西方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并且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探索社会主义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就是借着这股新潮，经由留日学生介绍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也分为许多派别，在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要数师复一派了。1912年5月，他在广州成立晦鸣学社，并大量印发无政府主义小册子，1912年，他和郑彼岸又在广州成立“心社”，制定戒约；1914年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复刊《民声日报》，以此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甚至创建“世界语讲习所”，试图在全世界传播这一思想。师复不仅仅在理论上宣传无政府主义，也曾经对其进行试验。他将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工人之中，以此影响工人运动，在广州组织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5]不仅如此，师复还试图进行无政府主义村社的创建。“红荔山庄”即为这一构想的试验品，但是最终却因无法兑现而化为泡影。

虽然无政府主义的结局并不是中国的最终选择，但是这一思想在当时因为与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中国进步青年中很有市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和李大钊最初都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友好的态度，甚至在《新青年》杂志上登载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来看他的一个叫朱谦之的北大学生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以及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他回忆说：“在那时候，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正在寻找出路。”[6]

新村主义也是在五四前后在中国一度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思潮。它是20世纪初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提出的一项主张，并创《白桦》杂志对其进行宣传。周作人是中国最先介绍这一思想的人，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赞扬新村主义所提倡的协力精神和发展自由的精神。为此他还亲自到日本参观新村，在《新潮》杂志上又发表《游日本新村记》，并于1919年11月在天津演讲。新村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并发生了影响。武汉的恽代英、林育南都是新村主义的追随者，他们商讨建立新村；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在湖南也开始对新村主义提出构想并设计出新村的计划，即“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在上海昆山，墨西哥归国华侨余毅魂、陈视明等将新村付诸实践。“1920年陈独秀还专程去昆山参观，大加赞许。这些华侨在昆山红村购得25亩地和一间暇屋，披荆斩棘，躬耕其间……不久又有黄大昆、邝即超等加入，建立‘知行新村’，共同劳动，团结一致，组织学习，幻想以新村作为理想试验园地。同时另有一批人，拟组织一启新农场，推行新村运动，赞成的有孙伯兰、张东荪、蔡子民、吴稚晖、陈独秀等，后因农场规模大，不易实行而终止。”[5]

除了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仍有许多其他的西方思想存在，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平民主义思想、工读主义以及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些新思潮都在影响着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是，这些新思潮在实行或者对他们进行试验的过程中一一夭折，马克思主义者在认清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之后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也为他们探索新的道路和最终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的选择，作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它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从而在与其他多种思想的竞争中的最后胜出。

三、多元文化政策实行，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

在众多西方新思潮传入中国的同时，还有一股积极的力量也正在进入中国这个胞体内并开始孕育成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新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能够在当时的中国得以成长，与当时多元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913年，袁世凯为了其复辟帝制的需要，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下令实行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政策大大地摧残了新思想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中国教育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恢复民国初年在教育界的进步改革，清除袁世凯的复辟倒退影响。重新担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于1916年7月12日任职时表示：新教育部将接受全国人民的意愿，重新恢复与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并于1916年9月7日教育部通知各省区：撤销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行的《教育纲要》和1915年袁世凯政府颁布的《预备学校令》。1916年10月教育部颁行《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袁世凯的“读经”及有关内容。这一系列的举措为新思想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一时间，国外的各种学术观念、思想流派开始在中国纷纷传播开来。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还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如新闻出版政策、图书馆、博物馆政策、语言文字政策和发展音乐、美术、舞蹈等，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1916年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命令通知各省区为以前被停邮和查禁的《少年中国晨报》、《党民日报》等21家报刊解禁。到1916年底，全国报纸增加到289种。[7]五四运动以后，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洋政府放宽了对新闻出版事业的限制，国内的文化环境出现了相对宽松状态。五四前后，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新社团和宣传刊物。如国民社和《国民》杂志，还有影响较大的《新潮》杂志，它以《新青年》为榜样，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登记在册的北京社团就有281个，一年之内集会达506次。”[8]其中以1918年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和1919年9月16日由周恩来等人成立的天津觉悟社最为出名。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各种新思想才可以迅速传播，这些先进知识分子进而才能够对各种思想进行研究、比较、实验和实践。在研究、比较、实验和实践近程中，他们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力量，从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落地生根。

[1]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A].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8.

[2]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5.

[3]尚斌，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279.

[4]眭传厚，任曲.旗帜 力量 支柱——爱国主义教育纵横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144.

[5]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261.

[6]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9.128.

[7]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856.

[8]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