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嬗变

2016-10-14李奎原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6年10期

李奎原

[摘要]在青年周恩来路漫修远的真理探求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是其思想新陈代谢中的重要一环。它裹挟革命浪漫主义的糖衣，曾一度迷惑青年周恩来的信仰选择。在旅欧期间，经过反复的理论推求，青年周恩来逐渐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虚无本质，旋即将之摒弃并与旅欧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青年周恩来脑中的无政府思想也由此完成了嬗变。

[关键词]周恩来；无政府主义；信仰；嬗变

无政府主义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种极端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它大力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党，幻想一夜之间消灭所有形式的国家，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扬热烈的政治思潮，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犹如一阵阵飓风，剧烈冲击着封闭内敛的中国思想界。特别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倡导的“互助论”等主张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连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界巨擎也曾撰文予以赞扬。认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1]“人类应该相互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2]

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大肆宣扬暗杀手段，“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3]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对当时渴望民族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很有吸引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澎湃、恽代英、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者。

一、浮云遮望眼——无政府主义思想对青年周恩来的影响

1919年，周恩来等人在天津创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觉悟社成员学习和传播各种先进主张，开展各种改造社会和挽救危亡的活动，而且团结爱国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但这“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4]。恰如邓颖超在回忆中所说，“‘觉悟社受的思想影响，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接近无政府主义”。[5]总的来看，该社团主要是对数种或能救国的理论进行学术性研究的，社员信仰还未最终定型，不少社团成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短暂或长期的追随者。

1920年周恩来赴法“获取学术”。“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6]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思想是悬而未决的。在20世纪前后的法国一些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曾长期定居于此，使得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成为“A.ism（即无政府主义）思想支配的地方”[7]，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心中的“圣地”。初到法国之时，周恩来颇以《克鲁泡特金自传》中“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8]

苏菲亚是俄国著名女革命家，享誉欧洲的著名女杰，同时也是暗杀行动不遗余力的践行者。周恩来早年尊崇侠义精神，曾创作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并对家乡女杰秋瑾题下“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的词句。以此来看，周恩来对苏菲亚的崇敬并非无的放矢。

不久，辗转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西欧各国，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周恩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要凝聚一个拥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政党，联合和领导广大被苦难压迫的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法国本来是A.ism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C.ism（即共产主义）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9]共产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不可阻挡的浩荡潮流。

1922年3月，周恩来在致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10]“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却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11]并且“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2]

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虚无的本质，毅然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追逐，转而选择了共产主义，周恩来脑海中一度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完成了嬗变。

二、针锋相对——青年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在欧洲，李石曾、吴稚晖等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先驱大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国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诸如区声白、华林、刘抱蜀、刘无为等人也相继赴法，成立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工余社并创办杂志《工余》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散布反共产主义的谬论，在旅欧青年中震动极大。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少共创办机关刊物《少年》，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需要“排除的主要障碍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3]

“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14]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理念碰撞，李、吴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周恩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欧洲的交锋不可避免了。

针对无政府主义大肆渲染的个人绝对自由主义与个人万能、反对集中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错误思想，周恩来指出无政府主义“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有分得清的缘故……其势力渐渐等于零……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的不能得用了。”[15]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虚有其表的本质。

1922年，区声白等人印发《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把共产主义理论与宗教信仰等同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周恩来针锋相对，撰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和《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两文，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阐述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实无法可解”。[16]只有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消灭私有制，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

针对无政府主义“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革命后而产业自治”的荒缪主张，周恩来认为“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掌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革命后而产业自治，试问以中国土地的广大，工人知识的幼稚，交通运输机关的不备，世界资本家的联合压迫，民族的散漫，从何而自治？”[17]“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都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无政府主义既然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出来。”[18]

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实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19]

对“俄式革命”的态度，也是旅欧共产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焦点。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遇到了短暂的政治经济困难，署名为“三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余》杂志上发表《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办法》一文，借机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实行资本主义，断言俄式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中国不能再走俄国的老路。周恩来在纪念俄国革命五周年的专号，即《少年》第5期，发表题为《十月革命》的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不但如此，周恩来还在《少年》第6期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质工余社三泊君》一文，驳斥了三泊的无稽谬论。在周恩来看来，“重建私人开小工商业”，灵活而不拘泥于形式，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潮流，“可以增加无产阶级国家的财富”，“这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呢！”[20]。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是非问题与客观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的角度检验思想的科学性，打碎了无政府主义孱弱的根基。不仅在理论上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帮助广大赴欧学生和劳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还吸引了大批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颇具代表的有陈延年、陈乔年、李合林等[21]，壮大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到了1923年，无政府主义逐渐式微，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罕有生存余地，《少年》杂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由此更名为《赤光》。青年周恩来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不仅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桎梏，完成了自身思想的真正转变，同时也更加坚定和锤炼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为投身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固的思想基础和积累了初步的斗争经验。

[注释]

[1]陈独秀.答李平敬.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2]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3]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2页.

[4]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

[6]周恩来自述.第152-153页.

[7]周恩来自述.第162页.

[8]周恩来自述.第217页.

[9]周恩来自述.第162页.

[10]周恩来自述.第160页.

[11]周恩来自述.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