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峰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比较研究

徐永峰

在中国历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都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目前，史学界对注书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就，但还主要集中在对其中一部书的个别研究。试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与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放在时代背景下，从注书的背景、方法和所引书目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比较

一 注书背景的比较研究

在汉代以前，文、史都是经学的附庸，尚没有形成独立的两个学科。汉代时，文、史共同脱离经学，达到文史结合的高峰之作是司马迁的《史记》。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在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后，文、史两个学科就由汉末的貌合神离开始走向了文史分途，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

在《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中说:“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亦不弥远乎!”

由裴松之这段自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注书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注意区分史学语言和文学语言。

在《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泰传》注引《魏氏春秋》中说:“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

裴松之再一次强调了史学的记实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注书已经蔚然成风，出现了一大批的著作。除了本文研究的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外，还包括延笃的《史记音义》、吴韦昭的《国语注》、徐广的《史记音义》等等，它们都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