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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席勒的希腊想象与卢梭的“自然人”理念

2012-08-15

关键词:希腊人本原席勒

施 锐

(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从1794年一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歌德(1749—1832)与席勒(1759—1805)这两位德意志文学巨擘结成创作同盟,共同缔造了“魏玛古典文学”的巅峰时代。“魏玛古典文学”的基本理念在歌德的意大利旅行(1786- 1788)之后即已成型——“完全转向古希腊文化……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被克服的前现代事件而与之疏远”[1](P167),“古希腊的社会和古希腊人的特点,就是存在与应该、自然与人为、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统一在现代人身上已经丧失……艺术的任务就是让人知道古希腊人所具有的那种平衡性、整体性、人道性和完美性是当代人的理想,就是揭示和谐地生长起来的个体的各种可能,从而对抗人的异化和肢解”[2](P347)。

在晚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反复强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首先要学习古希腊人,永远学习希腊人”[3](P129)。根据萨弗兰斯基的考察,“在基督教的一神论与现象抽象的理性统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关联,这是席勒独创的想法”[4](P260),“对他来说,希腊古典文化具有一种审美的世界关系的烙印……它可以色彩鲜明的反衬现代”。[4](P256)歌德与席勒共同构建了现代性批判前提下的“古典希腊”思想景观,希腊崇拜成为他们作为思想盟友的最牢固的联结纽带。

1805年,歌德主编的《温克尔曼和他的世纪》一书在图宾根出版,本书收入了歌德本人于许多年前撰写的高度评价温克尔曼成就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歌德把温克尔曼理想希腊的“和谐”要旨进一步明确到“完整性”这一核心点之上:

人完全可以通过有目的地使用个别力量来办成一些事情,他可以通过好几种能力的联合办成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只有在他身上均匀地集中了所有这些特性,他才办得成那件独一无二的、令人惊异的事情。最后这种情况便是上苍赐予古人、尤其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希腊人的幸运……人类健康的天性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起作用的,感觉和观察还没有变得支离破碎,那几乎无法治愈的人类健康力量的分离还没有发生。[5](P114)

在歌德看来,在现代人那里希腊和谐理想丧失最关键的标志就在于人的分裂性代替了人的完整性,对希腊人曾经实现过的完整性存在状态的复兴便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基点所在。

歌德对希腊“完整性”的关注取得了席勒的积极共鸣:

那时,精神力正在壮美地觉醒,感性和精神还不是两个有严格区分的所有物……理性虽然升得很高,但它总是怀着爱牵引物质随它而来,理性虽然把一切都区分得十分精细和鲜明,但它从不肢解任何东西,理性虽然也分解人的天性,放大以后再分散在壮丽的诸神身上,但是,它并不是把人的天性撕裂成碎片,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混合,因为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这同我们现代人完全不同! 在我们这里,类属的图像也是放大以后分散在个体身上——但是,是分成了碎片,而不是千变万化的混合体……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必要时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性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6](P28-30)

我们注意到,尽管席勒在讨论希腊精神力觉醒的时候,仍然沿用了“理性”这一概念,但是他所说的“理性”已经与正统启蒙观中与本能、感性以及直觉相对立的“理性”有了相当大的区分,而是成为一个标示心灵“完整性”调控功能。本身涵括本能、感性以及直觉的概念形态。席勒称这样的理性为把一切结合起来的自然本性,而大体上把现代意义上习称的理性对等于知性。在他看来,希腊人拥有的自然理性使其无论从个体还是从国家来说都自然地拥有和谐的完整性,而在现代人那里过分发达和膨胀的知性理性则倾向于把一切分解开来,使个体和国家均处于机械式的非自然性碎片缀合状态。歌德不像席勒那样热衷于抽象概念的思辨推演,也很少直接谈及“理性”概念,不过,他所讲的感觉和观察统而未分的希腊精神情态与席勒阐发的希腊式理性还是基本相当的。

歌德与席勒完整性希腊人与碎片性现代人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共同取法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思路。卢梭悬设了“自然人—文明人”这样一对二元对立概念来揭示他独特的思想主题。假设在人的文明生活形态之前存在着一种人的自然生活状态,卢梭想象中的自然人全然不知晓任何文明禁忌,当然也不具备任何文明理性,只是孤独的漫游者,没有伤害他人之心,只有自爱或者说自我保全的关切,这种自然人想象可谓对于传统上对立于文明人的野蛮人想象的诗化重塑,也可以说是将其进行了黄金时代化的处理。“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与基督教天真状态的教义之间在形式上有着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卢梭也确信人类是从天真的乐园被逐出的,他也在人类发展为理性动物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种‘丧失神恩’,这让人类永远失去了此前一直享有的可靠的、有保障的幸福。”[7](P68)卢梭倡导“返回自然”,并不是要人类真的复返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而是“企图把自然作为人类存在的真正标准”[8](P61),克服文明进程中人性本真状态丧失的危机,把文明的正当性重新树立在自然性的始基之上,以达到文明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解,塑造出趋于理想的自然的文明人。卢梭的思路表面上看有着重返伊甸园的浓厚复古意味,实质上是指向未来的乐观主义的希望哲学,异常激烈的现代性批判包裹着现代性重建的内在动机。

歌德与席勒“古典希腊”建构中的“完整性”问题其实正是卢梭自然性问题的移植,相对而言,席勒对卢梭思想的继承更加显豁而直截,席勒想象中自然理性的希腊人保持了卢梭想象中自然人的本质构型,只是经过了理性化和文明化的理论过滤。从孤独的漫游者的非社会性和非政治性性质转型成为个体完整性同国家完整性统一的政治乌托邦性质。席勒指出:“给现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6](P29)在这里,席勒并未像卢梭那样抽象地悬设人类既有历史中文明与自然的必然对立,而是仅仅把文明破坏自然的鲜明创伤状态指向现代人,这也就意味着,卢梭理论中只会在未来实现的文明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解在席勒理论中已然在希腊历史中实现。

席勒肯定了自然理性的希腊人相对于知性或理性的现代人“完整性”上的巨大优越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否认知性式理性较诸自然理性的进步性意义,一如卢梭“返回自然”理念的未来指向,席勒的“返回希腊”事实上也是现代性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性的希腊与分裂性的现代同样要经历扬弃而达成更高一级的自然理性与知性式理性统一与和解的理想未来状态:

尽管个体在他的本质遭到肢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幸福,可是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族类就不可能进步。希腊人的那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最高的水准,但它既不能长期坚持在这个阶段上,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所以不能长期坚持,是因为知性由于它已有的储存不可避免地要与感觉和观照相分离,去追求认识的明晰;所以不能进一步提高,是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清晰性能与一定程度的丰富和热度共存。希腊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要向更高的教化前进,他们就必须像我们一样放弃他们本质的完整性,在分离的道路上去穷究真理。[6](P32)

卢梭的图式:自然人—文明人—自然的文明人。这一图式到了席勒那里变成了:自然理性的希腊人—知性式理性的现代人—更高教化的自然理性与知性式理性统一与和解的未来现代人。

席勒对卢梭“自然人—文明人”理论在诗歌之维的变形移植体现于他的诗学名著《论素朴诗与感伤诗》之中,依照卢梭的理论,席勒提出:

只要人继续是纯粹的(当然不是粗糙的)自然,他就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感性的统一体、一个和谐的整体发生作用,感觉和理智,接受的能力和主动的能力,在实现它们的功能上还没有互相分离,更是没有彼此对抗……如果人踏上文明的道路,如果艺术开始陶冶他,他的感觉的和谐就消失不见了。[9](P117)

席勒分别以“素朴的”和“感伤的”来概括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创作气质,而素朴诗人的主体无疑是以荷马为首的希腊诗人。在席勒那里,素朴诗人与感伤诗人的对立,大体相当于自然人与文明人的对立。“感伤诗人是现代诗人,是文明、习俗以及专业化时代的诗人——自身内部四分五裂,与社会形成冲突。席勒有一种外在于自己时代艺术家的疏离感,他意识到‘素朴的’对他的时代而言是陌生的。”[10](P239)席勒强调了素朴诗人的“完整性”:“自然赋予素朴诗人以这样一种能力:总是以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精神来行动,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独立的和完整的整体。”[9](P154)席勒承认现代感伤诗人丧失了这样的完整性,但他以一贯的辩证立场又认可了其在表现力方面的历史进步,并且把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融合汇通视为未来诗歌的发展方向,席勒谈到“素朴的诗引起心灵的平静,引起松弛和宁静的感觉”[9](P155),这又明显看得出温克尔曼的影响,温克尔曼宁静的希腊人图像与卢梭前思考状态的自然人图像奇妙地合成了席勒的素朴诗人图像。

对于席勒所说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歌德更习惯表述为古典诗和浪漫诗,在晚年与爱克曼的谈话中声称:“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俩人。”[3](P220)歌德明确表示不赞同席勒的持平立场:“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3](P188)

歌德关于“完整性”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健康性问题相关联,他的思想方式不像席勒那样几乎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卢梭,而是逸出了卢梭的笼罩,发展出了个性色彩极为强烈的“形态学”理念。

所谓“形态学”,是歌德在植物变形研究中提出并移植于文艺美学领域的概念,以有机论为其内核。在意大利旅居期间(1786—1788),歌德初次萌发了关于“本原植物”(Urpflanze)的想法,1790年,歌德发表《植物的变形》一文,探讨了植物的个别部分在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化的规律,并正式提出了“形态学”(Morphologie)的概念。歌德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为千种万类的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形”即“本原植物”演化出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而且不断提高。正是在植物变形研究的基础上,歌德提出了他关于“本原现象”(Urphnomen)的构想。“本原现象”就像“本原植物”一样,是一种可以通过直观的方式显现却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出现的象征式本初存在,而且被规定为一种最简单、最朴素、最原始的形态构成。

对于歌德“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这一命题的形态学内涵,朱光潜做了精辟的阐发: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他经常爱拿艺术作品和生物相比拟,他所用的“有生命的”、“显出特征的”、“健全的”和“完整的”等词都多少带有生物学的涵义。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完整就等于健全。一件事物如果能按照它的本质最完满地来表现出来,那就是完整的,也就是健全的,也只有完整的或健全的东西才能充分地显示它的特征。歌德把“健康的”看作古典主义的特色,这里“健康的”涵义之一也就是“完整”或“健全”。[11](P419)

很明显,歌德的“形态学”理念中贯穿着这样一条思维逻辑:本原的是完整的,完整的是健康的,健康的是古典的,因此,本原的是古典的。

当歌德的“本原植物”和“本原现象”理论从自然哲学领域转移到历史人文领域时,所谓“本原”(Ur)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原始形态。而是意味着最完美和最典范的形态,也就是古典形态,因此,歌德提出的“本原人”(Urmensch)概念对等于古典人,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形成的命题为:“本原人”是希腊人。歌德希腊文化唯一典范性的论断,其理论根源正在于“形态学”,“‘本原人’(Urmensch)与‘本原植物’(Urpflanze)两个概念异常清晰的平行对位”[12](P179)。

歌德对于造型艺术的热爱使他较之席勒远为贴近温克尔曼的心灵,受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的熏陶也要浓烈得多,他的“本原人”思考与卢梭的“自然人”想象关系较为间接。正如特雷维尔延指出的那样,“通过希腊雕像观照,歌德推导了‘本原人’的形式”[12]。歌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本原人’的形态学立场从希腊雕像的美的外观领域拓展到希腊诗歌的美的心灵领域:“在荷马笔下,他发现了自己追寻的图画:人按照上帝设定的完美性本能无误地发展所有的潜能,这样的‘本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2](P172)荷马式英雄成为歌德心目中“古典希腊”、“完整性”的典范,但是,歌德却对于阿喀琉斯这样明显具有道德缺憾的史诗英雄身上究竟如何体现完美的“完整性”语焉不详,这也意味着道德问题和完整性问题无法在形态学的意义上真正地贯通起来。

[1][德]汉斯·昆.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宗教[M]//[德]汉斯·昆,瓦尔特·延斯.诗歌与宗教.李永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2 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席勒传[M].卫茂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德]歌德.温克尔曼[M]//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M].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

[8][美]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M].宗成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9][德]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M]//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选:上卷[M].曹葆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René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ume 1[M].Cambri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第2 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2]Humphry Trevelvan.Goethe and The Greek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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