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梅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马克思的民生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关怀人的生活，重视人的发展，把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民生的目标。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人的解放过程具有历史的同步性，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到劳动解放必是马克思的民生之路。

一、政治解放:民生进路的政治前提

民生问题是指有关国民生计与生活、生存和发展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马克思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是人们要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即进行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不管西方还是东方的封建社会，其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民生问题的低层次和解决的程度。西方封建社会末期，其生产关系阻碍了使国家走向富裕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难以实现，而在中国，封建盛世和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封建制度的本质，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当人民最基本的生存不能保障的时候，就需要一场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的国家，即进行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实现了两大分离:一是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1］(P426)就是说，政治解放使“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马克思认为，在人还没有从宗教中获得解放以前，现代国家却可以从宗教中获得解放，在人没有从私有财产中获得解放以前，却可以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二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解放使“国家的事情归国家，社会的事情归社会”，解决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1］(P443)在政治解放中，“人并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行业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行业的自由”［1］(P188)。政治解放使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生活是政治共同体的公共领域的生活，后一种生活是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的生活。

正是由于政治解放带来的两大分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历史价值:“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1］(P429)因为通过政治解放的途径，民主制国家不仅实现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而且把人从国家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下部分的解放出来，使人们过上一种比君主制下更符合人本性的生活，民生问题的解决有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然而马克思更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1］(P435)虽然“民主制是国家制度的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来它的本来面目，既人的自由产物”［1］(P281)。但是由于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现代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独享合法统治和压迫人民群众的暴力机关，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实质上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民生问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解放，市民社会在形式上实现了普遍人权，但在实质上却构建了更强大的压迫和奴役性的“生产—生活”结构。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政治等级变成社会等级，以致正如基督教在天国是平等的，而在尘世不平等一样，人民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等。”［1］(P344)可见，在资本主义伪善的人道话语底下却是无产者在现实中的极端不自由、不平等的非人性的生存实质。

既然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具有局限性，那么仅把政治解放理解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范畴而加以忽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理解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严重后果。资本主义政治解放的根本动力是封建落后的生活关系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政治解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解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以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

二、社会解放:民生进路的基本途径

基于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的认识，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1］(P43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生活的彻底改善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要彻底的改善，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有真正理想的民生。也就是说，必须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在社会层面进行社会解放，在主体层面进行劳动解放，追求共产主义民生。

社会解放指人类要把自己从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灾难、社会弊病、社会罪恶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领域获得自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民生问题不断解决和升华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它又特指把人类从阶级、国家、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解放出来，把人民大众从各种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是说，使民生的各方面需求能得到不断的满足，不断摆脱束缚的过程。社会解放高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的主体是市民社会，而社会解放的主体是马克思发现的新的社会主体——无产阶级。所以，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手段”，社会解放要通过阶级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宗教革命等共同来完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P74)因此，社会解放内在地包含着繁重的社会建设任务，而且是一个漫长的新的民生需求不断出现和解决的社会改造过程。

社会解放作为不断解决民生问题的漫长过程，主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治形式上社会解放的实现。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即公社，“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3］(P142)。公社的产生才真正地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道路，为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升华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阶段，是经济上的社会解放阶段。因为，公社毕竟还是一种阶级统治，只要阶级统治存在，真正的社会解放就没有实现，“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3］(P140)。所以，社会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在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从人的现实的本身的需求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可见，这一阶段是具体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出现新的民生问题、解决新的民生问题，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在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一定的私有制是使人有效地行使权利与义务的现实前提。因此，马克思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P874)在马恩经典作家那里，重建个人所有制，只是就消费资料而言，它本身是基于并服从于“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的，显然，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社会解放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社会的实质解放阶段。马克思认为，社会解放的实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与获得，这从根本上要求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P120)。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全部公有化，来解决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所造成的各方面的不平等，包括民生的不平等，同时依靠丰富的社会财富和高科技能够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人的社会关系得到解放。

三、劳动解放:民生问题彻底解决的根本途径

政治解放实现的是阶级解放，社会解放实现的是经济上的解放，而实现了劳动解放才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民生问题才真正彻底地得到解决。人的解放最终解放的是人，那么人的最根本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了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在政治领域(国家和法)、经济关系领域(市民社会)的表现，最终在物质生产领域抓住了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劳动，以及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异化——劳动异化，从而找到了以往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共产主义人类“劳动解放”合理性的钥匙，使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向性。可见，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消除异化劳动，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有如此，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劳动解放要消除异化劳动，那么人类的活动要如何进行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工人阶级“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资助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相互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至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则表现为手段”［6］(P128)。在此，“自主活动”显然是和异化劳动相对立的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创造活动。因此，劳动解放的实质就是由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

劳动解放的动力来自于劳动本身，从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中可发现，劳动的非人性在不断加深、异化不断强化的同时，劳动自身又不断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正是人类现实劳动中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矛盾构成了劳动解放动力和源泉，也就是说，异化劳动在发展加深的过程中推动和促进着劳动解放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它“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异化劳动，它们成为“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在《资本论》中对此明确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7］(P486)因此，雇佣劳动是“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7］(P520)只有到了雇佣劳动阶段，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6］(P129)劳动达到最大程度的异化时，人也最清楚作为人的本质需求，其蕴含的解放力量也最大。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7］(P109)。极端异化的雇佣劳动只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7］(P520)。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主活动”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劳动解放与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劳动解放消除了异化劳动，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是生存的必需，劳动变成了快乐的事情。同时，劳动解放也使自然获得了解放，人类可以无限地认识自然以把握自然、利用自然:不被自然所困，亦不被自然所害，能在大自然中很好地生存、生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解决了人类对美好生存环境的高层次民生需求。

四、推进当代民生:深化政治解放、促进社会解放

无产阶级革命者历来重视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弘扬马克思关切民生的思想传统。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思想、邓小平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富民思想、江泽民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利民思想都是对马克思民生思想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扬。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更全面、更高的层次上关注民生问题。党和政府对民生的高度关切，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顺应了民意，明确了正确的社会发展方向，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我国目前集中显现的各种民生问题呢，这是党和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由于我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进行了政治解放(政治革命)后，紧接着进入到社会解放(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政治解放还不彻底，社会解放面临一系列问题。邓小平在谈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对的主要任务时指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8］(P116)因此，要应对我国目前的民生问题，必须深化政治解放、促进社会解放。

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政治解放的社会主义范畴，我们今天的时代政治问题仍然是争取劳动大众的民主和自由权利。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P332－333)。为此，必须健全各项社会制度，保障现有民主，并促进民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追求民主的探索中，一方面发展了民主，另一方面又破坏了民主，这是深刻的教训。从历史进程来看，作为无产阶级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者的共产党本身也只是开辟历史的工具。共产党一旦离开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就会从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的代表变成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争取民主自由的障碍。为了防止无产阶级的政党演变为独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用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对其政党领导进行监督和制约。目前我国政府进行的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的完善都是在政治解放方面进行的深化和努力。民生问题只有在稳固的政治基础上才可能得到解决。

仅有政治基础民生问题还不能得到具体的解决，不管是民主制度的建设还是民生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贫穷解决不了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产，……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P272)。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更加繁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新的民生需求不断增加，更多的民生问题集中凸显出来。收入分配问题、医疗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三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都是急需解决的直接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民生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始关注民生的全面需求和高层次的民生，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的质量。可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完成社会解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法兰西内战［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