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奎

(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当下的文教体制中，政治科学较之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的式微而言享有支配性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性。这一方面表现在它主导、控制着全国普通高校的几乎所有政治学系，另一方面关于当下管理、政策以及危机问题的实证性政治科学研究获得了各类基金项目的信任和大力支持;这与文教体制中边缘化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与肇端于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传统的源远流长相比，政治科学成为显学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政治科学依循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中立性原则，倡导数据分析的实证性研究，关注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具体性问题的解决，致力于政治行为的普遍法则……这也与关注公共德性、整体研究和美好生活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之间差别显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年青的政治科学势不可挡地登上了自己所属学科体制中的皇后位置，而且在可见的时间内这一地位并没有任何遭到撼动的迹象。

然而，政治科学的至上地位与其所发挥的功能相比却显得并不那么相称和理所当然:现代社会危机不断，贪污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力问题、食品安全危机问题、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问题……政治科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理论视野和关注客观事实忽略灵魂价值的方法论原则在现代化进程中屡受严峻拷问。因此，我们需要从学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前提的角度，即从政治哲学传统的角度对政治科学的“繁盛”加以考察。当然，这一考察并不是没有先例，如果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经济和文化建设影响下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考察一下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审查和应对这一现代文化危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施特劳斯就是值得关注的思想家之一，因为他的冷静慎思的思想史视角和对现代社会危机的贯穿一生的批判反思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1］(“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P1)。另一方面，施特劳斯的《古今自由主义》一书的“后记”部分是他少见的对政治科学的根底进行显白批判的力作之一①类似的作品参看施特劳斯同期(1962年)发表的两个演讲:《我们时代的危机》和《政治哲学的危机》。中译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本文试图通过绎读这一“后记”，厘清政治科学的不自明的学科前提和方法论原则，就教于方家，算是抛砖引玉，求取更深入地反思批判之作。

一、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本质区别

要想对政治科学的学科前提进行彻底反思，就首先需要对政治科学的原初形态加以了解。因为政治科学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作为一个新现象源于对近代启蒙政治哲学以及更早的前现代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多次转变。我们只有回到开端，厘清新形态与原初形态的区别，才能理解政治科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转变，进而有效评估这些转变的合法性及其根由。根据施特劳斯判断，实证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②施特劳斯称其为新政治学，以区别于以往的近代政治哲学和古典政治哲学。(以下简称新政治科学)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事情，是韦伯事实与价值区分的方法论原则影响下的一个结果。但新政治科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极为迅猛，以至于战后便“俨然已成显学，形成了自己成熟或最终的形态”③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237 页。在《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演讲中，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哲学在美国境况是如此堪忧，“只要不是在底特律大学，不是在天主教机构，而是在非天主教机构，我想大家都会说，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政治哲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见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译，载于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 页。，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处理政治事务的成熟方法”［2］(P238)。然而，政治科学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建立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且它自身发生了转变以至于不再处理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的那些主题(指城邦和人，笔者注)。如果我们不理解它原初的形式，就无法理解它后来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多么的合情合理。”［3］(P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施特劳斯首先对新政治科学与古典政治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行了廓清。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的一个区别是如何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分离问题。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是一回事。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门类划分中，哲学或科学仅包括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两个部分以及作为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基础的逻辑学。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是17世纪启蒙运动的结果。当然，17世纪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不是科学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宣告胜利，而是现代哲学对于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宣告胜利，尤其表现在现代的物理学较之古典物理学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的结果是诞生了中立客观的物理学，从而成功取代了前现代形形色色的以哲人哲学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物理学，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伊壁鸠鲁物理学、斯多葛派物理学，等等。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标志着自然科学独立于哲学成为可能，其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成为人文科学(哲学)验证自身是否“科学”的样板和标杆。因此，施特劳斯强调，是现代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为“一种独立于伦理学的经济学扫平了道路，为研究非政治组织的社会学与研究政治组织的学科获得同样的尊严铺平了道路。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它为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分离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去奠定了基础”［2］(P240)。而作为这种区分的结果，为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政治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

新政治科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二个区别是是否承认实践哲学的自足性地位。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分表明，实践科学有着不依赖于理论科学的独立原则，即人类天性具有为实现自己目的寻找手段，在现实活动中进行明智和审慎选择的合目的性原则。然而政治科学否认存在严格意义的实践哲学或科学，它把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的区分替换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认为应用科学是在理论科学(物理学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附属理论。因此，处理人类事物的应用科学在本质上就依赖于理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因此，新政治科学不再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验和实践智慧为基础，而是以所谓的心理学(理论科学)作为其学科基础。

第三，在政治视角和政治语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以“公民的视角”看待政治现象，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语言与政治家的语言是一致的。它几乎不使用既非源于大众也不被广泛使用的语言”［2］(P241);与此相反，新政治科学的视角是超越并中立于各党派的观点的政治视角，它以一个“中立的观察家的视角从外部看待政治，这跟人们观察一个三角关系或者一条鱼是一样的”［2］(P241)，因此，新政治科学在语言中大量使用与公民政治感觉隔膜的技术词汇。同样的，相比较亚里士多德基于公民视角为评价政治好坏而做出的大量建议和劝告，新政治科学将其视为纯粹主观的价值性的东西加以抛弃，并代之以预言和各种假设性的建议。

最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的幸福依赖于城邦生活的善好和正义，人的德性的完善也仰赖于政体的性质，只有这样，好公民才能成为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念源于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本质区分，较之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是唯一具有羞耻感的动物。这一观念的前提是预设整体(宇宙整体)在本质上是有不同的部分组成。然而，新政治科学则否定了这一古典政治哲学的预设，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畜生或机器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2］(P242)基于这一观念，新政治科学理解政治事物往往先理解它的起源或具体条件，因此，新政治科学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从政治生活自身来理解政治，而是“以低于政治的东西来理解政治”。如新政治科学认为，社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各种具体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而非德性的培养，问题是，一个不关注德性的社会或者说政治社会在一群毫无政治激情和德性素养的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真的能够发展为美好、正义的社会吗?然而，新政治科学并不触及这样的疑问。

可见，新政治科学在哲学/科学范畴的含义、学科的理论基础、政治视角和语言表述、理论视点等方面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结果使政治科学放弃了整全的视野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转向对制度、政策、管理等具体的事实层面的研究，从而实现了与道德伦理学的彻底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治科学出现之前，政治哲学就已经开始远离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古典政治哲学被指责为过度关注应然的理想状态，而忽略实然的现实实际生活的层面。因此，新政治科学实现的转变自身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人类实际生活层面诸多危机的关注，直面了迥然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因此，要想更清楚地看清政治学学科根底是否牢靠，我们还应对政治科学本身的逻辑基础加以跟进一步的分析。

二、政治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基础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时代的政治情形已经完全迥异于前现代的政治情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社会。即使有人反驳说，全球化已不可避免地缩小地球上不同民族群体的距离和文化差异。但考虑到全球化的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带来的同质化倾向以及全球化仰赖的科技高速发展的负面影响(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恐怖主义)，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仍然看不到不同的国家会放弃外在的疆界概念和内在的迥然各异的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精神气质和未来期待，融合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开放社会或人类一家。换言之，开放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另一方面，我们现存的封闭社会在政治科学的指导下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虽然人们坚信社会仍然能够前进，但这种前进“就像在海上毫无目标的航行，没有人知道通往未来的航线，途中充满意外”［2］(P244)。现代人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乐观地认为可以征服自然、控制机会，然而，“声称能够控制机会的科学本身成为机会的避难所:现在，人类的命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科学和技术，发明或者发现，因此依赖于那些与生俱来无法预测的事件”［2］(P244)。换言之，我们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政治情形是一个没有政治利益的政治情形。

正是在这种没有政治利益的政治情形的背景下，新政治科学将其基础锚定于中立化的逻辑实证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新政治科学成败与否取决于人们前科学(本能、常识)地如何理解政治。这里涉及到两种看待政治的视角:前科学的公民视角和科学的事实——价值区分的中立视角。我们知道，公民对政治事务进行理解时并不做新政治科学的那种事实——价值的区分，而号称自足的实证科学立场本身却依赖于常识性的公民立场和视角。例如，一个社会科学家受任对某个社会群体进行调研分析，他会准备一些调查问卷，也会列出程序步骤，但他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是对人进行调研，而不是对猫、花之类的非人类事物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实证的科学分析始终要以某种先验的、未受质疑的前科学知识为前提。因此，较之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常识性的，前后一贯的综合理解，科学的理解是派生的、次级的理解。如果不按公民对政治的感受去理解各种政治事务，那么实证主义政治科学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4］(P11－12)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事务的理解就是前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理解和常识性的理解，而实证主义政治科学的理解是对这种最初理解的某种修正。而施特劳斯声称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回到政治哲学的源头，就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呼应胡塞尔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进行政治现象学的回归事实本身。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作为新政治科学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本身是偏离公民政治感受的派生视角，是基于特定认识论的某种假设。精确地讲，逻辑实证主义者是通过“感官数据及其构成”来描述政治事务及其构成，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直接感知事务，因此，他只是看到了“事务的颜色、形状以及诸如此类”的感官数据，而非事物本身。在施特劳斯看来，新政治科学家的做法是幼稚的，因为“政治在新政治学的手中沦落为非政治的数据”［2］(P247)，新政治科学就是用对政治事务之间的各种不同功能关系的理解取代了常识意义上对政治事务本身品质的经验和理解，也就是用低于政治的东西来理解政治现象。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古典政治哲学的公民常识视角中关于政治的真正知识中混杂有某种偏见或迷信，这一点古典政治哲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不过，古典政治哲人们“不相信补救的方法需要彻底摒弃常识的理解”，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社会工程提高政治”，这一点与新政治科学构成了本质区别。［2］(P248)另一方面，新政治科学在逻辑根基上虽然运用了迥异于古典政治哲学公民视角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但前者为了理解政治真相，又常常被迫借用前科学的常识知识，这间接证明了“关于政治的真正知识在科学前已经存在，这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2］(P249)。

三、政治科学的“五重罪”

在廓清了政治科学逻辑根基的不自明性之后，我们现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新政治科学的本质缺陷加以归纳总结，这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缺少政治方向、眼光狭隘

在施特劳斯看来，新政治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准确性标准，但没有提供相关性的客观标准”［2］(P249)。而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相关性是理解政治事务的固有标准，公民依据此标准很容易区分那些重要和不重要的政治事务。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事务的重要与否的钥匙在于认清不同质的各种政体以及“构成政体并使它合法化的不同质的目的”。因为，各种政体及其原则、目的一定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的方式灌输、渗透到社会肌体每一角落，从而使政治社会里的每个公民认同其政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社会里的公民政治判断的相关性标准。换言之，从公民的常识政治意识着眼，政治学上最为重要之事是政治本身最重要的事务，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政治事务就是“冷战”。但由于新政治科学抛弃了对政治的常识性理解，它就被迫抛弃理解政治所固有的相关性标准，因此，新政治科学缺少政治的方向:它面对着一大堆混乱的数据需要整理和分析;它往往把相对性或特殊性的一些社会变化加以绝对化。由于缺乏相关性的客观标准，新政治学对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颠覆性革命没有兴趣，而只关心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变化’”以及对当下政治社会具体而微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声称，“新政治学不可避免地培育出来的(是)鼠目寸光”［2］(P252)。

2.语言的模糊性

新政治科学反对前现代政治哲学家语言的含混不清，试图借助一些专业术语来使自己的表达准确无误。但在施特劳斯看来，“新政治学的语言并不比政治生活使用的语言更加清楚，反而更加模糊了。”［2］(P252)因为，一方面，如果政治生活的语言是含混不清的，那么政治生活的进行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事实的真相是，政治生活的语言恰如宣战书的语言一样清晰而有力，这只要想想“文革”期间“革命群众”的大字报的宣战语言就可了然;另一方面，政治生活的语言并不需要政治学的指导也会找到适应新的政治情形的准确表述，如“冷战”一词相对于热战或真正战争的表述。因此，施特劳斯强调，“政治语言所谓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或者它孕育于漫长的各种不同情形下的政治经验”［2］(P253)造成的。而新政治科学对传统政治哲学语言的粗暴诟病，只不过是在谴责自己“不可救药的暧昧”而已。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公民语言相比，新政治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并非源于政治生活，而是“纯粹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生活的一种学术反应”。因此，这些词语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是基于对政治生活的一种假设。从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新政治科学是一种粗鄙的形式主义:它采取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态度，贬低那些原初用来指代高贵事物的词语，如文明、个性、价值，等等，从而使其语言脱离了政治现实和公民的政治感觉，因此新政治科学的语言才具有着含混性。

3.缺乏整体视野、以低视高曲解政治现实

新政治科学是在哲学与科学分离，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去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以感官数据、以起源和条件①与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何谓幸福不同，现代政治哲学认为幸福的内容是主观的，是依据于个体的主观感受而异的无法普遍化的东西。因此，后者从关注公民幸福的研究转为对创造幸福条件(自由、平等等种种人权)的研究。参见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危机》，李永晶译，载于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第23—24 页。，以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以低于政治的东西取代对政治自身的研究。这就意味着，新政治科学丧失了整全的视野和对政治事务事实本身的直觉意识。施特劳斯强调，“把政治降格为低于政治的东西就是把原先给定的所有整体缩减为不同的部分……这意味着，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整体。因此，不可能存在共善”［2］(P254)。对于古典政治哲学而言，共善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必备要求，是承认存在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新政治科学否认共善，取而代之以激进的个人主义:每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终裁决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不依赖于或不受制于他人判断或最大多数人共同利益好坏的分析。然而，霍布斯强有力地指出，为了保证人类社会的延续和避免自然人的横遭暴死，每个人必须让渡部分个人权利，个人理性必须让位于公共理性。新政治科学延续了这一做法，它以“普遍有效或客观的方式来判断每个人的利益”［2］(P256)。换言之，新政治科学仍然承认实质的公共理性(群众利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新政治科学试图用一种普遍的理论来说明“群体为什么及如何实施强制力，群体如何发生变化”。在寻找上述答案时，政治科学发现存在无数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具有无限丰富的互动模式。因此，新政治科学将政治问题降低为更加“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分析社会系统或机制的不同组成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总之，用“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取代了政治关系”。［2］(P251)然而，这种囿限于局部、以部分以及之间关系的以低视高的做法是无法认清政治的复杂问题的根结所在，也就无法为美好社会的构建提供方向和有价值的建议。

4.事实——价值区分的前提悖谬性

新政治科学号称是客观普遍性的科学，其引为自豪的是抛弃主观感受的各种价值判断，致力于真实或客观的事实判断的研究。问题是，这种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真的能够彻底贯彻吗?我们知道，在实践活动中，任何行动者必须在各种价值之中作出选择，新政治科学家作为纯粹的旁观者或观察者不效忠于任何价值，他必须在自由民主制与敌人之间保持中立。换言之，新政治科学认为，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这种判断暗示了，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任何价值都是平等的。同样的，“理性社会将是平等的，或民主宽容的，或自由的。区分事实与价值的理性理论合理地证明了，偏好自由民主制是正当的——这恰恰与区别事实与价值的初衷背道而驰。换而言之，新政治学应该否定不可能存在没有意识形态社会的命题，但同时它又强调了这个主张。”［2］(P257)

5.形式教条主义

新政治科学的形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其对宗教的方式中。在新政治科学看来，不能够把信仰作为科学的基础，于是，新政治科学采用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抛弃了宗教依赖于上帝对人类启示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方法上或者假设意义的教条无神论”［2］(P254)。新政治科学否认人较之非人具有价值判断的独特性，否定启蒙政治哲学认为生命自我保存是人最为重要的天然目的这一前提。相反，它采用价值中立的态度，热衷于数据的真实性，强调方法或逻辑形式的科学性。但无可否认，新政治科学价值中立的天平是倒向自由民主制一边的:新政治科学认定价值是具有主观性的某种欲望，是不具有客观性的非科学的某种主观感受，但是它强调所有欲望在社会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应得到同等的对待，即主张平等主义，这就与民主制对个体自由和普遍平等的强调之间具有了内在同一性。新政治科学希望通过客观性的研究技巧所提供的数据以揭示人类行为的法则，殊不知人类行为的法则是经过政体原则塑造下形成的。因此，新政治科学教导的价值平等主义无疑造就了“粗俗低级”而非高贵品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点，施特劳斯强调:“自由民主制极为复杂的利弊已经完全湮没在最粗制滥造的形式主义中，自由民主的危机已经被一种自称为方法或逻辑的仪式掩盖了。几乎是蓄意地对自由民主的危机视而不见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怪不得新政治学对那些毫不犹豫地，抛弃自由民主，降服于战争的人没有说任何的不是。”［2］(P259)

四、小结

综上可见，施特劳斯对新政治科学的根底批判根植于他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危机批判的立场。从这个角度上说，施特劳斯的批判独具慧眼，也充满道德关怀和责任意识。但另一方面，这也没有正确对待政治科学的意义与价值。毕竟，现代社会政治情形已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无法完全返回古代政治社会，也无法完全借用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来应对现代政治社会的各种境况和问题。政治科学产生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分立的时代，它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对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事实考察和对策分析。固然，这种狭隘视野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实证主义数据分析无法解决美好、正义社会的问题，纵然一个更高目标和关怀的整体视野研究会更有力地引导社会走向良性发展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进程的发展极其复杂，一个美好社会的实现又极其困难，我们无法指望依靠一个学科的力量就能构建出现实社会的完美和谐。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科学躬身现实、致力于对当下社会危机和问题的解决及预告，无疑具有自身重要、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学科本身的不自足性是显而易见的，施特劳斯的研究和批判有助于政治科学认清自身的局限，避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认自己是济世治民的唯一正途。因此，从古典政治哲学吸取资源，用古典哲人的经典文本滋养现代人的灵魂，无疑对我们正确看待政治事务、应对政治危机，制定社会发展规划起到高屋建瓴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文看重施特劳斯研究，认真细述施文的原因所在。

［1］施特劳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M］.杜佳，译，程志敏，张爽，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施特劳斯.古今自由主义［M］.马志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4］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M］//李永晶，译.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彭磊，丁耘，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