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比较

2012-08-15郭巧言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关键词：古希腊苏格拉底美德

王坤，郭巧言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 475004）

分属中、西方人文始祖的孔子和苏格拉底都将伦理道德及其教育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理想的核心。二者的道德教育思想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自身所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以及性格特点的不同，二者的思想内涵也有很大差异，正所谓和而不同。

一、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特点分析

（一）同处乱世:礼崩乐坏而暗流涌动的春秋时期和奴隶主民主制由盛转衰的古典时代

中国对于道德问题的讨论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并很成熟，殷商时期的“天命论”以及周王朝建立后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政治及伦理思想的提出都是典型代表。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出生在奴隶制即将崩溃的春秋鲁国，当时的中原大地各方利益集团为争夺自身利益频频发动战争，“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传统的道德秩序破坏殆尽。随着人们将伦理道德的关注点从天命转到人事，在这种转变中衍生出的最为流行的新观念便是“仁”。除此之外，涉及人际关系诸多范畴中的道德原则也被广泛讨论。传统的神学观念更具有人性，隧国大夫梁季说:“夫民，神之主也。”（《左传·鲁桓公六年》）;传统的天命观认为，统治者有“德”才会得天命，“德”是少数贵族的特权，与普通民众并无关系，孔子则调整社会等级和道德水准的关系，认为有德行才会有社会地位［1］，提出:“君子”有德，固能治人，“小人”无德，固受治于人。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和宗亲制度影响下，心系“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经历着新、旧伦理道德观念的杂陈，孔子创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以伦常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体系。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的一生见证了古希腊以城邦为中心的、具有小国寡民特点的奴隶制民主制从盛世走向衰败。经历了伯利克里时代的盛世后，他见证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也十分厌恶暴君的统治。在道德传统方面，古希腊道德的两个核心是品格和利益［2］。所谓品格，是公民重视对其美德（arete，也有很多学者将其翻译为卓越品行）公认基础上的声誉［2］。前期的古希腊人民更重视城邦的政体利益，他们认为城邦兴盛和公民幸福都依赖于公民美德的实践。然而在古希腊雅典的最后12年里，雅典人在不断战败、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个人物质利益追求过程中幸福感的满足相比公民美德对他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在城邦衰落、道德沦丧的环境下，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期盼道德秩序的重建，二者都希望通过伦理、道德及其教育与实践培养贤能的治国人才并营造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只是孔子的教育伦理关注伦常，试图将其政治化以实现教育目的，而苏格拉底的教育伦理则更关注人的内心，并将其哲学化。

（二）地理环境差异营造出的“天人合一”和“天人分离”的自然观

孔子生于中原，丰富的资源、广袤而又肥沃的土地孕育了中原地区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优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加之中原地区传统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使得当地的人民对耕作劳动油然而生一种认同感、依存感和敬畏感［3］，逐渐衍生出“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古希腊处于三面环海的巴尔干半岛，资源贫瘠，居住面积狭小，古希腊人要不断地与自然做艰苦的斗争而生存，这种斗争孕育了古希腊人与自然对立的“天人分离”的自然哲学观［3］。也正是如此，孔子的教育理论鲜有涉及对自然的论述，更多的以人、事为中心，讨论人伦;而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转变的推动者，继承了自然哲学对理性思维的重视。

二、孔子和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比较

（一）道德的核心——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善”

如果说孔子的前人所提及的“仁”是一些具体的道德规则，孔子的“仁”则是所有涉及人伦范畴具体道德准则的统一，是孔子道德规范体系中的最高准则或奋斗目标。《论语》中的“仁”出现了一百零九次之多，弟子问仁，孔子也有不同的解释。“仁”是孔子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德性”或是“德”，具体解释为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以及克己复礼的行为。而实现其“道”的是“礼”。孔子对“礼”的解释为孝、悌、慈、友、忠、恕。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述而》）标准的贤人或君子的最终培养目标。孔子还认识到道德理想的实现依赖统治者施仁政，提出“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政治思想，认为在全社会普及良好的道德风尚，“天下有道”的理想最终才会实现。

据《理想国》一书的描写，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伦理的核心。苏格拉底主张所有的美德（如智慧、正义、节制、勇敢、虔诚）是从灵魂的不同方面有了善［2］。智慧是认识到善与恶的美德;正义是遵守城邦法律、促进城邦协调发展从而分享善的美德;节制是“认识你自己”从而作用于其它的特殊对象的善;勇敢是指敢于践行善的行为的美德;虔诚是对比自己地位高的神的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苏格拉底的节制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节制侧重于控制自身生理欲望和对物质利益的极度追求，而克己复礼则是在“正名”的前提下明确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从而做出符合其地位的行为。苏格拉底在具体的教育目的实现过程中，更重视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利用“产婆术”，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使得师生共同达到对某个问题的理解，奠定了西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

（二）德性的认知与实践——“知与行”和“美德即知识”

当代美国汉学家芬格莱认为孔子只是在“试图客观评价某些对象或行为是否正当”［1］，这种评价似乎忽视了孔子“知”的实践功能。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4］引申出来的命题是“知善便会行善，没人会有意行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此命题属于道德理智主义。“知与行”、“美德与知识”涉及到二者对道德的认知与实践问题的态度，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孔子“仁”的观点与其“知”的观点密不可分。弟子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唉，无恶也”。由此可见孔子知的含义是知人，知人的善与恶，便能喜欢好人，不喜欢坏人，上升到实践层面便是“无恶也”，不做坏事。孔子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中，明确区分了“知”与“行”的关系，强调乐于从善比追求善和学习善的实践境界更高。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主要目的是为普及伦理，提倡德性具有可教性。其被亚里士多德批判的“知善即能行善，没有人会故意行恶”命题的核心也是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区分为三类: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1］。据色诺芬所记载，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原话是:“正义和其他德性是审慎。”审慎和“认识你自己”有一定的联系，用于对自己的行为做进一步反思，从而区分善与恶，并践行善。

（三）道德的可教性——“天命观”的改良和道德的完善

道德可教性的内在要求是道德普遍性。周王朝确立的以“天命观”为基础的“以德配天”思想，实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长治久安的工具，在这种社会等级决定下的伦理道德思想，使一般平民不识德。正如上文所说，孔子在“天赋政权”的基础上，颠倒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的秩序，使道德具有了普遍性，在普遍性中使道德具有了可教性。孔子“忠”和“恕”观点的提出，使得孔子道德规范体系具有了民主意义，也彰显了道德普及的要求。孔子的道德规范要求中，以孝悌为先，孝是子女对父母长辈的爱，悌是弟弟对兄长的尊重。忠恕是孝悌的进一步深化［2］。忠一方面指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绝对忠诚，尤指君臣关系的维护，另一方面指处理一般人际关系中的待人忠诚。待人如己，推己及人便是恕。恕的否定意义表达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古希腊喜剧作家亚里斯托普与苏格拉底同时代，其著名戏剧《云》真实反映了古希腊后期的人民追求个人利益的狂热，将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满足当作是人生的幸福。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断言，权力本身如果建立在财富、辩才或是暴政的基础之上，都不是善。他把“幸福”、“德性”、“好处”当成是同义词，把人的心灵对善的追求当作是最大的幸福。苏格拉底不断使人们相信这样一个真理:“德性是值得为之生活的最高价值，通过道德的完善，人们将会获得最大的好处。”［1］这样幸福也就从无边无际的天边回到了人的心灵自身，对善的追求也就变成了普遍的价值倾向。

三、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

（一）中国以情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的传统以及中国人中庸、内向、无争的性格品质

从孟子的“四德”、“五伦”说到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再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捍卫先秦文化的儒学外壳，吸收佛家“禁欲主义”的思想精神，最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3］，孔子以“仁”为核心，以“孝”、“悌”、“忠”、“恕”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在后来不同时代的因袭过程中被不同的儒学家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丰富和发展。但是不同时代的儒学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伦关系的构建，其实质是对宗族大家长的绝对服从，上到国家君主，下到小家庭的父兄，正是在这种绝对服从中，国民将处事中庸、凡事忍让内化为一种人格品质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