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振军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澳大利亚中国学是一种跨学科的中国问题研究。笔者认同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学科带头人朱政惠教授关于海外中国学是学科群的观点。海外中国学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等诸多具体研究学科。实际上，各学科都有自身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切入点，以华东师大为例，主要是将这方面的研究挂靠在历史学（史学理论专业）。笔者主要还是从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将世界史专业提升为一级学科，这势必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和国际问题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的世界史研究仍集中在欧美史等大国和区域史，对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等国家的历史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虽然国内有大约30余家高校和相关科研单位从事澳大利亚研究，但主要是在外国语言文学等领域，一般挂靠在外语系，从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江苏师范大学、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北京大学澳研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山东大学（威海）澳研中心、苏州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为数不多的几家①注:目前国内澳大利亚史研究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是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代表成果有张秋生教授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列国志:澳大利亚》等;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的汪诗明教授是近年来成果颇丰的学者，代表作为《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研究》，擅长澳美关系研究，现已调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任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澳大利亚原住民研究》;山东大学澳研中心张威教授的文化传播史研究以及译著《澳大利亚华人史》和《悉尼华人史》较有份量;人民大学张勇先教授主持翻译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台湾政治大学澳研中心刘德海教授近来集中研究WTO问题;从江苏教育学院调入苏州大学的王宇博教授主要研究澳大利亚联邦运动和民族主义，代表作《澳大利亚——从移植中再造》和《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西华师大的杨洪贵教授主要研究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族问题研究。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的《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宁夏大学张天教授的《澳洲史》和华东师大澳研中心侯敏跃教授的《中澳关系史》以及历史系郑寅达教授的《澳大利亚史》都出版较早;此外有社科院亚太所韩锋研究员等人的研究。北京社科院窦坤研究员对莫理循研究用力深厚，翻译了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有《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等著作，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澳洲汉学研究的重要视窗。。从博士硕士学位选题情况来看，华东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胡再德博士学位论文《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借鉴·引进·本土化》主要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研究［1］。此外还有华东师大外语系王春荣的硕士论文《澳大利亚中国学——中国女性学研究》。近几年江苏师大澳研中心有几篇学位论文也有所涉及，如吴佳的《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观——以华人移民史为考察主线（1840—1995）》和高苏娟的《晚清来华澳籍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梅辉立研究》。

一、澳大利亚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步确立

澳大利亚缺乏传统汉学的基础，主要是从英国引进和聘请汉学家，直接借鉴汉学研究成果。1918年到1949年是澳洲传统汉学开始初步发展的阶段;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中国学研究得以初步确立，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和学术成果。

中澳关系虽然源远流长，但几乎没有正式接触和交往，当然也谈不上对中国的了解。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从对早期赴澳华工的认识开始的。然而，由于白澳思想盛行，华人最先受到种族歧视，被视为“黄祸”。“黄祸”论作为早期澳洲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是一种“恐惧和扭曲”的中国观。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后，无论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大都持这样的中国观。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传统汉学研究。

一战结束后，针对当时的远东形势，雪梨大学（即悉尼大学）始设东方学研究系，开设日语和东方史，但以日本研究为主。1947年莱德奥（J．K．Rideout）任系主任，他本人原在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任教，主攻中国古代文学。他受聘后便将东方史课改为中国文化史课程。这是澳洲最早开设中国文化课程的高等学府。对澳洲传统汉学研究奠基的是著名汉学家费子智（C．P．Fitzgerald）。他生于英国，在华生活长达近30年（1923－1950年），其《中国文化简史》奠定了在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地位。随着费子智移居澳洲，其汉学研究成果也传至澳洲。端纳（威廉·亨利·端纳，Willian Henry Donald）和莫理循（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关于中国的新闻报导和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前者在中日“二十一条”和西安事变中表现突出，是当时很多实权人物的顾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也很重要;而后者最为重要的成果便是搜集了大量中国资料，构成了“莫理循文库”。总体而言，由于澳洲是以欧洲移民为主的年轻国家，历史文化积淀不深，其传统汉学只是引进和借鉴欧洲，不仅时间晚，其学术水准也与欧洲汉学相差很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澳洲中国学得以初步确立。澳洲学者展开了对中国问题全方位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领域。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有大卫斯（A．R．Davis），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Frederick C．Teiwes）和费子智等。悉尼大学和国立大学成为重要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大卫斯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领域内耕耘，在悉尼大学为发展澳洲的传统汉学研究作了很大的努力。费子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影响很大。他加盟国立大学后，出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对他们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看法》。由于当时冷战初期的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和亚洲研究被视为禁区，他的《中国革命》曾一度不为人所知。幸运的是，最终这本书和《中国文化简史》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泰维斯任职于悉尼大学国际政治系，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学家。其专长中、美、苏比较政府研究。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精英政治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其特色，参与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撰写。其代表作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译本改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研究领袖时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定式。本书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推理并做结论的。由于受美国史学思想的影响和与相关学术机构的合作，他把美国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引进到了澳洲。

总之，在中澳建交前，澳洲的中国学研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虽然起步晚，但也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汉学家和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为澳大利亚认识中国奠定了基础。

二、中澳建交以来的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

1972年底，惠特拉姆政府上台伊始便宣布与中国建交。这为澳大利亚中国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澳政府十分重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教育迅速发展，澳洲高校中亚洲语言课程愈加丰富多样，选修中文课程和学习汉语的人数与日俱增。

中文教育的普及发展为中国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政府也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亚洲问题研究。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亚洲研究委员会。澳驻华首任大使和汉学家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即费思棻）曾任主席，旨在推进澳洲教育系统的亚洲研究。有关教育和科研机构也得以建立和发展。除悉尼大学亚洲研究院和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之外，还建立了默多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格里菲斯大学亚洲语言和亚洲问题研究中心和麦考瑞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另外就是学术刊物的创办。主要是悉尼大学亚太研究院主办的《澳大利亚东方学会杂志》（1961年），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年），后改为《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是中国研究高水准国际性刊物。其远东历史系的《远东历史论丛》（1970年）后改为《东亚史》。两个重要的全国性的研究协会成立: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1989年）和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1975年）。

自建交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华侨华人史、辛亥革命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等领域。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开始不再否认过去曾摒弃的土著文化的存在价值，同时也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华人对澳洲经济历史上所作的贡献和华人文化的独特价值。民主的政治氛围非常有利于学术研究，形成了华侨华人史研究的高潮。1968年移民澳洲的王赓武教授是东南亚史和华人史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代表作有《中国与海外华人》等。此外有杨进发的《新金山:1901—1921年澳大利亚的华人》（1977年），简·吉廷斯的《从中国来的淘金者:金矿场上华人的故事》（1981年）和凯萨琳·克罗宁的《殖民地上的受难者:早期维多利亚华人》。这些论著与战前的史学作品不同，较为公正客观地评价华人和中澳关系。冯兆基（Edmund S．K．Fung）是西悉尼大学国际商业与亚洲研究学院的亚洲研究教授，主攻中国近现代史，其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1994年中译本，原为1980年《中国革命的军事因素: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从军事角度论述辛亥革命的意义，得到国际学术界好评。其合著《中澳关系史，1972—1975》和《从恐惧到友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演变，1966—1982》较为重要。陈佩华（Anita Chan）博士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是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主要研究社会问题，有影响的论著是《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和《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蒂姆·莱特（Tim Wright即韦立德）是默多克大学亚洲系主任，长期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著作《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炭业》影响较大。但2000年以后开始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院长和中国学教授①参阅韦立德:《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中国学比较》，《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刘霓摘译。。其妻子B．胡珀（Beverley Hooper）也是该领域著名学者。总之，政府从重视汉语教学入手到促进展开中国研究，从学术机构的建立到学术刊物的创办。澳大利亚中国学开始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问题，他们试图努力在历史中找寻问题的来龙去脉。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澳洲，以尼克·奈特（Nick Knight）为代表的新左派和以布兰特里·沃马克（Brantly Womack）为代表的自由派展开了论战。奈特主张用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的研究者应当有不同的解读结论，强调理论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而非“经验主义阅读方法”。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古德曼（David S．G．Goodman）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是其得意之作，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主要是从外国人的视角来诠释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此外，他的很多研究领域都较为贴近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现实问题，因而备受关注。安格（Jonathan Unger）教授是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与妻子陈佩华的新作《中国、组合主义与东亚模式》提出了“组合主义”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中复杂的多样性问题和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除了早期费子智的云南大理白族问题研究之外，最重要的当是马克林（Colin Mackerras）的《中国的少数民族:20世纪的整合和现代化》（1994年）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1912年以来的认同和整合》（1995年），他认为现代化是民族整合的最佳途径。在这里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他是拉筹伯大学亚洲系主任，是国际著名中国学家。其专著《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97年）被国际史学界称为“才华横溢”的著作，是任何试图研究“中国的兴起和中国追求政治解放斗争”学者的必读之书。1998年，此书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20世纪李文逊奖”，费约翰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澳洲学者。1999年，他发表在美国《20世纪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历史学的范围: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巨大，引起学术同行的高度重视。另外他的政府资助研究项目“华人对澳洲联邦的贡献”，对促进中澳友好交流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的妻子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博士也是中国史专家，以近代扬州史研究著称。

三、澳大利亚中国学的特点及反思

诚如华东师大历史系胡再德博士（现任职于上海师大法政学院）所总结描述的:“借鉴、引进和本土化是贯穿澳大利亚中国学发展的一条主线。”［1］虽然澳洲本土缺乏汉学研究的基础，而其汉学研究起点高，澳洲直接将欧美的汉学家和学术成果引进过来，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培养的中国学研究专家很快成为本土的中流砥柱，而且跨越学科很广，涉及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术水准也很高，可以和国际中国学界展开对话，已占有一席之地。澳大利亚中国学的发展，主要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一是研究制定对华政策;二是解决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如华人史研究主要出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后，其很大精力放在现实的中澳经贸文化交流上。高等院校是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的主阵地。总之，澳大利亚中国学具有起步晚、发展迅速和应用性强等特点。笔者有如下不成熟的思考。

一是加强澳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北师大历史系近来也涉及到环境史研究，但明显具有现实导向。澳洲史学的发展演变应该与其中国学研究具有某种关系。应当将澳洲史学理论及其发展脉络梳理清楚。这是一项基础工作，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是澳洲史的研究力量不足，应当重视外语系翻译的比较重要的关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2］、中澳关系和华人移民史的译著［3］，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及时消化吸收，去粗取精。这是澳洲传统汉学的重要方面，不仅仅是关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和政治制度史方面的内容。

三是澳洲中国学相对欧美起步晚，那么就在关注传统汉学研究基础上，继续加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两国友好的政治交往、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服务，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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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再德．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借鉴·引进·本土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澳］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澳］艾瑞克·罗斯．澳大利亚华人史（1888－1995）［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