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根据地水旱灾害发生的原因

2012-08-15陈贵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陈贵华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第一件大事和中心工作，“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1］（P462）的政策是根据地巩固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农业为主的根据地，因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物质生产条件的缺乏，对土壤、气候、水资源等自然环境的依赖特别强烈，抗日战争时期频发的水旱等灾害，严重危及以农业为主的根据地之生存与发展。因此，描述灾情、制订对策，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抗战时期对灾害原因的分析散见于各根据地的政策、决议、报告与回忆之中，甚少、零散且不系统;现代关于抗战时期根据地水旱灾害之研究①张水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斗争》，《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阎秋凤:《华北抗日根据地救治灾荒的措施》，《南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苑书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6期;赵朝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灾荒救治工作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等。，较多着墨于具体救灾措施上面，而对灾害原因之分析则不多见，如此中国共产党制定救灾渡荒政策的紧迫性与科学性就无从体现。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水旱灾害原因做一系统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自然原因

（一）自然条件的描述

水旱灾害（尤其是旱灾）频发的历史，来源于我国独特的季风性气候。季风进退强度、时限和反常是中国大面积旱涝时有发生、水资源短缺和土地沙漠化长期存在的根由。如陕甘宁边区，自然条件的缺点是“三年一旱、五年再旱，有时又患多雨”［2］（P64）。晋察冀边区“是地窄人稠雨量不足的地区”，“风雨不调倒是经常的事”［3］（P510）。晋冀鲁豫边区“平原往往易致水灾，山地往往易致旱灾”［4］（P662）。晋绥边区“常年缺雨的原因——边区位于西北山岳地带，气候变化无常，雨水缺乏”［5］（P806）。华中抗日根据地“淮北苏皖边区遇旱则干，遇水则淹，天然对农业威胁非常之大”［6］（P65）。季风引起的降水变率较大，而且雨量的空间分布不均衡，致使“南方雨季长，雨量多;北方雨季短，雨量少。因此，一般说来，南方易偏涝，北方易偏旱”［7］（P19）。各根据地政权在描述各自的自然条件时，用词也多与本地区的历史气候特征相吻合，对本地区自然条件的认识也是准确的。

（二）具体原因之分析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太岳根据地在总结灾荒形成原因时认为:“直接原因是天旱。”［8］（P107）根据地的亲历者——齐武用沉重的笔触描述了晋冀鲁豫边区1940—1943年灾害的原因，“太行区从1940以降，年年苦旱”;“1943年，旱灾灾情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成为百年来第一个大灾荒”;有的灾荒，比如平原的水灾，“基本原因是受自然环境破坏（如森林砍伐，滥垦山地，蓄水湖泊的淤塞等）及夏季洪水的影响”［9］（P156－157）。1939 年晋察冀边区遭受严重水灾，之后水旱灾害交相侵袭，边区政府认为:“这几年天灾的深重，也是造成今日灾荒的重要原因。”［10］（P704）这些资料皆说明，侵袭根据地的一些严重水旱灾害确属自然原因引起。

根据地关于灾害程度的语言描述多为定性词汇，抽象而不精确，如:“严重的灾荒”、“严重旱灾”、“天气奇旱”、“百年来无此苦旱”、“空前大水灾”等，但关于粮食减产幅度之记载则为说明灾害之深重提供了依据。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旱涝交乘，“有的地区秋收仅三、四成”［10］（P720），有些地方甚至绝收。1941年冬到1942年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麦收仅有三、四成”、“平均秋收亦不过是二成左右”，1943年，太行区大部“平均秋收在三成左右，灾民在 35万以上”［8］（P153）。冀南“很多地区只有二成到三成的收获”［9］（P157）。在华中的鄂豫边区，1941年大旱“除湖区外仅有少数地方获得十分之四、五的收成，其余收成都是十分之二、三甚至有颗粒无收者”［11］（P274）。1942年，在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旱灾，……全地区秋收平均不过二成到三成，有些区还不到一成”［12］（P245）。这些关于灾害程度和粮食减产之描述，以及灾害持续经年、覆盖多个地区的现实，按现代水旱灾害等级评定标准，均可列入重灾的范畴。这些资料从侧面印证一些严重的灾害确系自然因素导致的。

二、人为的原因

因为人们理念的局限性，以及战争、农业生产与人们生活的需要，人们对森林滥砍滥伐、荒山荒坡过度开垦，导致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这也是水旱灾害发生、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几年来乱砍乱伐，许多地方的森林却遭到破坏”，最后导致“一方面雨量逐年减少，另一方面蒸发量逐年增加，这个气候的波动也是造成边区旱的一个原因”［2］（P19－20）。因此，延安的科学家们提出建议，要注意边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无度的开荒、滥砍滥伐与水土损失，导致“水蓄不住，土也保不住，因此发生歉收，缺乏林产，牧畜困难，并增加水旱霜雹灾害”［13］（P96），要禁止在倾斜度45度以上的坡地放牧和耕垦。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涝灾，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河流不疏通所致”［14］（P55）。“七七事变”后，冀中各地社会秩序紊乱，陷于无政府状态，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砍伐堤树，到1938年各河堤树基本被砍光，“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窟窿，堤基巩固受到严重影响”［10］（P334）。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实践中认识到:开垦山荒，“得一时之利，受百世之害。沙滩浩浩，洪水滚滚，多为开山所造成”［3］（P421），明确提出要反对无限制地开垦，并决定35度以上的山坡，一律禁止垦荒，要用以植树造林。

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学习的著名农学家陈风桐，鉴于陕甘宁边区滥伐森林之情况，特撰文提出:边区的水、旱、风、沙等灾害“没一样不和森林有直接关系”，“根本防止办法，都须从护林、造林开始”，“这一百年远大的计划，应从今天开始”［13］（P99－100）。晋绥边区在总结边区前几年生产经验时认为，森林要保护，“这是咱们无穷尽的财富，这几年糟害得很厉害”［15］（P716）。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指出:“抗战以来我们砍伐的很多，我们应该栽得更多，这是为长期打算的”［4］（P225），虽然戎伍胜没有说明森林砍伐与天气的关系，但砍伐森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寇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更是严重地存在着。

在抗战的最初几年，各根据地大规模开垦荒地，在收获粮食之后，滥垦、滥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逐渐为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政权所认识，因此提出要禁止滥砍滥伐、植树、保持水土，有此理念确属先进。

三、政治和战争的原因

中华民族在遭受苦难的时候，经常把“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天灾不可避免，后果可以控制，近代中国人祸连连（外敌入侵、政治制度腐败等）致使水利不兴、应对水旱灾害不力，灾情扩大。“近代中国最大最深的‘人祸’，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盘剥”，“‘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加剧‘人祸’”［16］（P1）。加之庞大的人口基础、脆弱的生态环境状况、落后的经济条件和不健全的社会管理等诸因素也为水旱灾害“推波助澜”、“雪上加霜”。

（一）边区历年不断发生灾害，敌寇烧杀破坏是最严重的［3］（P509）

直接破坏。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并不只是一句抽象的话语，而是有事实的支撑。抗战时期，天气异常固然是水旱灾害的基本原因，“但与敌祸是分不开的”［4］（P666），“成灾的直接原因，则是敌人（日本侵略者——引者注）制造灾荒的政策”。日寇故意用战争的手段毁坏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意图造成根据地经济困难。在晋冀鲁豫边区，“1939年7月，敌人趁山洪暴发河水上涨的时候，先后掘开了滏阳河、运河及滹沱河的河堤，使隆平、清河、枣强等30县一片汪洋”。1943年日军又“故伎重演”，“在临清的大石桥，武城的渡口驿、夏庄等处，使运河决口;并在漳河县南上村溃决了漳河河堤;在鸡泽县境掘开了滏阳河。洪水横流，大片肥沃的原野，再度陆沉。……泛滥的河水又波及到近30个县”［9］（P157）。“三九年（1939年）边区（晋察冀）大水灾，敌人又在冀中趁机决堤 128处。”［10］（P736）就是根据地进行的水利工作常常还受到敌伪的破坏。鄂豫边区“各级政府向来就极重视水利建设事业，但因敌伪破坏，环境动荡，工作常多阻碍”［11］（P344）。

间接破坏。日寇的蓄意破坏，再加上“扫荡”过程中残酷的“三光政策”，使边区的广大农村遭到毁灭性的摧残:“敌人对于中国人民的烧杀掠夺，对于根据地的摧毁，极尽残酷的能事。社会财富，便因而日趋涸竭，人民对于灾荒的抵抗力是被削弱着。”［4］（P662）与此同时，“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不发达的水利设施更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17］（P290）。农业基础设施、农民再生产能力、农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加剧了灾害危害的程度。

（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水利设施或阙如或毁坏。对于从1927年开始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而言，虽有兴修农田水利之心，也建设了一些农田水利设施，但因制度腐败，成就乏善可陈，许多偏远农村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自然更是薄弱至极。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各河堤防遭国民党溃军的破坏，致使不少河堤被毁、大量堤树被伐，冀中各河务局亦“相继解体，职员弃职逃散，河务无人负责”［10］（P333），残堤决口，比比皆是。所有这些原因，再加上1939年夏季华北地区的多雨天气，和敌寇肆虐决堤放水，遂酿成空前未有的严重水灾。更不要说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豫东、皖北、苏北3省44县“受灾人口达1 250万人，其中死亡89．3万人，外逃391万人，经济损失共10．92 亿元”［18］（P68）。如此巨大的灾害自然也殃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造成这些地区连年的歉收和持续的灾荒。

制度腐败，管理不善。灾害出现后国民党政权不仅不全力救灾，反而极力掩盖灾情，既有的、不健全的防灾抗灾救济体制作用也极其有限，导致灾情扩大，民怨沸腾。1942—1943年河南等地区持续发生严重旱灾，不要说对民众救济，就是揭示灾区真相之勇气国民党政权也缺乏，反而极力掩盖。“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伪占领者，都对其辖区内的灾情置诸罔闻，漠视无睹。”［17］（P278）否则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何以会出现“通过封锁线，不断涌往太岳、太行区的河南省的几十万灾民”?［4］（P664）河南何以会出现“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大灾害呢?

外敌入侵、国内政治制度的腐败，水利不修，加之战争不断，既有的、甚少的水利设施或毁坏、或残破失修，水旱灾害频仍;经济基础薄弱，整个社会和民众的承灾、抗灾能力很差，加剧了水旱灾害的损失。

四、简要结论

抗战时期水旱灾害频发与加重的原因说明，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是防止和减轻水旱灾害的基本前提。具体到根据地抵御水害灾害的伟大实践，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第一，直面灾害，决策及时。及时决策，有赖于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和科学研判。20世纪上半叶频发的触目惊心之水旱灾害给中国共产党和各阶层民众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亲历、直面水旱灾害，客观分析原因，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的紧迫性，并为及时制定应对水旱灾害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地政权和人民因此同心戮力战胜了灾荒。

第二，理念先进，政策科学。理念引导行动，指导实践。既然水害灾害的主因是自然的，那么防止、减轻水旱灾害的途径，还在于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各根据地制订的施政纲领、经济建设方案、农业政策等，均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列为应对水旱灾害的最重要措施来执行。关于兴修水利的系列政策:包括一些江河之部分整治、农田水利之兴修、森林保护、水土保持等，既可保护根据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有利于根据地农业生产的进行。重视水利建设的先进理念与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水利建设。

第三，以民为本，积极救灾。“民主政治的真谛，首先就是要老百姓锅里多下一些小米”［10］（P706），这一质朴的语言，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质。根据地在既无外部资源支持、又无内部资金积累的前提下，能战胜严重的水旱灾害，以民为本的社会救济、互济、贷粮款、借粮，设粥场、减征或免征公粮等政策，对救灾固然起了相当的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各种生产自救运动，才是防灾减灾的根本之途和成功之策，因此兴修水利的决策一经提出，即得到了根据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与广泛支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4］河南省财政厅，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一）［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5］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6］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7］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8］河南省财政厅，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二）［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9］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编农业）［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1］鄂豫边区财经史编委会，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12］安徽省财政厅，等．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