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诗灿

(1.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2.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河工流弊，清初已经存在，亦曾给清初河工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雍正时，曾对河工流弊加以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到了清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河工体制及治河形势的变化，这一问题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笔者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清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

一、清代中期河工弊政的特征

(一)河道机构膨胀，人数大增，真正河工人才稀缺

清代河工在雍正时期各项建置逐渐完备。显然，随着建置的完备，治河机构和河员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一方面，乾隆时期，黄河形势逐渐恶化，决口频发，沿河地方官改为沿河要缺的地方增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事丁忧离任官员及其子弟将河工看作进身之阶，“投效河工，希图钻营题补”，“流弊已久”［1］(P2734)。由于这些原因，河工机构和官员数量迅速膨胀。以东、南河厅的设置而言，康熙初年，南河辖六厅，东河辖四厅，道光朝分别增至二十二厅和十五厅。仅厅的设置就增加了近三倍。“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2］(《工政二》)

河工机构膨胀，人数增多，但是河官素质并未提高。嘉庆十七年(1812年)，两江总督兼管河务百龄道:“启者南河机宜，自靳文襄之后，继以张文端。措置之方，虽不外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二语，而术精意美，于中秘妙，实有不可思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