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丹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沧浪诗话》是严羽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严羽论诗将文学艺术本身作为第一位，他将文学看作独立的审美对象，不掺杂政教功利的因素来品评前代和本朝诗，是纯粹的美学批评。他以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凭借自身的满腹才学，成为继“司空图之后第二位较彻底地杜绝功利批评、恪守审美批评原则的杰出诗歌批评家”。

一、“别材别趣”说

“别材别趣非关学，了了禅心诗话楼。领取羚羊香象妙，一时文士尽低头。”杨浚的这首《严羽》对《沧浪诗话》的认识和领悟十分中肯，点明了《沧浪诗话》中严羽的两点重要理论——“别材别趣”说和“以禅喻诗”的方法论，同时也点出严羽论诗“以盛唐为尊”的审美批评论。高赐恩《论诗有感作三绝句》之一写到“别才妙悟本从天，谓不关书语太偏”，揭示出严羽诗学理论的另一个要点，即“妙悟”说。高赐恩认为严羽“别材别趣”有偏颇之处，那么，严羽的“别材别趣非关学”该如何理解呢?

《沧浪诗话》具有较完整和严格的理论体系，全书分为五个部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其中，《诗辨》是严羽集中阐述自己论诗基本主张和理论观点的核心部分。严羽自谓“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在《诗辨》中严羽提出了著名的“别材别趣”和“兴趣”说的审美特征论、“妙悟”说的审美主体论以及“以盛唐为法”的审美批评论，成为宋代诗学一尊辉煌的里程碑。因严羽理论的体系博大精深，难以全面展开论述，本文重点探讨“别材别趣”说和“兴趣”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是严羽对“别材别趣”的完整论断。杨浚和高赐恩评严羽诗歌都提到别材别趣与学的关系，尤其是高氏认为严羽此说有失公正，那么这个“关”字作何解释才更合理呢?王运熙、顾易生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解释为:“关”字本义为“门闩”，《说文》所谓“以横木持门户也”。因此，“非关书，非关理”当系不为“书”与“理”所闩闭、堵塞之意;同时，“关”字最常用的意思为“关联”，但若理解为此意，遂认为严羽论诗完全排斥“书”与“理”，即高赐恩所言“语太偏”。

郭绍虞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注释中写道:“别材、别趣之说，最为后人争论之点。其实沧浪只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后人易‘书’为‘学’，异议遂多。”此处的“书”和“理”是有特定对象的，所谓“书”主要指以文字、才学为诗，所谓“理”主要指以议论为诗。郭绍虞在《沧浪诗话校释》注释中针对攻击沧浪“别材别趣”说的言论，发表了以下论述:“不知沧浪只言‘非关书也’，并未说‘非关学也’，即使说是指‘学’而言，也要知道沧浪此言重在纠正当时诗弊，正是有为而发。大抵宋时江西诗人最严雅俗之辨，而江西诗人亦无不重学”。然后举苏、黄取事用典的例子，得出结论——南至南宋初叶，此风稍变，但是江西诗人遗留的饾饤习气并没有完全去掉，所以沧浪此语正是针对江西诗人“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说而发的，不能因为看到后世性灵说的流弊，而归罪于沧浪此语。笔者认为郭先生此说十分中肯。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提出正是针对江西诗派诗风的弊病而发此议论，因为在严羽时代，江西诗派倡导“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使“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风气笼罩诗坛而且直至南宋诗坛。虽然南宋诗坛时人为力图摆脱江西诗风做出了努力，如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反对江西诗派的文艺主张，重新向中晚唐诗人寻求振兴诗坛的良方，但在学习唐诗的呼声中失去了正确的方向，未对诗坛发展指明方向。因此，纠正文坛理论误区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严羽的肩上。于是，他从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切入，痛下针砭，严厉斥责宋诗，以唤醒诗坛，提出了著名的“别材别趣”说。

严羽“别材别趣”说的理论表述是辩证统一的，他将诗歌作为独立的艺术对象来审视，提出诗歌内在要求“别材，非关书、理”，同时又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严羽坚持全面的观点，没有过分偏颇某一方，并未割裂诗与“书、理”的关系。所以，后来那些非议严羽“别材别趣”说的人们，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读沧浪语未终，遂加排诋，不免轻于三字，也就不可能在‘书’字上理解沧浪的意旨……不免断章取义，滥施攻击”。

《沧浪诗话》中“别材、别趣”到底指什么?虽然《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其反对和肯定的诗风中找到答案。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辨》)

以上表述是严羽肯定盛唐诗风，这里“别材别趣”和“兴趣”实则密切关联，融为一体。严羽论诗推崇盛唐诗，认为诗歌应达到像盛唐诗所能达到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浑然境界，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诗歌的语言应“言有尽而意无穷”，好诗应是吟咏情性，以获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整体艺术美感。在肯定盛唐诗风后，沧浪笔锋一转，直斥宋诗。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诗辨》)

严羽对待宋诗的态度相当严厉，他以前后截然不同的口吻扬唐抑宋，没有任何含糊言辞，他的言语就像是一把利剑直刺宋诗肺腑，直斥其伤痛。由此笔者认为，严羽提倡的“别材别趣”应指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情性”，通过诗歌来感受诗之为诗的审美感受，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而不应过分依赖书、理，从而限制诗情的发挥;同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读书、穷理是学诗者须共同具备的修养，读书穷理是为作诗服务，而不应掉书袋，以书卷代替“情性”，以说理伤害“兴趣”。

严羽从正反两方面确立诗歌的艺术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站在盛唐诗歌巅峰位置，高瞻远瞩，审视历代诗人，凭着满腹才学大胆地提出了“别材别趣”的诗学观点，自谓“朴之《诗辨》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李杜复生不易斯言”。

二、“兴趣”说

“兴趣”的提出与“别趣”说紧密关联，在《沧浪诗话》的表述也交汇融合，二者实质上都指诗歌艺术浑成天然的艺术境界。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辨》)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辨》)

“兴趣”说的提出仍然强调“诗者，吟咏情性”的诗歌理论基点。严羽高度重视诗的趣味，将趣味看成诗的本质特征，他所说的趣味包括“别材别趣”和“兴趣”。从《诗辨》中的表述话语可知，“兴趣”说是指诗歌体现的空灵剔透的艺术效果，是作品体现的含蓄不尽、高妙自然的意境。

严羽“兴趣”说的理论思想可以追溯到《毛诗序》中“吟咏情性”的表述，之后受到陆机“诗缘情”说、刘勰“风骨”说、钟嵘“滋味”说、殷璠“兴象、意境”说、王昌龄“诗境”说、司空图“韵味、四外”说等文艺理论的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陆机的“诗缘情”说，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打破了传统“诗言志”的诗歌功用观。严羽论诗坚持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他把教人读诗的起点定为《楚辞》而不是《诗经》，就足以说明其尊重诗歌作为艺术对象的独立地位。

就南宋诗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对严羽“兴趣”说影响较直接的是姜夔的诗论观，严羽对白石诗论有所吸收并大胆创新。《白石诗说》开篇谓:“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姜夔强调气象，并置于首位，将诗与人体相比拟。《沧浪诗话》中诗法有五种，也写气象。陶明浚《诗说杂记》卷七对严羽诗法作了如下注解:“以诗与人身体相为比拟，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亦唯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由此可见，沧浪论诗借鉴和继承了白石道人诗论的某些思想，这里的“气象”与“兴趣”实质是一致的，都指诗歌应达到的浑成自然的境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比拟为人体更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严羽提出“兴趣”说，先言“妙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用“唯在”二字强调“兴趣”意境在诗歌中的地位，严羽论诗反对以理入诗，作诗唯有主体的“妙悟”才可达到“兴趣”的最佳审美效果，正如《诗说杂记》言:“思之既深，通灵之妙，所谓七纵八横者，言其飞动自如，毫无窘迫牵束之态”。《白石诗说》中:“写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姜白石认为“自然高妙”之诗为诗之上品，无需刻意求新取僻，不需堆砌辞藻，却能达到浑然天成的意境，这与“兴趣”的内涵完全契合。《白石诗说》论诗认识精辟，但没有取得《沧浪诗话》这一诗歌美学的圭臬宝座，究其原因在于:《诗说》尚未脱离理、法的制约，白石论诗多强调“守法度”，诸如“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虽然姜夔也认识到了江西诗风的弊端，给予了批驳，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文学主张，但是《白石诗说》未涉及到主体的创作论，未认识到诗歌创作是表情达意的活动。这一点恰恰被严羽发现，他阐释了诗歌审美特征论——“别材别趣”和“兴趣”说、诗歌审美主体论——“妙悟”说以及诗歌审美批评的方法论——“以盛唐为法”，从主客体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诗学体系，不涉及诗与儒道的关系及其在政治、教化方面的功能，注重诗的艺术独立性。

三、沧浪诗学趣味与理学诗论

朱霞《严羽传》曰:“尝问学于克堂包公。”此处“包公”指包扬，号克堂。《宋人传记索引》:“包扬，南城人，与兄约，弟逊，皆师陆九渊。九渊卒，扬率其生徒诣朱熹，执弟子礼。”可见，陆、朱同为包扬师，严羽又师从包扬，从这种师承关系看严羽的诗学主张无疑受到了陆、朱二学的双重影响，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同属南宋理学最重要的分支，对当时和其后的思想界、文学界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严羽诗学主张也鲜明地体现了二人的诗学观。

此外，包扬之子包恢，年长于严羽。《宋元学案》卷七十七载:“包恢，字宏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皆从朱、陆二子学。先生弱冠，即闻心性之旨……元刘壎《隐居通议》称先生学为时师表，为文下笔汪洋，根据义理，由其学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后进如此。著有《周礼六官辨》、《敝帚稿略》等书。”《宋元学案》将包恢列入《槐堂诸儒学案》中，把他看作陆学后人。我们可以得知包恢对于当时作为儒学之变异体的陆九渊心学和朱熹理学都有较深的造诣。而严羽又曾问学于包扬，自然也就成了包恢的同门。这种同门关系使得严羽与包恢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包恢诗学思想以崇尚自然为主，认为“自咏情性，自运意旨，以发越天机之妙，鼓舞天籁之鸣”(《敝帚稿略》卷二《论五言所始》)。这是对陆学重本心学术思想的展现，与前面论述严羽的“别材别趣”和“兴趣”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严羽也强调诗歌诗人吟咏情性的自我抒发，以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浑然之境。思想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严羽诗论用语与包恢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如包恢《敝帚稿略》中有:“所谓造化之未发者，则冲漠有际。冥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严羽《诗辨》中亦:“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由此可见，陆门心学对严羽诗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羽论诗主“兴趣、别趣”，在思想精神上除受陆学影响外，其论诗“别材别趣”的诗学趣味对朱熹诗论也有所学习与继承。严羽有“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也说过:“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有一等人专于为文，不去读圣贤书。”朱熹在此处强调既要“贯明道理”又要“自然流出”，同时也提出“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是较早看出宋诗弊病而提出的观点。严羽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论调和朱熹的观点相似，不同的是，严羽以严厉的态度和毫不含糊的言辞力主诗的独立性，而不讲乎道、理，是对南宋理学的拨正。

严羽诗学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陆氏心学和朱熹理学这两大理学的极大影响，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思潮的文化语境。沧浪的批评方法与理学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严羽受理学濡染较深，传统上所谓的严羽“反理学而言诗”有一定的局限性，严羽对理学是继承和创新，他继承了理学先贤合理的诗论观点和方法思想，同时也认识到理学家论诗的历史局限性，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诗学理论。严羽凭借自己满腹学识和独具慧眼的理论天赋，着眼于诗歌的本质，站在盛唐诗歌的巅峰审视历代诗人诗作，强调主情和主体妙悟的创造性，以高屋建瓴之势和不容置辩的口吻为诗坛提供崭新庞大的诗歌理论。

严羽诗学体系庞大且精深。“别材别趣”、“兴趣”说是严羽诗学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本文就这两点及与理学关系展开论述。严羽大胆地对江西诗风进行不遗余力的反拨，将诗歌看作独立的艺术本体，尊重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对诗学进行了一次全新的重塑。他以发展文学思想为己任，为了辨明真理“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从这些方面看，严羽无愧于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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