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论诗》与《人间词话》中的诗歌批评观

2017-11-26宫昀吕千平王萌

文教资料 2017年21期

宫昀+吕千平+王萌

摘要：研究者普遍认为阿诺德《论诗》给西方传统的重逻辑推理的文学评论中加入了印象式的点评。王国维《人间词话》在纯印象式的点评中加入了西方哲学、美学的哲思方式和科学方法。本文观察阿诺德印象式点评的方法，与王国维此类方法作比较；观察王国维加入西方哲思的说理式批评，与阿诺德的此类方法作比较，最后探究将二者相结合的合理的诗词评判标准和评判方式。

关键词：马修·阿诺德《论诗》王国维《人间词话》

马修·阿诺德的《论诗》（The Study of Poetry）一文最早是他为T. H. 沃德编选的《英国诗人》（The English Poets）撰写的序言，后于1888年他去世后收录在《评论二集》（Essays in Criticism， Second Series）中出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本编六十四则，于1908至1909年间发表于《国粹学报》上。这两部作品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两位批评家的诗歌批评思想，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将西方哲学、美学理论与东方的印象式点评相结合的诗歌批评方法。

一

1906年—1909年间，王国维正值而立，连续经历了丧父、丧妻、再娶的人生艰难。又正当清政权走向末路，革命势力蓄势待发。他出身普通，天性忧郁，一直依靠罗振玉提携接济。在这样的境况下转治文学，写下《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不免有在文学研究中寻求慰藉的意思。但从《人间词话》中的某些评词态度，我们仍可窥到王静安的更深用意。如在《人间词话》第三十九则，他提到“白石写景之作……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①这番话反映出王国维明确的重北宋轻南宋的态度。他的这一态度曾遭到唐圭璋、饶宗颐等著名学者的犀利攻击。如唐圭璋认为王静安对南宋诸词家的评判并不公允，他谈道：“南宋诸家如梦窗、梅溪、草窗、玉田、碧山各有艺术特色，亦不应一概抹杀。王氏谓梦窗‘映梦窗凌乱碧，谓玉田‘玉老田荒，攻其一端，不及其余，尤非实事求是之道。”②唐先生所言不虚，白石、梦窗、玉田等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王氏并非不能做出如是判断。但王氏深感晚清词风深受南宋堆砌工巧的词风影响，常常只重声律，不重意境，辞藻堆砌无度，缺乏通透畅达之美。因此他尊北宋轻南宋，虽有偏颇狭隘之处，却是有着挽救当时词坛流弊的一番深意。

阿诺德为沃德选编的《英国诗人》撰写这篇序言，他写作的目的更是非常明显。他开篇就将诗歌置于极高的地位，他说：“我们今天的宗教的最坚强的一部分是它的不自觉的诗。”③他认为诗歌在当时具有极高的社会功用，现代人将越来越多地需要靠诗歌解释生活，获取安慰和支持。他对诗歌的热情赞美既是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沉湎于物质享乐、缺乏高尚道德的市侩作风的批驳，又是与进化论之后科学主义至上、宗教文学无用论的正面论战。

在这两部评价诗词的理论作品中，王国维与阿诺德都展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虽然后世普遍趋向认为该二人都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他们评价诗词的论断都反映出新鲜的时代精神。王国维倡导“境界”与求真，意在挽救晚清词坛堆砌工巧的词风，间接促生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阿诺德提出诗歌是一种生活的批评的论断，强调诗歌的非功利性和对年轻一代的熏陶作用。

二

阿诺德和王国维两人在评判诗词中都非常重视“真”。在他们看来，内容上、情感上的真诚、真挚，要远大于形式风格的巧妙。

阿诺德首先认定诗是一种生活批判，他认为：“诗是在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批判。”④阿诺德做此判断的依据是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历史的经典论述，亚氏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⑤阿诺德认为，最好的诗，无论内容与题材，都应具有真实与严肃的特征。阿诺德评判乔叟的诗时认为它们是“有内容的真实的”⑥，但他认为乔叟并非伟大的诗人，因为后者缺乏亚氏所认定的“高尚而优美的严肃”⑦。

如果仔细揣摩王国维论词或曲的文字，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意境或境界，归根到底都要靠“真”实现。《人间词话》本编第六则：“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⑧作者写词的对象既可以是外在的景物，又可以是内心的感情，但无论如何须得作者对描摹的对象有真切的感受，才称得上“有境界”。王国维在第五十六则还提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造作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⑨可见，言情写景能沁人心脾、豁人耳目者必是大家，大家的作品之所以自然率真，是因为他们能观察到事物的真意，领悟到事物的本质。

姑且不探讨二位批评家对个别诗人的评判是否公允，我们所见的是，王国维求真，是求做人作文的真情实感；阿诺德不仅求真，还求严肃，他更关注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

三

关于文学的演进，《人间词话》第五十四则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同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⑩

王国维发现，每个时代都有新兴的文体，一种文体通行既久，就会成为习套，丧失文学作品应有的新鲜性和创造性，此时就会有出类拔萃之士尝试做出改变。这番论述道出了一切文学形式“始盛终衰”，历久必变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学自然演进的必由之路。王国维在当时提出“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是非常富有先见和革命精神的。他的这一论断促成了他及后辈研究者对宋元戏曲、明清小说给予与古代诗词散文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也推动了后来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的极大发展。

阿诺德在《论诗》中并未对文学演进史做系统阐发，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他所持的文学史观。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某些詩人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不等同于他的诗歌的真实地位。他认为，“在研究诗的历史与发展时，一个人自然而然地要特别珍视从前是显露头角而现在却默默无闻的诗人与作品，要和一群毫不关心的读者们争吵，因为他们在传统与习惯的影响下，从民族诗歌里的一个名人随便跳到另一个名人，却不晓得他们漏掉了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跳及他们民族诗歌的整个发展程序是什么”{11}。此处阿诺德的观点似乎是不能将一些具有崇高历史地位的诗人神圣化，也不能将他们的作品模范化，也不是研究他们的“劳动、意图、弱点、失败等痕迹”，或是“了解他的时代、生活与历史关系”{12}，而应该将关注点放在他们的作品本身。阿诺德还建议我们要甄别和发现真正的古典作家，“如果他的作品是属于最好一级的，那么对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感受、欣赏他的作品，鉴别它和其他没有同样优美品质的作品之间的显著区别”{13}。endprint

从阿诺德以上论述中我们发现，他一方面重视书写完整的文学史，发现那些重要却因各种原因被弃置的作家和作品，另一方面强调寻找经典作家，研读经典作品。在这其中他一直遵循的诗歌批评原则是“真实”和“严肃”。但至于什么样的作品是真实严肃的作品，他除了给出一些短暂的诗行作为“试金石”外，并未给予更深入的探讨。因此，与王国维清晰完整的文学史观相比，阿诺德在该篇作品中阐发的文学史观是比较偏重直观和印象式。

四

印象式点评通常指在批评中使用义界模糊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叶嘉莹先生将王静安这类批评术语归为两类：“一种是属于名词性质的，如…‘气象‘骨‘神‘格调‘格‘情‘气韵等；又一种则是属于形容词性质的，如……‘洒落‘悲壮‘豪放‘沉着‘凄婉‘凄厉等。”{14}叶先生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前一种术语多指作品中本身所包含的不同之质素；后一种术语大多指由于作品风格不同而带给读者的不同感受。关于后一种术语，叶先生认为它们“乃是评者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所感受到的一种极真切而精微的辨别，因此纵使有含混模糊之病，仍是极值得重视的”{15}。对评词者而言，这样一些术语会带来微妙的共鸣；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些术语也会让他们对词作产生丰富的直观感受。与王国维中国式的印象式点评相比，阿诺德的印象式点评在西方诗歌评论史上较为少见，他在此文中加入直觀的印象式点评的原因可能是他考虑到为之写序的该选集的主要受众是青少年学习者及普通读者。例如，关于乔叟的诗，阿诺德提到，“他的内容的优越性表现在对人生的一种广阔的、自由的、简单的、清晰的，然而又敦厚的看法”{16}。但乔叟的局限性在于“他缺少大古典诗人的崇高的严肃，因而就缺少了他们所有的一种重要的品质”{17}。阿诺德在评价彭斯时也提到，他“没有伟大古典作家的那种崇高的严肃，在生活批判和力量上他的诗也不能升到古典作品那样高；但他还是有非常真实的内容，和配合得很好的真实风格的，他给我们的诗是完全健康的”{18}。阿诺德在对乔叟与彭斯的点评中多次提到了“自由”、“流畅”、“真实”、“崇高的严肃”等词，对普通读者来说，自然可以循此获得一些读诗的共鸣和欣喜。但正如叶嘉莹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批评方式毕竟过于简单和抽象。”{19}

从两部批评作品的理论渊源来看，王国维主要依循的是叔本华悲观的唯心主义理论，与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道家思想颇有相通之处。阿诺德的整个理论思路主要依循亚里士多德的乐观的中立的思想，这颇类似于东方的儒家思想。二人写作这两篇作品的理论来源反映出他们性情、出身、理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性孤僻、忧郁善思的王国维倾向于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审视诗词，关注诗词带给人本身的感受，以及诗词创作、批评本身的技巧和方法。阿诺德是以较宏观的视野关注诗歌对普通大众的教化和改造作用，以及诗歌作为宗教对现代社会的舒缓作用。

五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现在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兴起并盛行的新文学、新文化与旧的传统文学逐渐脱节，《人间词话》的出现恰好可以引导新青年在旧文学与新文学、中国传统与西方观念之间架起桥梁。阿诺德在《论诗》中以宏阔的视角在世界范围内审视经典诗歌，极力宣扬诗歌作为宗教的解释和安慰作用，不断鼓励年轻一代以诗为信仰去完善自我。两位批评家的特别之处在于能将西方富含哲学思考的理性论述与东方印象式的感性点评相结合，以有效又有趣的方式评判诗歌。

观察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马修·阿诺德的“试金石”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二位都倾向于关注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却较少关注诗歌写作的音韵、节奏等技术性问题。若能在将二者理论结合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诗歌的技巧问题，则不失为更合理的批评思路。

注释：

①⑥⑦⑧⑩{16}{18}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M].岳麓书社，2015：59，95，99，10，80，96，112.

②{12}{15}唐圭璋.词学论丛[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31，86，243.

③④{11}{13}{17}马修·阿诺德，著.殷葆瑹，译.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82，84，86，86，99.

⑤⑨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9，82.

{14}{19}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33，243.

参考文献：

[1]Arnold，Matthew.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64.

[2]Mansell， Darrel. “The Study of Poetry” in Its Original Context. Modern Philology 83. 3 （1986）： 279-285.

[3]Townsend， R. C. Matthew Arnold， H. M. I.， On the Study of Poetry. College English 30. 3 （1968）： 212-220+225-230.

[4]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