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胜君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作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成绩卓然的传奇小说家，苏曼殊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新旧文学转型期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已经得到学界的积极认同。[1]241事实上，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等六篇小说除了“民初言情”的草创之功，更是凭借着技术上先进的思想艺术张力，与以《甲寅》月刊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在文学内涵与趣味上的审美变迁相契合，彰显出独特的意义。苏曼殊从肉身到精神的孤苦漂泊、感伤挣扎最终成就他“行云流水一孤僧”的传奇，而这种“传奇”的价值突出地表现在其小说的张力构成上。

一、东方与西方的碰撞

不同于一般的留洋归国文艺青年：中、日、英、法和梵文的通晓程度足以使苏曼殊在对西方文学的汲取上优于他人。他不需要踏着别人的思维足迹去阅读译本，就可以直接“拿来”原著以求更深刻的理解和精神的契合。显然，东方文化的“血浓于水”也给了他“深刻”的“封建思想”，令他禁锢于精神围城之中。苏曼殊既想真诚有效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打算虔诚地接受西方文明。正像陈平原看到的，二者在他头脑中无法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先行者既要埋葬旧时代的斜阳，又要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而这种“斜阳”、“曙光”往往同时存在于先行者自己心中。当革命家致力于呼吸黎明的时候，苏曼殊则着力于表现自己心中的痛苦——由于这种个人痛苦积淀着丰富的社会内涵，这种两难选择的张力性“表现”，使苏曼殊及其小说因此获得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