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涛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1913年12月周作人《儿歌之研究》第一次把民俗学一词引入中国。鲁迅在其作品全集中只有一次使用民俗一词：“裴伦……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ChildeHarold's pilgrimage）二卷”[1]，虽然此处之民俗义同风俗，并不是周作人意义上的民俗，但与时代潮流一样风起云涌的现代民俗学运动还是对鲁迅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具有启蒙性质的歌谣学运动——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初级阶段——改变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认识，“我们称歌谣学运动为启蒙运动，与其说是指启了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众之蒙，还不如说是启了历来对‘民众’怀有某种偏见的广大知识分子之蒙。”[2]不仅现代民俗学运动，而且西方民俗学史上的人类学学派民俗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波及鲁迅，促成了鲁迅民俗观念的形成。

一、异域熏香——国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影响

因为民俗学与人类学一同发源于欧洲，也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与人类学存在许多重叠与交叉之处，民俗学在人类学诞生之后就受到这门学科的多重影响。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扩大就是受到人类学影响的结果，人类学的遗留物学说，致使民俗学家安德鲁·兰直接将民俗学定义为“关于遗留物的研究”[3]；民俗学的研究还因为受到人类学研究原始文化的影响，其主要研究对象也便由最初的口头文学拓展到原始文化领域。其后，随着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民俗学家已经把民俗学的对象放到所有民间流传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现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