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爱丽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践中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困难和挑战重重。师德建设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找寻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教师群体所积淀的优秀职业道德元素以及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等，以完善当前教师的职业操守和德行，提升教师群体的道德风貌。

一、问题的提出

提升教师师德素养是当前各级教育管理者的共同关注。然而在“建设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不少管理者为之困惑，这就导致了师德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对师德内涵与要求的理解不深。对于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师德规范要求，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对之缺乏深刻理解和领会，存在着认知上的模糊，知其表，不知其里；知其一，不知其二。

二是，对于上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诸项要求在实践中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不少学校管理者本身和教师对之将信将疑，存在着底气不足和信心不够的问题。甚至有不少学校领导者本人都不能有效践行，更难以要求广大教师。

三是，师德建设的方式，不少学校存在着凭感觉来做、效仿他校来做、按学校惯例来做的现象，可持续性不强、成效不高的问题困扰着学校管理者。

当前师德建设过程中上述问题的出现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师德建设缺乏对中国历史传统上教师职业道德内涵和师德建设方式的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和扬弃。因为，历史和逻辑的过程总是统一的。充分挖掘中国历史上涌现出的无数优秀大师身上所体现出的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要素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师德内涵的理解，从而强化我们做有品格的好教师的信念。

二、中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精华要素分析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积淀了很多优秀的师德文化元素，铸就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无论时世如何变迁，这些元素都具有恒久价值，对于今天的师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详述如下：

（一）社会责任，教育信仰

中国古汉字中，“教”的本意就是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者本着让被教育者去恶从善、让社会越来越好的目的从事自己的职业。儒家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墨家致力于培养“兼相爱，交互利”的兼士，主张“兴天下之亡利，除天下之害”。《礼记·大学》中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梁书·儒林传序》写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等，都表达了教育服务国家、服务天下的观点。元朝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许衡面对学生在逢年过节送礼给他的情景说到：“我教书，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1]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近代以前，官学体制之外的私学创办者如孔子等均是凭着对民族国家负责、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行办学和讲学。

近代以来，一批知识分子本着对社会发展的使命和教育救国的信仰开办新学，为国育才。时任天津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在他的领导下，学校提出了“允公允能”的校训，要求学校培养有社会公德和个人能力兼备的学子。时任浙江春晖中学的经亨颐校长，北京师大附中的林砺儒校长以及南京高师附中的舒新城，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等，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教育的信仰无不令人动容，在教育救国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湖南明德学校校长胡子靖先生，一生无数次升官发财机会都放弃了，坚持办学三十多年，做着“磨血”工作。他曾对他的好友辛亥革命主将黄兴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革命是流血的事业，办教育是磨血的事业”。

这种对青年学子、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无限信仰是他们从事繁琐教育工作的强大动力，使得他们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能勇往直前，坚持到底。

（二）德育为首，做人为先

自春秋以降，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体制，学校教育均以德育为首，德育的内容均以儒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作为学生学业和人生之本。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鼓励学子要学会“立志”、“克己”、“力行”、“中庸”、“内省”、“改过”，[2]以此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孟子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汉代的董仲舒认为：“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习的主要任务在于德性养成。朱熹认为“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家傅玄认为，教育学生要道德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3]。南宋时期的陆九渊认为教育在于“教人做个人”。他曾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明朝中期的教育家王廷相教导人们，学习圣人并非难如登天，只要平日做到“洒扫应对以至均平天下”，“格物致知以至静义入神”，“自悦亲信友以至造化存神”。坚持去做，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1904年，张伯苓任南开中学校长时提出培育学生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并在学校门口立了一面一人高的40字镜鉴：“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1922年9月，林砺儒就任北京师大附中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教育就是人格与人格之交感。”。学校每天让学生唱校歌“……莫忘了诚爱勤勇……”当时的北京师大附中开设的课程有多种，其中就有伦理课，上课教师是时任校长林砺儒，可见其重视程度。

（三）修己以敬，为人表率

中国历来有“表率”管理和教育的传统，对管理者和教育者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要做得更好。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君之所好，民必从之”。还有文章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孟子也强调“唯仁者居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子强调教师要做到：有尊严而令人起敬，德高望重，讲课有条理而不违师法，见解精深表述有条理。宋代朱熹强调，为师者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清朝的王夫之对为师之道提出了明确要求：“必恒其教事”“明人者先自明”，行“正言、正行、正教”，为人师表，做出表率。他本人更是以此来时时检查自己，反省自身。

（四）同事共处，切磋琢磨

《论语》开篇就写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足以说明读书人、教书人相互之间的切磋琢磨不仅是专业提升、事业发展所必需，更是职业生活中非常愉悦和幸福之事。《礼记·学而》也对教书者和读书者提出了“敬业乐群”的主张。春秋时期“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被大家所广为传颂，“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促进学术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齐国的稷下学宫内，学者之间相互的争鸣与论辩更是十分突出，这种论辩既有个别的辩，也有大规模的辩；既有先生与先生辩，也有先生与学生的辩；既有学派内部的辩，也有学派之间的辩；既有理论问题的辩，也有针对现实问题的辩。[4]

书院体制下，讲学者之间以及主讲者和学员之间经常围绕特定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相互的质疑和对话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南宋时期的“鹅湖之会”①为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各执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争执，由吕祖谦出面相邀，双方各自发表观点，并进行辩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哲学性质的研讨会。更是被传为学者切磋学问的佳话。清代大学者黄宗羲在教学过程中主张“讨论辩难”，提倡“与同志讨论得失，一义未安，迭互锋起”、“各持一说，以争鸣于天下”的精神。朱自清在春晖中学期间感到非常快乐的事就是当时的春晖“邀集了一批气味相投的朋友任教”。他与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志同道合，朝夕相处，友情甚笃。尽管各自有自己的困难，但有了白马湖畔这么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他们还是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五）学而不厌，专业大师

中国历史上的教师是文化人的代表和象征，从教过程中，他们勤勉好学，认真钻研，坚持不懈，终成大师。韩愈在《劝学解》中所提及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劝解，不仅仅是对学生、同样也是对教师的要求。唐宋明清时期书院制下的讲师一般都是该领域的名师硕儒，如朱熹、陆九渊、程颐、程颢等均是如此。

新式学校出现以来，同样涌现了一大批专业精深的教师。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就和同事们一起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诗歌期刊《新诗》。中国第一副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出自当时的中学教师丰子恺笔下。朱光潜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也是成就于春晖中学任教之时。朱自清后来离开春晖中学时，学生问他为何要离开，他说：“我还想好好读几本书，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当学生问他：“这里不是挺幽静的吗？图书馆里也有藏书。”他说：“清静倒是清静，但我想读的书太少”。[5]

曾担任小学和中学教师的钱穆，任教期间就以《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作为自己生活事业的座右铭。教学期间，他“每清晨必读经子艰难之书。夜晚后，始读史籍，中间上下午则读闲杂书”，并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日所读书皆记上，不许有一日辍。他在苏州中学从教期间所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引起当时学界轰动。以至于当时学界形成了“莫忘到苏州中学一见钱穆”的现象。

历史上无数这样的优秀教师，他们胸怀家国天下，坚守教育理想信念，对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独有的风骨、气节和人格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这就是过去的教师，我们的‘太老师’们的形象。”[6]这些精神追求和实践探索对于后人都是弥足珍贵的遗产和财富。

三、在继承中发展：中国传统教师职业道德的现代价值

对中国传统优秀的师德要素进行大力弘扬和继承，并对其中若干要素进行辨证分析，是当前师德建设和研究应有的态度和追求。

（一）教师职业道德的稳定性和继承性

教师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具有较强的恒定性和历史传承性。著名伦理学家何怀宏曾言，道德领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一些天经地义的东西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要存在，否则这个社会就很难维系，就会走向崩溃。因而我们就非常强调道德历史的普遍性和传承性。[7]

上述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优秀教师所展示的优秀品德及其不断提升的实践探索，是我们今天的师德建设所必须予以继承和大力弘扬的内容，这是师德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国教育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诚如学者傅国涌所言，“重温旧梦不仅是缅怀，更是为了寻找”，为了更好地建设。同时，深度挖掘与大力弘扬中国传统师德优秀要素也是中国教育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重要努力和实践。教育家叶圣陶曾言：“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因而，深化对历史上优秀师德元素的认识，继承大师的优秀品德是当前师德建设的重点所在。

（二）教师职业道德的时代性和发展性

教师职业道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传统上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和规范，其中的多数要素在今天仍然十分宝贵，但也有一些因素已经与实施市场经济的今天有着一定的不适。对于这些因素，需根据当下的社会特征和教育需要，对传统的师德要素进行适当扬弃：

1.义利关系：重义无需避利

中国历史上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是倡导重义轻利，利为众人所恶。朱熹和王守仁都主张要“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气节和精神颇值得今人崇敬和向往。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必须承认教师也是社会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有着一般大众的需求和欲望。在经济发达、物质繁盛的今天，社会没有理由也不应当忽视教师正当的“利”求。不能让为社会多做贡献的人吃亏，不能让重义的人在利的方面有太多损失。

2.师道尊严：避免过度膨胀

我国传统上有着严格的师道尊严。学生入学之时要行“束脩之礼”，需向孔子像跪拜和行尊师礼仪。学习期间，对于教师的要求，学生言听计从，奉教师教喻为神明，否则视为不敬，并极有可能遭遇皮肉之苦。传统的封建宗法制度同样对师生关系产生影响，师者如父的伦理身份定位和师尊生从、师爱生敬等伦理规范，实质上就是封建宗法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如影随形。它要求从上而下的绝对控制，从下而上的绝对顺从，在学问上要“师云亦云”，“不陵不犯”。

然而今天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以学生为主体”等凸现学生主体的理念逐渐得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该如何维持自己的师道尊严、接受学生的感恩与敬意，就有一定的界限，需要教师谨慎处之，否则引发社会争议，对教师本人造成不利影响。

3.学生管理：适度惩戒，严而有格，宽而不松

中国有“教不严，师之惰”的学生管理传统。从说文解字的角度来看，“教”字是会意字，从攴（pū），从孝，孝亦声。“攴”，小缶也，篆体像以手持杖或执鞭。在奴隶社会，奴隶主要靠鞭杖来施行他们的教化和奴化。古代官学体制中，以国子学为代表，要求学生遵守礼仪，尊敬师长，要立听讲解，跪听答疑，毋得傲慢，听师讲说，毋恃己长，妄行难辨，还严格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养成忠厚之心”，绝对禁止学生评品人物，非议朝廷等。

今天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依然必须要有一定的威严，让学生有所怕，有所敬，这是师生关系中教育的属性所决定的。但是随着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体罚学生，教师过于严厉等不利于教师走进学生心灵，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甚至会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而，教师对学生应更多地进行引导和说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慎用批评，适度惩戒，“重教育、轻教训”，“严而有格，宽而不松”。

4.既强调“礼之教化”，更注重学生内在潜能的发现和发展

古代官学体制内，从教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察举和科举考试的方式进入仕途的官员，如贾谊、王安石、朱熹、柳宗元、王守仁等，他们边做官，边广揽门生，聚众讲学；与此同时，官学体制内的所有教师都是被认为是“教官”，具有行政官员的性质和待遇。自汉代以降，私学和书院内的教师讲学内容多以官方倡导的儒家伦理为教育根本，师德与官德紧密相关。因而，当时社会对教师提出的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更多体现了对政治的要求，政治治理和学生教化密为一体。就教师本身而言，无论是其所持有的职业价值观、还是其传授的内容，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入仕为官之道。而对孩子成长和发展有什么样的特点等内在规律的探讨不足，对学生内在天赋和潜能的发展关注不够。然而在今天，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知识应用和科技创新，学校教育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依然是非常重要。但是除此之外，注重学生内在天赋的发现和发展，培养学生的批判分析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同样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总之，教师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恒定性和继承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深刻了解和借鉴我国历史上教师的优秀品德元素及其如何提升的实践，并使之在今天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是我们当下建设教师队伍所必需。

[1]《鲁斋遗书》卷十三附录.

[2]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76－81.

[3]转引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247.

[4]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106.

[5]参见周勇.大师的教学生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1.

[6]商友敬主编.过去的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序言1.

[7]何怀宏.三十年中国社会道德变迁[J].近日中国论坛，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