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毅

以“格调”论唐诗是明人留给清人的一宗古典诗学遗产，王士祯讲“神韵”和翁方纲论“肌理”，唐诗格调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但清代格调派的宗师是沈德潜，他论诗主格调，尚浑成；又宗盛唐，尊李、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道学气很浓。在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宗旨和推崇杜诗方面，沈德潜与翁方纲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论诗标举诗人“性灵”的才子袁枚，要批评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他以为诗人有必不可解之情，才会有必不可朽之诗，诗要抒写性灵，要用解风趣的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这不仅对宗唐的“格调”论有纠偏作用，亦可消除倾向于以学问为诗的“肌理”说的学究气。

一

沈德潜是清代以选诗著称的诗论家，他编撰的诗歌选本有《古诗源》、《唐诗宗》、《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国朝（清）诗别裁集》，以及诗评《杜诗偶评》、《说诗晬语》等。在沈德潜所编的诗歌选本里，《唐诗别裁集》有两个版本：一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的十卷本，称原本；一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二十卷本，即重订本。两者之间相隔四十多年。经补充修订的重订本，能够后出转精，更能体现其以“格调”选评唐诗的特点，那就是以体格、音节求神韵，复古与标新相折衷，既推崇雄健浑成的风格，亦欣赏冲淡清远的情韵，一归之于温柔敦厚的中正平和。这是一种能反映清人诗学理论风尚与唐诗接受关系的新格调说。

沈德潜自幼酷爱唐诗，他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原序》中说：“德潜于束发后，即喜抄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骎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第简编纷杂，无可据依，故有志复古而未得其宗。因偕树滋陈子，取向时所录五十余卷，删而存之，复于唐诗全帙中网罗佳什，补所未备。日月既久，卷帙遂定。既审其宗旨，复观其题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①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岳麓书社，1998年，第1页。他说的“审宗旨”，指以优柔平和顺成中正的唐音，上溯儒家诗教的风雅本原。所谓“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何者？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诗，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蓟，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②沈德潜：《原序》，《唐诗别裁集》，第1页。书名“别裁”，以杜甫《戏为六绝句》所说的“别裁伪体亲风雅”为准则，而具体的做法是“观其体裁”和“讽其音节”。体裁关乎体格，音节组成声调，体格和声调是明人以“格调”论唐诗的重心所在，为沈德潜所继承。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③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其《唐诗别裁集》主中和之音，弃僻邪之响，按体裁选诗，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七大类别，每一类别所选诗人按初、盛、中、晚排序，于此可以见出同一体裁诗体的源流正变和作者风格的不同。

以唐代的五言古诗为例，沈德潜认为有继承汉魏传统的“复古”正体与自成一格的唐人变体两种。他说：“五言古体，发源于西京，流衍于魏、晋，颓靡于梁、陈，至唐显庆、龙朔间，不振极矣。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④《唐诗别裁集》，《凡例》，第 4页。所以在《唐诗别裁集》里，陈子昂、张九龄和李白三家的五古入选较多，评价也很高。如说陈子昂：“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⑤《唐诗别裁集》，第2页。评张九龄《感遇九首》云：“《感遇》诗，正字古奥，曲江蕴藉，本原同出嗣宗，而精神面目各别，所以千古。”“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⑥《唐诗别裁集》，第7页。又谓李白：“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①《唐诗别裁集》，第30页。诗人作诗，用同一体裁而风格各异，所以才有诗之体格的不同。沈德潜说：“渊明诗胸次浩然，天真绝俗，当于语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闲远，储太祝得其真朴，韦苏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洁，气体风神，悠然埃壒之外。”②《唐诗别裁集》，第5页。指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和柳宗元用五古写山水田园风光，继承了陶诗的风格，也属于能“复古”而得其正。如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沈德潜评：“化工笔，与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妙处不关语言意思。”③《唐诗别裁集》，第70页。又说：“韦诗至处，每在淡然无意，所谓天籁也。”④《评〈观田家〉》，《唐诗别裁集》，第 72页。他选录了韦应物的五古四十四首，仅次于杜甫。但他以为：“苏、李、《十九首》以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为国爱君，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种种抱负，无不流露于楮墨中，诗之变，情之正者也。新宁高氏（高棅）列为大家，具有特识。”⑤《唐诗别裁集》，第5页。虽说杜甫五言古诗抒写的情感内容是正确的，但其诗体风格与汉魏古诗不同而自称唐体，属于变体无疑。故论唐代的五言古诗，沈德潜沿用了明人的说法，以李白等人为正宗，而视杜甫为大家。

主格调而宗盛唐是沈德潜早期唐诗接受的主导思想，在《唐诗别裁集》的原本里，一些与盛唐之音相左的志微噍杀流僻之响均被排除在外，包括初唐“四杰”和白居易、张籍、王建、李贺等中晚唐人的一些作品。这种受明七子“诗必盛唐”格调说影响的选诗取向，在沈德潜晚年的《唐诗别裁集》重订本里得到了纠正。以入选诗歌数量居前十名的诗人为例，原本为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岑参、刘长卿、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和孟浩然，而重订本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岑参、刘长卿、李商隐、韩愈和柳宗元，盛唐有所减少，中唐有所增加。重订本收诗1940首，较原本新增400多首，其中多数是中晚唐诗，尽管宗盛唐的主导思想没有变，但能照顾到初、中、晚，包容不同艺术风格和趣味的作品。这么做的理由，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是这么说的：“倘学诗者性情所喜，欲奉为步趋，而选中偏未之及，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因而增入诸家：如王、杨、卢、骆唐初一体，老杜亦云‘不废江河万古流’也。白傅讽谕，有补世道人心，本传所云‘箴时之病，补政之缺’也；张、王乐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莲后之变体也；长吉呕心，荒陊古奥，怨怼悲愁，杜牧之许为‘楚骚之苗裔’也。……他如任华、卢仝之粗野，和凝《香奁诗》之亵嫚，与夫一切生梗僻涩及贡媚献谀之辞，概排斥焉。”⑥《唐诗别裁集》，第3页。在排除不符合亲风雅之旨的“伪体”的同时，尽管将四唐诗的优秀之作都收集在一起，以免唐诗的体格有遗漏。此外，重订本还增加了诗人小传及诗话，评释也较原本更加详明，以便读者读其诗而知其为人，进而能体会诗人作诗的用心所在。

更重要的变化在于，选评唐诗的艺术标准，已不限于复古或门派，欲将体制、音节的把握与气格神韵的领会结合起来，即合格调与神韵为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原序》里“唐诗各有精神面目”的说法，源自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但没有说明，其《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则说：“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盐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诗虽未备，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未必不由乎此。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⑦《唐诗别裁集》，第3页。在原本里没有提到的王士祯的神韵说，在重订本的序里被置于首要位置而一再提及。

二

沈德潜其实是以“格调”说“神韵”，而所言“神韵”的蕴含与王士祯不同，已不限于用来指称王、孟一派那些有清远韵味的山水诗，而是包括了有雄浑格调的作品。他说：“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也；一种以雄浑胜，如‘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是也，当分别观之。”①《唐诗别裁集》，第214页。他评王维的《终南山》：“‘近天都’言其高，‘到海隅’言其远，‘分野’二句言其大，四十字中，无所不包，手笔不在杜陵下。”②《唐诗别裁集》，第216页。又谓王维《观猎》诗：“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起二句若倒转便是凡笔，胜人处全在突兀也。结亦有回身射雕手段。”③《唐诗别裁集》，第200页。他认为王维作诗不乏一气浑沦的神勇，但又用“穆如清风”来形容王维诗的清远，对其空灵的山水小诗赞扬有加。

在王、孟山水诗的选评上，沈德潜受神韵说的影响比较明显。如评王维的《鸟鸣涧》：“诸咏声息臭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后人摹仿不到，其故难知。”谓其《鹿柴》：“佳处不在语言，与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又说《辛夷坞》：“幽极。”④《唐诗别裁集》，第422页。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多从静悟得之，语淡而味终不薄，有清远的韵致。如评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云：“‘荷风’、‘竹露’，佳景亦佳句也。外又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句，一时叹为清绝。”⑤《唐诗别裁集》，第16页。谓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诗：“此天籁也。已近远公精舍，而但闻钟声，写‘望’字意，悠然神远。”⑥《唐诗别裁集》，第17页。沈德潜对王士祯所推崇的王、孟一派冲淡空明的神韵诗风持肯定态度，但他更欣赏以李、杜为代表的雄健浑成的诗风，在《唐诗别裁集》重订本的选评中，他大力提倡杜甫“未掣鲸鱼碧海中”（《戏为六绝句》）的浑厚笔力，与李白“巨刃摩天扬”（韩愈《调张籍》）的豪放气格。全书选录了唐代278位诗人的近两千首作品，其中选杜诗255首，李白诗140首，合占选诗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唐诗别裁集》的“凡例”里，沈德潜说：“唐人选唐诗，多不及李、杜。蜀韦縠《才调集》，收李不收杜。宋姚铉《唐文粹》，只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杨伯谦《唐音》，群推善本，亦不收李、杜。明高廷礼《正声》，收李、杜浸广，而未极其盛。是集以李、杜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汇集卷内，别于诸家选本。”⑦《唐诗别裁集》，第4页。把宗法李、杜作为《唐诗别裁集》有别于其他唐诗选本的特征。沈德潜说：“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⑧《唐诗别裁集》，第129页。他以为李白古体诗多随手写去，自然流逸，笔下殊有仙气。评其《蜀道难》云：“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任华、卢仝辈仿之，适得其怪耳，太白所以为仙才也。”⑨《唐诗别裁集》，第130页。谓其《梁父吟》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以气胜也。若无太白本领，不易追逐。”⑩《唐诗别裁集》，第135页。又评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叙与参军情事，离离合合，结构分明，才情动荡，不止以纵逸见长也。老杜外谁堪与敌？”11《唐诗别裁集》，第139页。评其《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①《唐诗别裁集》，第141页。说李白诗“逸气凌云，天然秀丽，随举一联，知非老杜诗，非王摩诘、孟襄阳诗也”。②《唐诗别裁集》，第231～232页。在近体方面，李白多以古笔为律诗，不用对偶，一气旋折而若有神助，其绝句更是流走神逸。沈德潜说：“五言绝右丞、供奉；七言绝龙标、供奉。妙绝古今，别有天地。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③《唐诗别裁集》，第450页。以为王维的五绝极为出色，王昌龄是七绝圣手，而“供奉”（李白）则五七言绝句都写得俱入妙境，有绝世风神和远韵。

沈德潜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④《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第524页。这主要是针对李、杜，特别是杜甫这样的大诗人而言。他以为：“前人论少陵诗者多矣，至严沧浪则云：‘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孙器之比之‘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斯为笃论。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唐人诗原本《离骚》、《文选》，老杜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人目之。”⑤《唐诗别裁集》，第39～40页。又谓：“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太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鼓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⑥《唐诗别裁集》，第141页。如果说李白诗的“格调”从心化出，杜诗的“格调”则由襟抱与学力构成，其气局之阔大和风格之多样，几乎无所不包。沈德潜说：“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⑦《唐诗别裁集》，第306页。他评杜甫的《秋兴八首》云：“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俱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⑧《唐诗别裁集》，第315页。以杜诗为例，沈德潜所心仪的盛唐格调，是由诗人襟怀、才气与雄健笔力和格律音韵集合而成的气象风格，可用“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和“天风浪浪，海山苍苍”加以形容。

宗盛唐，尊李、杜，在《唐诗别裁集》里体现得很充分，若太白诗与杜诗相比较，沈德潜则更倾向于有法度可循的杜诗方面。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⑨《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第524页。他认为学诗应以老杜诗法为本而推广之，所以在选评中晚唐诗时多以杜诗为标准。原本里选诗不多的白居易，于重订本中跃居前五位，与其讽谕诗的入选数量增多不无关系。沈德潜说：“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得其神也。集中可采者多，兹取其大有关系者。外间妪解之说，不可为据。”⑩《唐诗别裁集》，第76页。韩愈的《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沈德潜评曰：“元微之尊杜而抑李，昌黎则李、杜并尊，各有见地。”他认为：“昌黎从李、杜崛起之后，能不相沿习，别开境界，虽纵横变化，不迨李、杜，而规模堂庑，弥见阔大，洵推豪杰之士。”11《唐诗别裁集》，第166页。李商隐的七言律写得好，是晚唐诗人里入选作品最多的。沈德潜说：“义山近体，辟绩重重，长于讽谕，中有顿挫沉著可接武少陵者，故应为一大宗。后人以温、李并称，只取其秾丽相似，其实风骨各殊也。”①《唐诗别裁集》，第347页。评李商隐的《安定城楼》时，他说：“何减少陵！”②《唐诗别裁集》，第351页。不过沈德潜所选的义山七言律，多为有政治寄托的咏史诗和讽谕诗，如《马嵬》、《隋宫》、《南朝》、《茂陵》、《重有感》、《曲江》、《哭刘蕡》等。李商隐写爱情题材的凄美朦胧的《无题》诗则一首也没有入选。

沈德潜以有利于教化的和性情、厚人伦为选诗宗旨，与受儒家正统诗教说的影响不无关系。他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衎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③《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第523页。由唐诗上接以政教言诗的传统，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沈德潜一以贯之的选评唐诗的政治标准。他之所以选杜诗最多而且评价最高，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沈德潜说：“圣人言诗自兴观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惓惓不忘，得圣人之旨矣。”④《唐诗别裁集》，第39页。杜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语，沈德潜评曰：“抱负如此，终遭阻抑，然其去也，无怨怼之词，有‘迟迟我行’之意，可谓温柔敦厚矣。”⑤《唐诗别裁集》，第40页。又评杜之《北征》诗云：“‘皇帝’起，‘太宗’结，收得正大。汉魏以来，未有此体，少陵特为开出，是诗家第一篇大文。公之忠爱谋略，亦于此见。”⑥《唐诗别裁集》，第47页。杜诗里反映忠君爱民情怀的诗，如“三吏”、“三别”等，基本上都被《唐诗别裁集》所收录。沈德潜说：“一饭未尝忘君，其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⑦《唐诗别裁集》，第141页。在评杜诗时，他把诗教、格调与诗人的襟抱、器识和性情联系在一起，以为“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读太白诗如见其脱屣千乘；读少陵诗，如见其忧国伤时”⑧《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第557页。。在解读唐人诗歌时，力求将诗的政治教化寓于性情的兴发感动中，使唐诗发挥培养温柔情感和敦厚品格的美育作用。

三

以沈德潜为领袖的宗唐“格调”派在清中叶诗坛影响很大，除了沈氏的《唐诗别裁集》和《说诗晬语》外，此派的论诗著作还有薛雪的《一瓢诗话》、李重华的《贞一斋诗话》、乔亿的《剑溪说诗》、冒春荣的《葚原诗说》、方世举的《兰丛诗论》等。他们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宗旨，以盛唐“格调”为示范，讲究语意含蓄和格律法度，起、承、转、合皆有定式，使学诗者有轨可循，但也难免有桎梏作者“性灵”的弊端。

当时直接对宗唐“格调”派的诗学主张提出批评的是袁枚，他在写给沈德潜的《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说：“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莺花，岂古之莺花乎？然而不得谓今无莺花也。今之丝竹，岂古之丝竹乎？然而不得谓今无丝竹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①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清乾隆年间刻本。他认为：“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他对于分唐界宋、先立门户而后作诗的习惯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扼腕自矜，殊为寡识。”对于将明人诗必盛唐的格调说与儒家诗教说合而为一，他更是不敢苟同。“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招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②《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批评的矛头直指沈德潜奉为臬旨的诗教之尊，话讲得丝毫不留情面。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不选艳体诗，以为：“诗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观民风，考得失，非为艳情发也。虽《三百》以后，《离骚》兴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咏；然词则托之男女，义实关乎君臣友朋。自《子夜》、《读曲》，专咏艳情，而唐末香奁体，抑又甚焉，去风人远矣。”③《唐诗别裁集》，第7页。袁枚对此亦不以为然，他在《再与沈大宗伯书》里说：“夫诗之道大而远，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万窍，择其善鸣者而赏其鸣足矣，不必尊宫商而贱角羽，进金石而弃弦匏也。……即以唐论，庙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岛为之，则陋矣。山水闲适，王、孟所宜也；使温、李为之，则靡矣。边风塞云，名山古迹，李、杜所宜也；使王、孟为之，则薄矣。”他强调：“人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长而藏己之所短则可，护其所短而毁人之所长则不可。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至于卢仝、李贺险怪一流，似亦不必摈斥。”④《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这是从人各有其性情则各有其诗的角度说的。同样讲诗言情，沈德潜所言性情指符合诗教传统的温柔敦厚的道德情感，而袁枚所说的性情是个人的真情实感，包括男女私情。他在《答蕺园论诗书》里说：“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仆心已安矣，圣人复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⑤《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与沈德潜注重诗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同，袁枚强调的是诗的抒情审美功能。他在《随园诗话》中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⑥袁枚：《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他声称：“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⑦《随园诗话》，第3页。可知袁枚的“性灵”说是为了矫正“格调派”的流弊而提出来的。

袁枚在当时属于制度外的作家，不同于王士祯乃诗界的“开国宗臣”，翁方纲曾为京城馆阁诗人群领袖，以及沈德潜“晚遇”隆眷，他是一个年轻时就主动抛弃仕宦前程而专注于写诗和论诗的人。这使得他的诗学思想较少受正统观念的束缚而有异样的光彩。其“性灵”说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论诗主张表现作者的真性情和个性，贵在有我。袁枚说：“余尝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⑧《随园诗话》，第55页。“黄梨洲先生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诗见长，而言之有味。”⑨《随园诗话》，第56页。又云：“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①《随园诗话》，第163页。“诗有干无华，是枯木也。有肉无骨，是夏虫也。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有声无韵，是瓦缶也。有直无曲，是漏卮也。有格无趣，是土牛也。”②《随园诗话》，第167页。他认为：“《三百篇》不著姓名，盖其人直写怀抱，无意于传名，所以真切可爱。今作诗，有意要人知有学问、有章法、有师承，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③《随园诗话》，第169页。诗以抒情，发兴无端，故“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三百篇》、《古诗十九首》，皆无题之作，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遂独绝千古。汉、魏以下，有题方有诗，性情渐漓。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远；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真色，诗到无题是化工。’略见大意”④《随园诗话》，第172页。。袁枚说：“余最爱言情之作，读之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⑤《随园诗话》，第268页。重真情是其诗论最鲜明的主张。

二是学诗反对分唐界宋、标榜门户，批评一味模仿古人的“描诗”行为。袁枚说：“论诗区别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⑥《随园诗话》，第182页。“余尝教人：古风须学李、杜、韩、苏四大家；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或问其故。曰：‘李、杜、韩、苏，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⑦《随园诗话》，第185页。他认为：“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如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宋以欧、苏、陆、范为大家是也。若必专举一人，以覆盖一朝，则牡丹为花王，兰亦为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评谁为第一，而况诗乎？”⑧《随园诗话》，第52页。关于唐、宋诗之争，他说：“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七子以盛唐自命，谓唐以后无诗，即宋儒习气语。”⑨《随园诗话》，第148页。他批评王士祯等人的诗宗盛唐之说，以为：“阮亭《池北偶谈》笑元、白作诗，未窥盛唐门户。此论甚谬。……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竖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头画角若明七子，而后谓之窥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韩、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于少陵亦时有微词，况元、白乎？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⑩《随园诗话》，第60页。他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多冲淡清远景致，而情不深、气不厚。“或问：‘明七子摹仿唐人，王阮亭亦摹仿唐人。何以人爱阮亭者多，爱七子者少？’余告之曰：‘七子击鼓鸣钲，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阮亭善为角徵之声，吹竹弹丝，易入人耳。然七子如李崆峒，虽无性情，尚有气魄。阮亭于气魄、性情，俱有所短：此其所以能取悦中人，而不能牢笼上智也。’”11《随园诗话》，第92页。以近体诗而言，“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网户罘罳，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挟天子以临诸侯；于是空架虽立，而诸妙皆捐。《淮南子》曰：‘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12《随园诗话》，第134页。。指出七言律的创作于盛唐才是开始，至中、晚唐才进入成熟阶段，到宋、元而翻新出奇，没有割裂唐宋的必要。

袁枚曾仿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作《续诗品三十二首》，其《澄滓》云：“描诗者多，作诗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少。糟去酒清，肉去洎馈，宁可不吟，不可附会。”《斋心》云：“诗如鼓琴，声声见心。心为人籁，诚中形外。我心清妥，语无烟火；我心缠绵，读者泫然。”①《清诗话》下册，第1033页。《神悟》云：“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着文字。”《即景》云：“诗如化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无故。因物赋形，随影换步。”《著我》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②《清诗话》下册，第 1034～1035页。袁枚认为“作诗”须但见性情，即景成趣；而“描诗”是模仿古人的声调和字句，学他人体格，难免优孟衣冠之讥。他说：“高青丘笑古人作诗，今人描诗。描诗者，像生花之类，所谓优孟衣冠，诗中之乡愿也。譬如学杜而竟如杜，学韩而竟如韩：人何不观真杜、真韩之诗，而肯观伪韩、伪杜之诗乎？孔子学周公，不如王莽之似也；孟子学孔子，不如王通之似也。唐义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学杜者；今其诗集，都是别树一旗。杜所伏膺者，庾、鲍两家；而集中亦绝不相似。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陆放翁曰：‘文章切忌参死句。’黄山谷曰：‘文章切忌随人后。’皆金针度人语。”③《随园诗话》，第 177～178页。袁枚提倡创新和自成一家，反对摹拟复古之风。

三是作诗强调不拘格套，诗境要宽，诗情要活，诗语要自然风趣。袁枚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④《随园诗话》，第66页。他认为：“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佛云：‘学我者死。’无佛之聪明而学佛，自然死矣。”⑤《随园诗话》，第77页。这是说作诗不能固执于某种格调，专意摹仿某派风格，以免刻鹄成鹜、画虎类犬。他说：“严沧浪借禅喻诗，所谓‘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此说甚是。然不过诗中一格耳。阮亭奉为至论，冯钝吟笑为谬谈：皆非知诗者。诗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如作近体短章，不是半吞半吐、超超玄箸，断不能得弦外之音、甘余之味：沧浪之言，如何可诋？”⑥《随园诗话》，第204页。虽赞成借禅喻诗，但反对以禅论诗。“阮亭好以禅悟比诗，人奉为至论。余驳之曰：‘《毛诗三百篇》，岂非绝调？不知尔时，禅在何处？佛在何方？’人不能答。因告之曰：‘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⑦《随园诗话》，第423页。比如“同一乐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诗曰吟。可知音节之不可不讲，然音节一事，难以言传”⑧《随园诗话》，第423页。。“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旨。然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作者难，知者尤难。”⑨《随园诗话》，第425页。作诗死与活的关键不在格调，而在性灵。

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针对沈德潜的“格调”论而发的，但对“神韵”论和“肌理”说也有针砭作用，可振聋发聩。他认为：“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亦损其真。须知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⑩《随园诗话》，第36页。这是批评“神韵”论的。袁枚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①《随园诗话》，第37页。“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②《随园诗话》，第 110～111页。这是讽刺翁方纲“肌理”说的。

袁枚对唐诗没有偏见，他以为“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③《随园诗话》，第447页。。称盛唐为“绝调”，意味着其格调后人难以企及。他说：“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慎乎！唐齐己有《风骚旨格》，宋吴潜溪有《诗眼》：皆非大家真知诗者。”④《随园诗话》，第469页。他以为，言“肌理”者病于用典太多，而“考据之学，离诗最远”⑤《随园诗话》，第461页。；讲“格调”者拘泥于声律，而“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⑥《随园诗话》，第463页。；“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⑦《随园诗话》，第114页。。提倡“性灵”可廓清唐诗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流弊，而含有个性解放意识的诗人性灵说在清代诗坛的摧枯拉朽，也意味着在唐代就达到创作高峰的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