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克强 邓妙慈

吟诵是中华传统的诗词文的唱读方法，它介于读与唱之间，是中国历代文人学子普遍采用的一种鉴赏古典文学作品的手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吟诵之学，则是一门涉及文学、美学、语言学、音乐学、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多种知识的边缘学科，很有探究发掘的价值。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强的音乐性与节奏感，最适宜吟诵，故古典诗词是吟诵领域最常见最典型也最重要的文体。吟诵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技艺延绵保存，20世纪新式学校建立之前主要在私塾或家学传授。随着教育的西方化，古典诗词形式逐步从文人创作中淡出或弱化，国人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吟诵濒于失传，吟诵研究也出现了很大的断层。但自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吟诵研究断层出现了弥合的趋势。近年来，传承中华吟诵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势头甚健。正是前人与今人的不懈努力，使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绝而复续并蓬勃向前，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

正如中国文学艺术中的许多概念一样，对“吟诵”，学界并无严格而一致的界说。陈少松先生的说法在诸多意见中是较为简明的。他认为“吟诵”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若细加区分，“吟”，“就是拉长了声音像歌唱似地读”；而“诵”，则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①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7页。接近于唱的“吟咏”、“吟唱”、“吟哦”及接近于读的“讽诵”、“诵读”、“朗诵”等词，往往也用来指称“吟诵”。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或大同小异或迥然相别，这是我们在研读吟诵相关材料时应当细加甄别的。

我国古代典籍缺乏关于吟诵的专论与专著，而对于诗词吟诵之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古人对诗词吟诵问题的陈述零星地分散于经书、史传、札记、序跋、书信、笔记小说和各种诗话词话中。关于古典诗词吟诵之研究，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说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诗言志”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今文尚书·尧典》）

《尧典》的成书年代，学界尚未达成一致，大致“可以视为西周、春秋之际人们对于诗歌性质、功能的认识的一种概括性表述”。②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它按着节奏性和旋律感的递增关系，描述了言语行为的三种形态：朗诵、吟诵、歌唱。“言”是一般说话形态的朗诵；所谓“永言”，就是把朗诵的声调加以延长，也就是陈少松先生所说的“拉长了声音像歌唱似地读”；而“声”与“律”就已经是歌唱的范畴了。“吟诵”，正是介于“读”与“唱”之间。接下来的两则材料与“歌永言”说颇有相近之处：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

《礼记》与《诗大序》的成书大致完成于汉代学者之手，但其中包含着不少先秦旧说，可视为对先秦诗乐观念的一种概括。上引《乐记》和《诗大序》之见解相通，连文字也相差无几，只不过一者论乐，一者论诗，由此也可见先秦时期诗乐舞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段话皆强调了诗歌有“吟咏情性”（《诗大序》）之功效。诗歌之所以要吟咏，就是出于抒发感情之需要，不“长言”，不“嗟叹”，就难以尽情抒发。而所谓的“长言”与“嗟叹”，其实就是“永言”，皆为“吟”之初始形态。上述理论，可以说是诗词吟诵研究之理论嚆矢，其意义不可小觑。

此后，虽有关诗歌吟诵之实践活动从未间断，但谈得上理论建树却要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陆机在他的文论著作《文赋》中首次提到了诗文创作的声律之美。“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齐梁时期，周颙、沈约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论，声律论的兴起使音声之美成为鉴赏诗歌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到：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这段话的前几句探讨写作诗歌时如何使作品的音声有急徐高低轻重之变，即在有规律的变化中体现出诗歌的音律美；后面几句则从声律的角度高度评价曹植、王粲等人的诗作，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以音律协调诗歌的声韵，所以赢得历代的吟赏传诵。沈约明确地将音韵之美列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这在吟诵研究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若说陆机、沈约只是泛论诗文创作与音声之关系，那么与沈约同时的刘勰已经较为清晰地表达了对吟诵重要性的认识。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屡次提到吟诵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如“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神思》）。他又专设《声律》篇来讨论诗歌声律与人之声吻之间的密切关系：“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声律》）“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声律》）他更是对吟咏之重要性特别强调：“声画研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声律》）说明诗作音节的美丑是通过吟诵传达出来的，这种理论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将刘勰称为诗词吟诵研究史上之拓荒者，殆不为过。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随着创作的风行，诗歌吟诵更是成为一代之风尚。李唐诗歌吟诵之盛，可于当时及后世的各种文献资料中窥见一二，但诗歌吟诵之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其实践活动。这个研究之低潮，到了赵宋一朝才有所回升。

宋代在诗词吟诵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精辟之言论，尤以欧阳修、严羽、朱熹等人的见解最为精彩。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说：“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读诗尔，其它文字亦然。”说明了吟诵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严羽的《沧浪诗话》在继承《诗大序》“吟咏情性”说的基础上，对学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此处的“讽咏”、“熟读”皆义同“吟诵”，所谓“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在严氏心中，勤加吟诵是悟入诗歌之根本，其意义非同一般。宋代对诗词吟诵研究最为深入的当数大儒朱熹，他在这方面有相当精到而深刻的见解：“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朱子语类》卷八十）“大凡读书，多在讽咏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唱起来，方见好处。”（《朱子语类》卷八十）他在《诗集传序》中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并强调学诗要“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虽然朱熹所论归宿多在道德与义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他把诗歌吟诵作为一种完善道德的方式时，他的体会是真实而深切的。他认为诗歌吟诵能感发人们的善心，能让人们在一种独特的诗歌审美方式中获得人格的提升与心灵的净化，此外他也肯定了诗歌吟咏的“言情”功能，这对他的“吟诵道德观”也是一种有益之补充。而宋代正因为有了这些著名文人、诗论家和通学硕儒的理论成果，才得以成为诗词吟诵研究史上的一座奇峰。

元代诗词吟诵研究之代表人物当推刘绩。刘绩对唐诗颇为推重，他对唐诗吟诵之美亦是心驰神往：“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为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霏雪录》）可见，他认为唐诗的个性美寄寓于声律美中，而声律美正是通过吟诵得以展现的。

明代李东阳论诗祖述严羽，更为强调音节之美，同时他论诗歌吟诵也如朱熹一般，带有很强的道德色彩。“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本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沧州诗集序》）“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春雨堂稿序》）他认为悟入诗歌之不二法门就是“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之法度之外矣”（《怀麓堂诗话》）。若仅止于此，其理论之深度尚不能出前人之右，但他还认识到声调在吟诵中的标识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声调的差异对诗歌产生的地域、朝代加以辨别：“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怀麓堂诗话》）于此而论，他扩宽了研究之路径，其独辟蹊径之学术勇气值得嘉许。

清代的吟诵理论以桐城派之“因声求气”说为最盛，但它主要是针对文而发，而诗词吟诵理论之代表人物则是与桐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湘乡派之领袖人物曾国藩。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提到“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继而对诗歌吟诵之道娓娓道来：“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弋阳军中》）曾氏这里讲述的吟诵对作诗所能产生之助力，早为前人所述，本不足为奇，但他独出心裁之处在于提出了吟诵的两种形态——高声朗诵和密咏恬吟。前者有助于昌明诗歌之气势，后者则在于涵咏诗歌之兴味。接下来，他有一段更为别致新颖之论述：“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弋阳军中》）“天籁”一词，颇耐人寻味，叶嘉莹先生认为它“其实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音律》①应为《文心雕龙·声律》。篇中所提出的‘神明枢机，吐纳律吕’的一种声吻间所自然形成的节奏感”②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而所谓的“天籁人籁凑泊而成”，按叶先生的理解，则指“声情相生，使文字伴随着声音和情意一起涌出的一种作诗的办法”。③同上。曾氏的“天籁人籁”说实是论述作诗之时声与辞配合之最高境界，而这种境界，必须要勤加吟诵方能到达。曾氏之理论可以说代表了清代诗词吟诵研究之最高成就。此外，在曾氏之前的有“近代文学开山”之誉的龚自珍亦有谈及诗歌吟诵之言论。他在《三别好诗序》中称：“余于近贤文章，有三别好焉，虽明知非文章之极，而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按：吴伟业）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龚自珍对梅村诗之偏爱，出于幼时之吟诵记忆，而这记忆中又包含着刻骨铭心的亲情回忆，故他对吴诗的爱好几十年始终如一。不难看出，诗歌吟诵具有感发人心与刺激回忆之巨大力量，若所吟诵的诗歌对吟者具有特殊意义，那么即使时隔多年，只要一经吟诵，那些幼年习得的旋律与节奏就会迎面而来，经久不忘，历久弥新。龚氏所言虽重叙事抒怀而理论提炼稍嫌不足，但他的言论却给后世之吟诵教育论一个绝好的启迪：吟诵教育要从幼年抓起，若得母教更为理想。

从先秦到晚清，大体完成了诗词吟诵研究之雏形。以上所举之例仅为各个时期的代表，挂漏滋多。由于诗歌在文坛的主流地位，论诗者对诗歌艺术多有阐述，而诗歌吟诵更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大致说来，先秦之诗乐理论是为研究之萌芽，魏晋南北朝之声律论是为研究之成形，而宋至清末则为研究之平稳发展阶段。虽然每个时代在理论之数量、深度与广度上均有高下强弱之别，但总体来说，古典文学阶段的理论多带有印象式、感悟式、片段式的特征，缺乏严密的逻辑性，遑论系统性与周密性。但无论如何，它们是诗词吟诵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理论酝酿阶段，自有其不可取代之价值与地位。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猛烈的冲击，吟诵，这个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读古诗词文的方法也被当作封建余孽而受到人们的唾弃。随着西式朗诵的传入，汉语朗诵逐渐定型并取吟诵而代之。吟诵被国人丢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中，关于古典诗词的吟诵研究更是归于岑寂，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吟诵研究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唐文治、赵元任、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吴世昌、俞平伯、黄仲苏、洪深、朱光潜等老一辈学人为恢复吟诵和吟诵研究之传统或大声疾呼，或教授生徒，或笔耕不辍，而这时期的诗词吟诵之研究成果也基本为他们所创造。

在吟诵研究史上赵元任先生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秦德祥先生曾将唐文治和赵元任称为20世纪吟诵之双璧，并指出二人的区别在于：唐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唐调”，并身体力行，从事吟诵教学；而赵除了亲自吟诵并录音外，还撰写了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①秦德祥：《唐调简析及其他》，《“绝学”探微吟诵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51页。1927年，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先生写下了《新诗歌集·序·吟跟唱》②赵元任：《赵元任音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105～110页。，精辟论述了吟跟唱的区别与联系。此后1956年赵氏写于美国加州大学的《中国语言的声调、语调、唱读、吟诗、韵白、依声调作曲和不依声调作曲》③同上，第1～13页。和1961年在台湾发表的《常州吟诗的乐调17例》④此文于1961年发表在台北市《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见赵元任：《赵元任音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第 31～35 页。，都涉及了诗歌吟诵的问题，《常州吟诗的乐调17例》更是收录了赵氏根据自己的吟诵记写的17首诗歌的常州音吟谱。赵氏所记之吟谱都相当有价值，除了前述的17例，另有李白《静夜思》与张继《枫桥夜泊》各2式、白居易《长恨歌》片断。此外，他还为胡适吟诵的杜甫《登高》和苏轼《江城子》记了谱。赵氏的吟诵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与音乐学的角度切入，同时开了从方音研究诗词吟诵之先河。赵氏的种种贡献，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诗词吟诵研究之创始人与奠基者。

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往往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审视吟诵问题，如吴世昌先生于1933年发表的《诗与语言》⑤该文原载于1933年10月《文学季刊》创刊号。见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第 223～252 页。一文。该文从发音器官、发音方法和读者读诗心理的角度，详尽探讨了古典诗词的声音与读者被引起的情感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则以传统的诗乐关系为研究之切入点，如俞平伯先生1934年发表的《诗的歌与诵》⑥俞平伯：《诗的歌与诵》，《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年第3期。一文，正是从诗乐分合之角度来探讨诗词吟诵问题。他把可诵当作中国古典诗歌最基本的条件，把中国古典诗歌看作吟诵的最佳载体，俞氏所论，确是独具只眼，入木三分。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夏丏尊与叶圣陶两位先生合写的《文心》一书，书中极力向中学生提倡吟诵的学习方法，因为“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⑦夏丏尊、叶圣陶：《文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7页。。文字虽浅显易懂，却直截了当，切中肯綮，使读者获益良多。

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黄仲苏先生的《朗诵法》一书，这是吟诵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吟诵方法之专著，虽也涉及语体文的讲读方法，但主要谈论的是古典诗词文的吟诵方法。书前有钱基博先生之序。全书共十八章，涉及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文体学等诸多方面，当中不少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但也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如《体裁》篇根据朗诵文体的差异，将朗诵法分为四类：诵读、吟读、咏读、讲读，其中与诗词吟诵相关的主要是吟读与咏读，他认为吟读宜用于读律绝与词曲，而咏读宜于读长篇韵文与古体诗之类，原因在于咏读之行腔使调较吟读为速。他对文体之吟诵差别的认识是较为确当的，但问题在于是否能将“吟”与“咏”作这样的区分，难怪朱自清先生认为“吟读和咏读可以并为一类，叫做‘吟’”①朱自清：《论朗读》，《朱自清全集》第二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4页。。但若并为一类，文体应有之吟诵差别就无法体现。此外，黄先生对方言吟诵之价值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国语诵读之重要性。当然黄先生处于民国推行标准音之年代，特定的时代影响以及草创阶段难以避免的疏漏，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责之过苛；而其津梁后学之功，则不宜稍忘。

20世纪40年代初，洪深先生写成长篇论文《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郭沫若先生为之作序。这篇论文并非专论古诗的吟诵，但用郭氏的话说，它能于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之中“求其共通，复于共通之中求其变异。新旧兼容，中西共治”②郭沫若：《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序》，《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第3页。，当中不少有得之见。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圣陶和朱自清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一书，叶先生在前言中再次强调了吟诵在语文学科学习中的重要性。而两位先生合著的由开明书店于1945年出版的《国文教学》一书，收入了朱先生《论朗读》一文，此文之宗旨亦在呼吁学校的国文教育应当恢复传统的吟诵方法。朱先生于1944年撰成的《朗读与诗》③朱自清：《朗读与诗》，《朱自清全集》第二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88～395页。及1947年撰成的《论百读不厌》④朱自清：《论百读不厌》，《朱自清全集》第三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26～232页。两文，也都涉及了诗词吟诵问题，尤其是前者，更是从诗乐分合的角度来分辨朗读、吟诵与歌唱，具有相当之学术性，某些观点虽值得商榷，却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角度。此外，朱光潜先生于1943年出版的《诗论》也涉及古诗文的吟诵，而且专设《诗的歌诵问题》⑤朱光潜：《诗的歌诵问题》，《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9～101页。一节，虽非专论，且所论之“诵”也与古代之“诵”有一定出入，但亦能予人启迪，发人深省。

综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诗词吟诵研究，其进展真乃举步维艰。当时的吟诵面临着异常严峻的生存环境，前辈学者们的辛勤努力实未能扭转社会对吟诵的成见；他们自己亦多是分散研究，其主要学术精力并不在吟诵领域，故其时只有黄仲苏一人之专著，其他人多为旁及偶涉，很多的论述都属于泛论性质，并非专门针对古典诗词而发，但尽管如此，他们在现代诗词吟诵研究史上却有大辂椎轮之功。首先，他们为后日之诗词吟诵研究奠定了坚实之根基。这批研究者多是当时中国最为出色的学者、教育家和文学家，他们以自己丰厚的学殖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并无多少借鉴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一条诗词吟诵研究之路。他们的许多观点仍是今天的学者们无法超越的，他们的观点多次被征引和讨究。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奠基，就没有今日诗词吟诵研究之繁荣局面。其次，他们初步形成了多维研究视角。语言学、音乐学、教育学、文字学、语法学、文体学等等，他们多方审视，层层深入，充分论证，一改前人印象式、感悟式、片段式的批评模式，理论之框架与逻辑之体系开始形成，这种转变学术思维之功，称得上嘉惠士林，泽被后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论述中多是“朗诵”、“朗读”、“吟诵”等词混合使用，其实他们讨论的都是“吟诵”。之所以不作细致区分，恐怕缘于当时西方朗诵之观念传入不久，而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仍根植于国学根柢深厚的学人心中，只要一谈到“读”，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吟诵，故不必过细区分。

三

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几乎所有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都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诗词吟诵研究刚被滋润起来的生存土壤又遭到了严重破坏。从建国至“文革”结束前这个时间段内，除了赵元任先生在海外的研究成果外，国内之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但亦有少数杰构问世。如任讷先生始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唐声诗》，其中第一章第二节《声诗与歌诗、乐诗、诵诗、吟诗》①任讷：《声诗与歌诗、乐诗、诵诗、吟诗》，《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7～22页。即涉及诗歌之吟诵，但该书直到1982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杨荫浏先生在1961年写的《语言音乐学讲稿》②杨荫浏先生于1961年撰写 《语言音乐学讲稿》，1963年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油印，发给学生作为课本。1980年定稿，更名为《语言音乐学初探》，被收入《语言与音乐》一书，于1983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有关于吟诵调的部分论述,这一讲稿被收入《语言与音乐》一书，直到1983年才得以出版，而且任先生与杨先生的著述均非专论诗词吟诵。可以这样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古典诗词吟诵研究史上一段令人痛心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的复苏期。摆脱了沉重的政治阴霾，学术界出现百废待兴之局面，沉抑已久的吟诵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盎然生机。首先是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收录了钱仲联、徐永端合撰的《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鉴赏问题》。该文提出，“赏鉴诗词必须从作品的声、色两个方面入手”③钱仲联、徐永端：《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鉴赏问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4页。，所谓“声”，即诗歌的音乐美，这便关系到了诗歌吟诵。作者以若干例子说明古人对吟诵问题的重视，而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则是作者以吴伟业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为例来探讨诗歌吟诵的顿挫问题，使读者对诗歌的音随意转、声随情动有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了解。但作者仅从诗歌之情意和换韵角度来审视吴诗之顿挫，而未谈及平仄、节奏等问题对声调顿挫之影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从中也可看出诗词吟诵研究在复苏之初始阶段难免有粗疏之失。1980年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代表作《谈美书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也涉及了诗文吟诵问题。他肯定了古人以吟诵来学习诗文的做法，称他们吟诵“不但要懂透每字每句的确切意义，还要推敲出全篇的气势脉络和声音节奏，使它沉浸到自己的心胸和筋肉里，等到自己动笔行文时，于无意中支配自己的思路和气势”。④朱光潜：《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这其实论述的是吟诵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出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公木的《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⑤公木：《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第6期。，傅雪漪的《试谈词调音乐》⑥傅雪漪：《试谈词调音乐》，《音乐研究》1981年第2期。，华钟彦的《发扬古典诗歌传统拯救古典诗歌危机》⑦华钟彦：《发扬古典诗歌传统拯救古典诗歌危机》，《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和《关于近体诗的读法》⑧华钟彦：《关于近体诗的读法》，《唐代文学论丛》第四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4～330页。，华钟彦、李珍华的《唐诗吟咏的研究》⑨华钟彦、李珍华：《唐诗吟咏的研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何瑞澄的《关于古典诗词的吟唱》⑩何瑞澄：《关于古典诗词的吟唱》，《广西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陈炳铮的《谈古典诗词的吟诵》11陈炳铮：《谈古典诗词的吟诵》，《中国音乐》1981年第3期。和《谈福州传统吟诵调》12陈炳铮：《谈福州传统吟诵调》，福建中华诗词学会编《福建诗词》第一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34～362页。。其中，陈先生的《谈古典诗词的吟诵》与华先生的《关于近体诗的读法》、《唐诗吟咏的研究》均重在谈论吟诵的方法，公木先生与傅先生的研究则以音乐为视角，陈先生的《谈福州传统吟诵调》则发扬了赵元任先生的吟诵方音研究，何先生主要以教学为出发点进行探讨，而华先生的《发扬古典诗歌传统拯救古典诗歌危机》则属于综说性质。另外，较有特色的还有屠岸先生1983年撰写的《吟诵的回忆》13屠岸：《吟诵的回忆》，《丹》（万叶散文丛书第二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一文，该文主要以答读者问的书信体形式回忆了母亲教“我”吟诵诗词文的经历，并着重讲述了这种经历对“我”的心理情感与诗词创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吟诵已经成了母子感情之纽带。此文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却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向读者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吟诵的腔调、吟诗与吟词的区别、吟诵的语音、吟诵对诗词创作之助力等重要问题，于强烈的文学性中自可见鲜明之学术性。

复苏期的诗词吟诵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它们虽篇幅不长，但皆为专文专论，标志着诗词吟诵研究已经摆脱了附庸地位而走向了独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的吟诵研究多论诗，对词的探究少之又少，复苏期的研究则体现了研究者对词开始加以关注，仅从论文之命题上便可窥见这种学术觉醒。这个时期主要的研究特征是少而精，研究成果之数量虽少而于研究质量却有相当高度。此时活跃于吟诵研究领域的不仅多为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而且多是深谙吟诵之道的诗人。朱光潜的学术造诣自不待言，陈炳铮与屠岸皆为吟诵名家，傅雪漪为戏曲研究员，而公木、钱仲联与华钟彦则身兼诗人与学者之双重身份，且钱公与华公均雅擅吟诵。出自这些名家手笔的理论成果，或高屋建瓴，或条分缕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成为诗词吟诵研究进入繁荣期之先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台湾的吟诵研究之进展较大陆为速，已经有专著问世，如1985年由台中青莲出版社出版的李炳南《吟诗常则》、1988年由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出版的苏友泉《诗歌吟诵教学之研究》等。应该说，在台湾吟诵的传习更加有序，吟诵研究的基础也更为坚实。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古典诗词吟诵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学界和社会对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的认可度和关注度与日俱增。2010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我们可以把90年代至今称为研究之繁荣期。这个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论文数量激增。比起以往每个时期捉襟见肘的论文数量，这个时期的论文数量真正实现了“大跃进”。在期刊网上随便一搜，关于“吟诵”的论文就有将近200篇。将无关诗词吟诵和不具学术价值的删汰，再将戴着“吟诵”帽子而实则讨论西式朗读的文章舍弃，也仍有百余篇的数量。这些论文良莠不一，当中夹杂了不少欺世盗名之作，重复前人而无新见的因袭尚且不论，更严重的是还出现了剽窃现象。当然，虽有这种学术泡沫存在，当中亦有骄人之成绩。首先是名家名作不在少数，如叶嘉莹、汪平、盘石、王宁、王恩保、华锋等先生，对诗词吟诵均有超拔前人的独到之见。其次，出现了若干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如2006年江西师范大学胡立华的《论吟诵的音乐价值——从音乐的角度进行研究》，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吴春华的《论古典诗歌吟诵教学》，2007年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孔玥的《吟诵古诗词文对小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效益》，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尹小珂的《传统吟诵调的艺术价值与当前生存状况——有关部分现存吟诵音乐的调查与研究》等。这些硕士论文对诗词吟诵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音乐学两方面，材料搜罗虽有多寡之别，写作水准亦有高下之异，但至少说明了现在的高等教育界对吟诵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学子们也以辛勤的努力做出了可贵的学术尝试，这是可喜的现象。此外，某些台湾学者的论文也展现了其独特的视角和应有的学术高度，如台湾师大的潘丽珠教授在《古典诗歌教学之课程设计——以声情教学为主》①潘丽珠：《古典诗歌教学之课程设计——以声情教学为主》，《中等教育》2003第6期。一文中提出：“诗歌吟咏之具体六大步骤为‘细读，浅诵，腔随字转，处理泛声，调整音阶，确定节奏’，前三者为基本功夫，后三者是增加美听的功夫。”台湾学者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还有：潘丽珠《〈山居秋暝〉诗情教学》②潘丽珠：《〈山居秋暝〉诗情教学》，《福建教育》2002年第8期。、简明勇《诗歌吟唱教学》③简明勇：《诗歌吟唱教学》，《国文天地》2001年第1期。、陈茂仁《闽南语拟调吟诗前的要项及拟调吟诗之步骤研究》④陈茂仁：《闽南语拟调吟诗前的要项及拟调吟诗之步骤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等。

第二，专著的出现。1995年，由茆家培、盘石编的《中国古诗词吟诵曲选》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陈炳铮、文怀沙等人的吟诵曲，对古诗词的吟诵曲谱有保存之功。1997年，南京师范大学陈少松教授的《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对诗词文吟诵进行全面介绍的最早的一部专著，可以说集诗词吟诵研究之大成。2002年，江苏常州第一中学的音乐教师秦德祥先生将其发表在国内各学报上的吟诵音乐研究文章汇集成《吟诵音乐》一书，并附CD，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从音乐角度研究吟诵的第一本专著，当中不少内容与诗词吟诵研究相关。2009年，由秦德祥、钟敏、柳飞、金丽藻合撰的《赵元任、程曦吟诵遗音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整理了赵元任和程曦两位先生1971年在美国“中国演唱文艺研讨会”的活动中用各自方言吟诵的古诗文。该书除了用五线谱标记二位先生的吟诵腔调外，还用国际音标对二人使用的方言进行了标写，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令人感佩。2010年，秦德祥先生择取《吟诵音乐》部分文章以及近年发表于各学报连同尚未发表的关于吟诵之论文而成《“绝学”探微吟诵文集》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书虽在严格意义上称不上一部新著，但称之为秦先生吟诵研究之集锦，也不无贴切。此外，台湾的吟诵研究亦是云兴霞蔚，不少学者皆有专著问世，如洪泽南《大家来吟诗》①洪泽南：《大家来吟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9年。、尤信雄《中国古典诗的音乐功能及其吟唱方式》②尤信雄：《中国古典诗的音乐功能及其吟唱方式》，《诗词曲教学辅导论文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2000年。、莫月娥《大雅天籁——莫月娥古典诗吟唱专辑》③莫月娥：《大雅天籁——莫月娥古典诗吟唱专辑》，万卷楼图书公司，2002年。、潘丽珠《雅歌清韵——吟读诗文一起来》④潘丽珠：《雅歌清韵——吟读诗文一起来》，万卷楼图书公司，2002年。与《古韵新声——潘丽珠吟诵教学》⑤潘丽珠：《古韵新声——潘丽珠吟诵教学》，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等。

这里我们要对陈少松先生的《古诗词文吟诵研究》一书作专门介绍。该书是陈少松先生集十年之心力从事古诗词文吟诵教学和研究之结晶，附有CD配套发行。⑥CD吟诵的内容是以唐诗宋词和历代美文为主的古典诗词文。《古诗词文吟诵研究》从如下几个方面展现了其学术特性：首先，它建立起了吟诵研究之理论体系。该书共分八章，分别论述了吟诵的概念、历史和价值、不同文体之吟诵方法、吟诵之审美要求、技巧运用、腔调之继承与革新。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我国古诗词文吟诵的原理与方法，探索和总结其中的规律，所论涉及古典文学、美学、音乐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多门学科，材料之翔实，理论之赅博，可以想见。其次，《古诗词文吟诵研究》根据吟诵文体之别进行分类阐释。陈先生将吟诵的文体分为诗、词、文三类，在前人对吟诵的论述或单取一类、或采取模糊类别之法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进一步。再次，《古诗词文吟诵研究》对前人吟诵理论予以继承与纠偏。对待前人留下的吟诵理论，陈先生一面吸取精华，继续掘发其理论精蕴；另一面则补偏救弊，指出其局限性，并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其重新做出理论阐释。《古诗词文吟诵研究》是吟诵研究史上第一部专门而全面地介绍古典诗词吟诵的专著，它的问世，填补了建国以来我国古典诗词吟诵研究领域的理论空白，也标志着我国的古典诗词吟诵研究开始进入成熟期，它在吟诵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海内外专家学者对陈先生与其著作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北大张少康教授就称陈先生“研究和吟诵实践为救活传统文化中的一门绝学，作出了重大贡献”⑦刘淦：《抢救吟诵绝学开创艺文新篇》，《中华诗词》2003年第1期。。而已故的台湾师大教授王更生更是对《古诗词文吟诵研究》赞誉有加：“十年淬炼，成此一部不刊名著，不仅是诗词吟诵的历史丰碑，同时也标志着诗词吟诵的科学化、理论化、具象化，使古来‘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之抽象概念，变成视而可见、听而可闻的具体事实，大有贡献于学术。”⑧同上。

第三，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这是繁荣期诗词吟诵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一方面是缘于社会对吟诵开始重新认识，诗词吟诵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学人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深入发掘诗词吟诵研究之课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思维的转变，学界对专题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故作为多种学科交叉之诗词吟诵研究也得以凭风借力，迈入了研究视角多元化的新时代。此时的学界真正实现了对诗词吟诵多角度和全方位的审视，如：

（一）以地域方言为研究角度的，有汪平《苏州吟咏诗文的乐调》①汪平：《苏州吟咏诗文的乐调》，《方言》1992年第1期。、黄炳辉《泉州方音与唐诗吟咏》②黄炳辉：《泉州方音与唐诗吟咏》，《华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施榆生《漳州方音诗词吟诵初探》③施榆生：《漳州方音诗词吟诵初探》，《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第3期。、吕君忾《格律诗词之粤语吟诵》④吕君忾：《格律诗词之粤语吟诵》，《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等。

（二）以教学为角度的，有王珏《诵读：传统语文教学法之精髓》⑤王珏：《诵读：传统语文教学法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999年第16期。、黄澜《浅谈古典诗词的吟诵》⑥黄澜：《浅谈古典诗词的吟诵》，《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任健《诵读——古诗词情感教育之本》⑦任健：《诵读——古诗词情感教育之本》，《阅读与鉴赏·教研》2006年第6期。、徐建顺《吟诵与教育》⑧徐建顺：《吟诵与教育》，《人民教育》2009年第23期。等。

（三）以音乐为角度的，有薛良《论“框格在曲，色泽在唱”》⑨薛良：《论“框格在曲，色泽在唱”》，《中国音乐》1992年第3期。、盘石《吟诗与歌曲创作》⑩盘石：《吟诗与歌曲创作》，《音乐研究》1993年第2期。、王宁《吟与唱》11王宁：《吟与唱》，《文史知识》1998年第10期。、华锋《传统吟诵与音乐的演唱》12华锋：《传统吟诵与音乐的演唱》，《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其中集吟诵音乐研究之大成的当属秦德祥先生。

（四）论述吟诵的作用和价值的，有左健《古诗鉴赏吟诵论》13左健：《古诗鉴赏吟诵论》，《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叶嘉莹《吟诵的作用》14叶嘉莹：《吟诵的作用》，《中华活页文选》2010年第4期。、李技《吟诵对古典诗歌鉴赏的作用》15李技：《吟诵对古典诗歌鉴赏的作用》，《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年第11期。、胡俊林《论中华吟诵文化的发达因素》16胡俊林：《论中华吟诵文化的发达因素》，《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

（五）探讨吟诵方法的，有马玉山《吟诗浅斟》17马玉山：《吟诗浅斟》，《黄淮学刊》1998年第1期。、谢桃坊《关于古典诗词的吟诵》18谢桃坊：《关于古典诗词的吟诵》，《文史杂志》2000年第5期.、蒋凡《唐诗宋词吟唱三法》19蒋凡：《唐诗宋词吟唱三法》，《文史知识》2007年第9期。等。

（六）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特有范畴观照吟诵的，有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20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路庆平《以声求气——古诗文朗诵与“文气”解构》21路庆平：《以声求气——古诗文朗诵与“文气”解构》，《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

其他还有，从传播角度进行探讨的有钱锡生《论唐宋词的吟诵传播》22钱锡生：《论唐宋词的吟诵传播》，《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从养生角度来论述的有周华胜《吟咏诗词有益健康》23周华胜：《吟咏诗词有益健康》，《健身科学》2002年第1期。；从中华文化切入的有王轻鸿《吟诵：民族化的诗文审美方式》24王轻鸿：《吟诵：民族化的诗文审美方式》，《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梳理吟诵发展史的有胡俊林《论中华吟诵文化的发展轨迹》25胡俊林：《论中华吟诵文化的发展轨迹》，《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以特定时代为视点的有范子烨《晋人吟诗与“洛生咏”》①范子烨：《晋人吟诗与“洛生咏”》，《文史知识》1995年第2期。、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②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等；从文体流变角度切入的有赵敏俐《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③赵敏俐：《歌诗与诵诗：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功能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等。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以方便读者有一大概的体认，实乃管窥蠡测挂一漏万，远不足展现研究之空前盛况。

第四，研究群体的大众化。与以往研究者多为精英学者、诗词名家不同，繁荣期的研究群体呈现出平民化、大众化的特色。虽然研究之主力军仍为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诗（词）坛名家，但一股由中小学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乃至普通的吟诵爱好者所组成的研究力量已经日益壮大。这种研究的新局面自然也有新的利弊：利在于大众的参与使得诗词的吟诵研究不再被少数的专家学者垄断，理论成果自然就更具活力和亲和力，这无疑会大大提升诗词吟诵研究在社会上的接受度与生命力，而且这股平民化的研究力量中亦能出一二卓识之人以领袖群伦，身为中学退休音乐教师的秦德祥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弊在于研究成果的批量生产导致研究质量得不到保证，理论成果良莠不一，鱼目混珠，这种学术泡沫不仅会伤害整体的学术声誉，也会使后学在堆积如山的成果面前倍感迷茫，终致南辕北辙。但总体来说，研究群体的大众化还是利大于弊。因为时至今日，吟诵仍未从“绝学”之困境中走出，只有依凭大众之力，才能使其在实践和研究两个层面都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唯有如此，诗词吟诵研究方可免覆亡之虞。

四

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三十年探索与耕耘中，新时期的古典诗词吟诵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在这些成绩与经验基础上更上一层，则是我们亟须思索之问题，我们试把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交给学界批评。

首先，要提高对中华古典诗词吟诵重要性的认识。诗词吟诵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08年“常州吟诵”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吟诵”之学已经得到国家级层面的重视。对中华诗词吟诵的认识要上升到传承中华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高度。

其次，重视文献资料调查与理论研究相结合。文献资料调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世文献，从《诗经》到近现代的各种著述，对吟诵的描述和探讨多有记载。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材料仍未被发掘，或者已经发掘但今人却不善于加以利用。如宋元明清时期是古代吟诵研究之高峰，但人们对这个阶段的关注却往往只将目光聚焦于朱熹、桐城派此等大家名流，对其他相当有价值的理论或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当今研究领域之理论的重复，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材料的未能更新相关，明乎此，便应以扎实的资料工作代替凭空高论。其二是田野调查，在整理已有的吟诵音像资料的基础上对在世的吟诵专家进行抢救性的采录。只有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深度的理论研究。

再次，重视吟诵与古体诗词创作关系的研究。在传统的诗词教习中，吟诵是创作诗歌的基本功。事实上，古今精于吟诵之道的专家大都是长于古典诗词创作的人，从读诗、作诗到修改，都可以借助吟诵来体会和加强旧体诗歌之美感。当今旧体诗歌的吟诵群体与创作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科学地探讨传统吟诵与旧体诗歌创作的关系必定会对吟诵的推广和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复次，必须关注现有的研究薄弱环节。综观现有之研究成果，以从教学、音乐、价值论、方法论等角度切入的研究为盛，而另外许多颇为独到之理论视角虽已出现却备受冷遇。如专门从中国文化之角度审视吟诵的，笔者仅见王轻鸿先生的《吟诵：民族化的诗文审美方式》一文；又如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特有范畴烛照吟诵的，仅有叶嘉莹先生《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路庆平先生《以声求气——古诗文朗诵与“文气”解构》等寥寥数篇；其他如从传播学、养生学等角度进行审视的，亦为数不多。又如，从现存吟诵方法的现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传统诗词吟诵方法、地方戏曲曲调吟诵方法和当代流行歌曲曲调吟诵方法，而关于吟诵流派特点的分析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诸如此类之研究薄弱环节，其实正为当代学者提供了绝好的学术提升与理论深化之机缘。当然，若能自出机杼提出全新之研究视角更是值得提倡。

最后，应该建立起古典诗词吟诵研究之学术梯队。诗词吟诵研究是否后继有人，也是摆在当今学界面前的一大问题。现今的研究成果虽有一部分出自研究生乃至本科生这些青年学子之手，但所占比例较低，研究角度较单一，而其理论价值也仍有待提高。将吟诵作为硕士学位论文之选题的多为教育学和音乐学之硕士，其他学科的似不多见，而迄今尚未有人将吟诵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之选题，可见当今之中青年学子对诗词吟诵研究尚未有足够之了解与重视。如前所述，诗词吟诵研究是一门多学科交叉之学问，凡在这些学科范围内的学子均可在诗词吟诵研究上展开自己的学术探索，这一方面要求广大中青年学子具备这种探索意识和学术眼光，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为师者之引导启发。只有建立了诗词吟诵研究之学术梯队，才不至于出现盛极难继的学术困境。

另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华古典诗词吟诵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作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二批重大招标项目获准立项，此项目分别由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教授任“负责理论研究部分”的首席专家，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任“负责抢救整理部分”的首席专家。目前两校研究进展势态良好。

新中国的古典诗词吟诵研究起步较晚，学科基础较弱，中间又因政治原因遭遇了巨大的学术断层，即使时至今日，其理论成果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看根本无法比肩学术界某些“显学”。但正因其“新”与“弱”，才为后学提供了更多研究发展之空间。如何在现有的理论高度上实现古典诗词吟诵研究的长足发展，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王国维先生曾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确实，只有当我们克服急功近利之心态，以兢兢业业的学术态度专注于古典诗词吟诵之研究，才能开拓一片学术之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