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朝绪

文献综述

《雅典的泰门》首刊于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1623)，排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裘利斯·凯撒》之间。存世的该版本一单页上印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开篇，而且，该版本中本剧与随后的《裘利斯·凯撒》之间页码中断，而后来印在历史剧和悲剧两部分之间的《特》剧恰能补足所缺页数。这说明本剧的位置原属于《特》剧，是一场版权纠纷使得《特》剧无法刊出，编辑情急之中只好以本剧填充，这就不能不令人对本剧的价值产生怀疑。用乔治·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话说，该剧是“由好的诗行、跛脚的格律和极为过时的散文堆成的奇怪混合物(a strange jumble of good verse，limping metre and out and out prose)”①。批评界对该剧的争议不止于其完整性和价值，还在于其结构和人物形象。关于结构，在《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通过泰门的慷慨大度和责骂的场景，说明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悲剧的结构形式。在其他悲剧中，每个人物在结构严谨的情节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被预先介绍。唯独《雅典的泰门》一剧中没有真正的情节，剧中人物轮流上场，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三个谄媚者依次登场，每个都象征性地伸出手(装作同情泰门);三个盗贼上来偷泰门刚刚发现的金子;两个元老拜访泰门恳请他回到雅典，等等。

关于人物形象，批评家争议最大的是泰门，争议集中在是谁毁灭了泰门?一种观点认为是当时社会流行的拜金主义毁灭了泰门，因为在该剧的第四幕第三场泰门发现金子之后的经典独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479)②不仅道出了金钱对人的异化力量，更道出了金钱对人的毁灭，对人善良本性的毁灭，对一个本性高贵、慷慨行善、真心待人的雅典贵族的毁灭。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雅典的腐败，即泰门的朋友、贵族和元老的贪婪和忘恩负义毁灭了泰门，理由是泰门发达之时，他身边总有“一大群蝇营蚁附的宾客，……各种不同地位、不同性情的人，无论是轻浮油滑的，或是严肃庄重的，都愿意为泰门大爷效劳服役”(433);然而，及至泰门落魄之际，“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把她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434)。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泰门的做作，挥霍无度和对人类的憎恶毁灭了自己。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认为泰门是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角，他没能像莎士比亚其他悲剧主角如奥赛罗和李尔王一样激起人们的同情，他的慷慨有做作之嫌，大方之中略显矜矫。他的慷慨大度不是对真正有难朋友的帮助，而是对溜须奉承之辈的回应。在最后一点上，亦有人从弗洛伊德视角解读泰门，认为他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归结为他的失衡人格、自恋和死亡本能导致了他的自我毁灭③。

本文以中国传统价值观解读该剧，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究导致泰门毁灭的原因:“君子爱财，取之无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和违背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之道这三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泰门的毁灭。

一、违背爱财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无道”

时代盛行的拜金主义是导致泰门毁灭的第一重因素。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封建统治日益衰微，资产阶级势力日渐强大，新出现的金钱经济和它衍生的高利贷等金融工具正逐渐开始统治人们的生活，进而导致金钱主宰一切，拜金主义盛行。

而《雅典的泰门》一剧的主题是“贪财为万恶之源”(Campbell 875)。该句出自《圣经·提摩太前书6:10》，原文为“For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which while some coveted after，they have erred from the faith，and pierced themselves through with many sorrows.”(贪财是万恶之源: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④。该主题批评的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拜金主义。《雅典的泰门》的主题赋予了这句《圣经》格言以新的涵义和迫切性，因为正是由于拜金主义使得一个本性高贵的人——泰门，由于极度愤慨和憎恶人类造成了自我毁灭。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观并不认为“贪财为万恶之源”，相反，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必要途径，只不过强调获得财富的手段应该正义，反对不义之财。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6)。中国传统义利观对待财富的基本观点是爱财是人的本性，财富的获得要“以其道得之”(46)。

相对于中国传统义利观而言，《雅典的泰门》中的众生们违反了“道”的原则，他们贪财不择手段。该剧中人物走马灯似地穿越舞台，职业不同，身份各异，但一张张脸又十分相似，谈吐举止颇为雷同。这芸芸众生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金钱。他们获得钱财的手段不一而足，阿谀奉承之辈利用泰门善良慷慨的天性向其溜须拍马:“各种不同地位、不同性情的人，无论是轻浮油滑的，或是严肃庄重的，都愿意为泰门大爷效劳服役;他的巨大的财产，再加上他的善良和蔼的天性，征服了各种不同的人，使他们乐于向他输诚致敬”(433)。对于那些谄媚者，“只要泰门点一点头，就可以使他们满载而归”(433);有能力的元老们“安安稳稳地在一边数着他们的钱，以高利放债”(471)盈利;没有能力的或是操着皮肉勾当赚钱，如菲莉妮娅和提曼德拉:“相信我们，只要有金子，我们是什么都愿意干的”(483);或是盗窃成风，不仅窃贼们要偷泰门的金子，甚至连雅典城“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才是最可怕的窃贼大盗哩”(491)。

由于人们不择手段攫取财富，拜金主义盛行，使得“世界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了”(431)。首先，雅典人都变成了恶人。“因为自从欺诈渗进了人们的天性中以后，人本来就只剩一个外表了”(436)。“这些温文和气的恶人彼此不怀好意，面子上却做得这样彬彬有礼”(439)目的是“把泰门的骨髓和家产都吸干了”(442)。其次，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隔膜着人心，困扰着人们。那些奔着泰门财富而来的“攀龙附凤之徒，本来跟在他后面匍匐膝行的”，在泰门落难时“便冷眼看他跌落，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434)。再次，雅典上层腐败盛行。元老们自己有着“放债营私、秽迹昭彰的腐化行为”(471)，反而置“在斯巴达和拜占庭两次战役中所立功劳”(469)的泰门于不顾，仅仅因为泰门的一时之愤而判处他死刑。当战功赫赫的将军艾西巴第斯向元老们请求赦免对泰门的惩罚时，竟然也被宣布放逐。雅典的腐败可见一斑。

拜金主义盛行，雅典人的变恶，世态炎凉和上层腐败使得泰门不可能永远保持一颗高贵之心，其在举办了白水宴后宣布自己“将要痛恨一切人类了!”(474)则是他的自然反应，也是导致他毁灭的第一重因素。

二、违背居富之道:“取之无度，用之无节”

对财富的毫无节度挥霍是导致泰门毁灭的第二重因素。关于居富之道，中国古书《周易》有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王辉127);《资治通鉴》亦有所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司马光1737)其要义都是对待财富要有计划地索取，有节制地消费，才会常保富足。在《雅典的泰门》中，众生们谋取利益“不以其道得之”(孔丘46)，对其所得的财富自然也不会善用之。无论是泰门本人还是那些贪得他财富的人都没有把握住消用的度。

泰门在身处顺境时，其慷慨殷勤超出想象。他不仅散尽所有家财，甚至不惜出利息向人借贷、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为买人家的一声赞美，他太爱摆阔，肆意挥霍，经常在家中设盛宴。至于那些元老贵族们，无论受益于泰门与否，也都毫无顾忌地享受泰门所能给他们提供的一切。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泰门的钱财和珠宝，在泰门的盛宴上喝的“酒像潮水一样流着”(442)，就连那些庸奴伧夫的肠胃也填饱了狼藉的酒肉。

泰门这种毫无计划的散财，毫无节制地挥霍，很快就尝到了财尽囊空的滋味。等到别人上门催债时，他才想起早该节省度日，可是为时已晚，他此时的家产至多也不过抵偿他的欠债的半数，所有的土地也已经变卖。当他天真地相信凭朋友交情开口向人告借时，却处处碰壁，一一遭到拒绝。此刻他才明白“这些老家伙，都是天生忘恩负义的东西”(457)，“他们冷酷无情，简直不容我有一点儿喘息的功夫，这些奴才!什么债主，简直是魔鬼!”(467)

泰门没有明白的是“无论时世怎样艰难，一个人总可以本分度日的”(492)。当奢侈、浮华散尽时，“友谊不过是些渣滓废物”(448)。对财富毫无节度地挥霍把泰门逼到了绝境，也是导致他毁灭的第二重因素。

三、违背平衡之道: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失衡

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失衡是导致泰门毁灭的第三重因素。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代表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鲁国尧 马智强232－233)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鲁国尧 马智强100)在《雅典的泰门》中也有相同的观点:“真正勇敢的人应当能够智慧地忍受最难堪的屈辱，不以身外的荣辱介怀，用息事宁人的态度避免无谓的横祸”(469)。

相对于艾西巴第斯的理智，泰门没有冷静处理好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在家财万贯时，不分良莠，过度乐善好施，盲目认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获得朋友的友谊和赞美;在从管家那儿得知自己已经破产的情况下，还一味的仁慈，天真地认为“凭着我对人家这点交情，要是我开口向人告借，谁都会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财产给我自由支配的”(456)。实质上可见他只是在愚蠢的挥霍，并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保护自己的财富，“达则兼济天下”(鲁国尧 马智强232－233)——救济社会的贫穷。

及至千金散尽，债主上门讨债，朋友忘恩负义，自己告借无门，且有家难回时，泰门才如梦方醒:“你们这一群口头的朋友!离开我也比燕子离开冬天还快，人就是这种趋炎避冷的鸟儿”(472)。此时泰门身处逆境，本应“穷则独善其身”(鲁国尧 马智强232－233)，痛定思痛，汲取教训，像他的朋友艾西巴第斯一样，能屈能伸，向雅典的元老请愿，说明自己只是一时之愤，请求宽恕，以图东山再起。但是，泰门却不加区别地痛恨一切人类，“让泰门把他的仇恨扩展到全体人类，不分贵贱高低!”(477)在从雅典城自我放逐之后，他的行为既不令人感到厌恶也不令人觉得荒谬。除了用更刺耳的语调诅咒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做，一直持续到疯癫的边缘。

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失衡是导致泰门毁灭的第三重因素，最终将泰门引向了不归路。虽然剧本中没有说明泰门自杀，但可以推断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此剧结束之前他已经死了。这种结局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观、居富之道和个人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角度看，并没有在泰门所处的时代、其个人性格中的毁灭性因素和社会力量合成的不确定观点之间取得调和，而这三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泰门的毁灭。

注解【Notes】

①Oscar James Campbell The Reader’s Encyclopedia of Shakespeare(New York:MJF Books，1966)874。中文由笔者自译。

②本文中关于《雅典的泰门》的引文均出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下文只标出页码。英文参阅William Shakespeare，William Shakespeare:The Complete Works，Stanley Wells and Taylor Gary，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③参看高益红:“泰门的失衡人格—弗洛伊德视角解读《雅典的泰门》”，《作家杂志》1(2008):125－127。高益红:“泰门的自恋—弗洛伊德视角解读《雅典的泰门》”，《考试周刊》1(2008):177－178。高益红，王玉香:“泰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视角解读《雅典的泰门》”，《科教文汇》2(2008):151－152。

④本段英文和中文引自《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1)369。

孔丘:《论语》(汉英对照)，杨伯峻 韦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鲁国尧 马智强:《孟子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北京:长城出版社，1998年。

王辉编译:《周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