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一、从非法到合法

最早开设“台湾文学”课程，应是1970年张良泽在成功大学中文系上的同名课，但在只准讲“中华民国文学”的年代，张氏的做法属“偷渡”行为，因而他惹来能否继续留任的麻烦。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强人政治的崩溃和本土化思潮愈演愈烈，“台湾文学”一词正式登上文坛。

“台湾文学”课程名正言顺在大学讲坛出现，则是在解除戒严之后，尤其是1997年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及后来各大学成立了20余个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客家、原住民研究范围的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文学”课程由此遍地开花，像蒲公英一样四处乱飞，乃至成为某些院校的一种时髦学问，但不可否认的是师资严重缺乏，教材建设总是跟不上。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各院校让中文系出身的教师改行或兼任台湾文学课，并由他们做主力编教材。林文宝、周庆华、张堂锜、陈信元等撰写的《台湾文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须文蔚、陈建忠、黄美娥等撰写的《台湾的文学》(台北:相映文化公司，2008年)，庄万寿、陈万益、施懿琳、陈建忠编著的《台湾の文学》(台北县:李登辉学校，2004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

台湾文学通识教材编写团队是思想库，它担负着文明的启蒙，引领社会的文化走向。为了使这走向不过于政治化，这三本台湾文学通识教材的学术观念和著述体例所沿袭的是学院派的思路。这适应了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文化需要，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如果不建立台湾文学系、所，或无教师这一职业，许多文学研究工作者就不会从事这类教材的编写工作。

台湾文学课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台湾文学的定位，二是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作家作品。在新世纪，作为一门公开合法且具有权力话语的台湾文学通识课，其确定与演进始终与教育体制和文化政策分不开。编写台湾文学通识教材和开设课程，不只将其作为本土化实践和有别于地域文学的知识体系来描述，不少学者更是将它作为“国族建构”去把握。安德森曾说过，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共同体”。那么，台湾文学课便为这种想象提供了复杂丰富的内容。以《台湾の文学》为例，它分三大部分:台湾古典文学、现代台湾文学、当代台湾文学。第一章从台湾文学的源头谈起，然后根据台湾文学各类专题及不同需要，编者用20个章节来阐释台湾的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及各有相异的门类的文学创作概况。无论是从早期原住民、荷西、郑辖、清领还是日据和民国以来有关台湾作家作品，都不问其所在地，不问作家持什么护照，也不论作品的主题类别以及是使用汉语或台语，认为凡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都视为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课程具有创新意识、培育人才、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功能。大学要服务社会，教材必须要有特色，不能停留在短期的功利性的成果输出，更应该用自身的框架体系告诉学生应崇尚什么文化，应阅读那些对社会有益的经典文本。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文学》也是编撰结构严密、体系相对完整，且不只注意表层具象的建设，也重视台湾文学深层内涵建构的教科书。该书共分十章:序言 我们的台湾文学。第—章 台湾文学的界定舆流变。第二章 台湾文学特色舆作品举隅。第三章 台湾文学作家的分布舆成就。第四章 台湾的文学批评舆批评家。第五章 台湾文学的传播舆教学。第六章 台湾文学史的书写舆争议。第七章 台湾的儿童文学。第八章 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第九章 台湾的文学美学研究。第十章 台湾文学的展望(林文宝、周庆华、张堂锜、陈信元等:《台湾文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这其实是一部台湾当代文学概论，其中古典文学只占极少数的篇幅，由此也可看到一种趋向:中文系偏重于中国古典文学，台湾文学系偏重于本地的现当代文学。和《台湾の文学》另一不同的是该书不设数位文学及剧本的专章，注重台湾的文学现象和美学研究，另还有台湾作家的分布、海峡两岸(而非“两国”)文学交流的专章以及文坛大事纪要。

通过以上比较，可见《台湾文学》、《台湾の文学》教学目的相同，教学方法略有差异。须文蔚虽是新潮文学家，但他主编的书古典文学占了两大章。该书以历史阶段划分台湾文学，是以台湾文学入门者为对象设计的多媒体书，每章之后附有进阶阅读书目，书中的DVD中更有影片、教案与数位化的自我评量，另还有众多图片。在注重史的传授的同时注意文本的解读，如该书全文引用痖弦的《如歌的行板》并加以分析。当然，以文类设定课程的《台湾文学》在介绍各个时代的文学变迁时，也有分析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学生不会感到这门课如嚼鸡肋，能获得文学创作的感性知识。

二、从回避权力与意识形态同谋到学科内部存在危机

作为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学通识课在将近40年的发展中，总是按照台湾社会的急剧变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外加课堂教学需要，建构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形成一种从原住民到省内外作家作品的阅读范式。不管是早年的张良泽，还是后来写《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的叶石涛，在传授台湾文学知识和为台湾文学定位时，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掌控。鉴于当年戒严没有解除，作者们定位时无不审时度势，谨慎小心。为了不给“警总”约谈，也为了让文学史具有“准生证”，叶石涛以“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的论述作为自己宣扬台湾意识的保护色。到了“自由中国”解体而言必称“台湾”的年代，台湾意识已逐渐脱离中国意识，因而台湾文学教材的编写者，多数抛弃叶石涛早先的定义，但为了教材的稳定性，他们并不紧促地跟风，更不性急地认为台湾文学就是“母语文学”。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出身的博士须文蔚，便回避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同谋，注意文本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张力。林文宝等撰写的《台湾文学》同样拒排体制化的收购，不以“政治正确”作为审定教材的标准:既不同意单纯从区域性给台湾文学定位，也不主张从意识形态立场立论，而用下面五点来体现台湾文学的特殊风貌:1、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论述，应包括历代宦游文士、在台文士之古典诗文之创作、荷兰占领时期、明郑时期、日治时期，以迄于今日之现、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脉流，具有台湾特殊的历史景观，有别于中国大陆。2、从地域来考察，主要以书写“台湾”地区生发的人、事、物为题材、经验的作品，亦即关怀台湾地区之文学作品属之。3、从语文来考察，包括中文、原住民、客族、台语化文字、日治时期以日文书写之作品皆属之。4、从题材内容来考察，应包括明郑、清代在台之纪游文学或诗社联吟，及日治反帝、迁台之反共文学，甚或现代主义、乡土、写实、魔幻现实、消费文学等，普通关怀台湾为主的作品，或是生于斯长于斯，纯以文学创作为主之作品皆属之。5、从创作者而言，不论是原住民、早期迁台、或1949年以后迁台之创作者，甚或留学海外、留居海外之台湾作家以关怀台湾风土者皆是。(林文宝、周庆华、张堂锜、陈信元等:《台湾文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一点出现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脉流”的判断，并数次出现“台湾地区”一词，显然这位谙熟中国古典文学以至行文时留有文言痕迹的执笔者，认为台湾是相对大陆地区的一个海岛，而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此外，该书还把“反共文学”、现代派文学也看作台湾文学，且不认为只有用“台语”写作才是台湾文学，故这种观点与“为了建立民族文学，完成母语建国”(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台南:开朗杂志事业公司，2006年，第39页)的台独论述有明显不同。

一门课程的文化旨趣与风格，反映了学校的品味与编写者的价值观。教材建设应站在珠穆朗玛峰巅，而不是在精神洼地上矮化自己的人格。可在风云激荡且时刻变迁着的时代，身处政治抓狂、诚信缺乏、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一些台湾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们有说不出的苦衷。如果有学生问:“台湾地区”是否属中国管辖?凡使用这一词语的通识教材大部分均没有明说也不便说。如说出来，便会遭受“不合法”的质疑和“不认同台湾”的指责甚至被戴上“台奸”的吓人帽子。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华民国”又为联合国不承认。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等于共和国文学或大陆文学”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大陆出版的众多以“中国”命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北京大学洪子诚的同名书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和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均不写台湾文学，甚至台湾文学在他们的教材里连“边疆文学”的位置都没有，这种现象致使台湾作家产生这种迷思:“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就等于大陆文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那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不是大陆作家，所以我写的难道是中国文学?”在这种奇怪的逻辑下，觉得大陆文学成了中国文学代表的台湾作家，在国际场合受到“你是中国作家?”询问时，回答起来便左支右绌，若说“是”便将被误解为大陆作家，可自己从不在大陆工作和写作，因而只好含糊其词回答“我是台湾作家”。基于这种思想状态，即使是不主张台独的学者，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至多用“中华文学”的概念取代具有鲜明统派倾向的“中国的台湾文学”的定义。

民族史观的不同，价值观的差异，在教材的表征具象上就会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台湾本是资讯发达的多元社会，有崇尚中国意识的，也有高扬台湾意识的，更多的是“不统，不独，不武”。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据台湾有关部门统计，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逐步减少，自称“是台湾人”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这种氛围使教材编写者有时也真难分清是非和做出抉择，只好不明确说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以免被对手涂红打成统派，而统派去申请科研经费是极其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吕正惠、陈昭瑛这样的统派在台湾高校占少数，以及统派为何无行政资源去编写“台湾文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回答了不少教师在为台湾文学作界说时，为什么会态度暧昧?原来是为了与统派区隔，避免自己与“中共文学”混淆，故他们最喜欢采用不是“中国”二字打头而是用“台湾”的文学表明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台湾的文学》讲义为例，它在圈定范围，理清思路的同时尽量做到心平气和界说台湾文学:

所谓台湾文学是:台湾这个岛屿所产生的文学。它是由出生或曾经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以台湾地区使用的语文来创作的文学(庄万寿、陈万益、施懿琳、陈建忠编著:《台湾の文学》，台北县:李登辉学校，2004年，第9页)。

“李登辉学校”出版的这本教材居然出现“台湾地区”一词，乍看起来是咄咄怪事，其实，它并未违反李氏学校的底线，即这段话并未明确地区的属性，在叙述时还把“大陆人”称为“中国人”(其潜台词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但从“使用的语文”来看，编者把战后来台的外省作家运用北京话写成的作品算作台湾文学，说明撰写者尽可能弱化政治权力的介入，以体现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使这个定义还未沦为道地的“两国论”的文学版。但该书是“百纳衣”，是多人合作的产物。它有总策划，有总校订，有召集人，有执笔人。按政治派别划分，其中有中间派，有深“绿”者，另有浅“绿”者，各人立场观点并不一致，这就使该书前后自相矛盾。如第三章《台湾古典汉文学》中第二节为《台湾民主国诗篇》，这是众多台湾文学教材所没有的内容。这一节的设计，依附的是“李登辉学校”这个强有力的背景。李氏发明的“两国论”赋予这本讲义特殊的权利:《台湾民主国诗篇》可以大讲特讲有关“台湾独立”的故事。在编者看来，这是从“台湾民族”的土壤上成长出来的。那些骚人墨客歌颂“民主国”或哀悼“民主国”衰亡的诗文，是台独意识的“生动”表现。可是该书将鹿港文人洪弃生的《台湾沦陷纪哀》作为经典文本给学生传授，也必然以牺牲台湾文学的艺术性作代价。

“台湾文学”作为供大学生使用的通识教材，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课程，具有共同的让学生热爱台湾、了解本地文学知识的教学目的。但少数居心叵测的人是要通过这门课把台湾文学从中国文学分离出去，让中文系并入外文系;在国族认同问题上，虽不是把台湾学生改造为日本学生，但至少是要把台湾人变为不是中国人。在现有政治、教育体制下，统派的学者无法掌控局面，台湾文学专业不可能隶属于中国文学系，正是这种政治挂帅因素，促成不少老师志在“运动”而不在学术，造成台湾文学这门学科无论从知识积累还是从教材建设的成果看，它都相当贫乏，无法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相比。台湾文学系、所的设立，本是出自本土化政治的需要，主倡者最感兴趣的是“台湾”二字而非“文学”，故拔高台湾文学的结果，就是使它离台湾文学多元化的实践越来越远，离“非蒋化”、“去中国化”的现实政治愈来愈近，像上述“李登辉学校”出的教材竟把“台湾民主国”当作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是将教材高度政治化的典型表现，同时也是以学术政治化来遮蔽其学科内部合法性的危机。

三、从台湾文学系到所谓“假台湾文学系”

政治本是一把双刃剑。台湾文学学科在享受政治给它带来礼遇的同时，也受到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波动与震憾。政党一轮替，主流话语亦改变，台湾文学的定义也得随时修定。还未出现“蓝”“绿”对峙以前，有先见之明的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出日文版时，便把“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离的一环”及相似的论述全部删去，即是一例。为了不重蹈叶氏覆辙频繁地修改教材，编者们只好采用中性的台湾文学定义，尽可能不走偏锋。像下述煽情式邀宠式的论述，理智的学者是决不会采纳的:

“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用“台湾语言”创作的任何作品!台湾人是指认同台湾且具有台湾国籍的人;台湾语言包含“原住民语”、“客语”和“台语”。“台湾文学”必须是在“一台一中”和“中国文学”对等状态下的“台湾文学”，而非“两个中国”的“中华民国”，更不是“一个中国”下的“中国文学”!(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台南:开朗杂志事业公司，2006年，第29页。)

现在在台湾并未彻底消灭“中华民国”建立“台湾民主国”，何来“台湾国籍”?目前台湾文学大部分用囯语而非用方言写就，可见此定义之超前和荒谬。这是丑陋的政治组装成威武耀眼却实质空壳化和泡沫化的东西，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与缺乏常识的政治评判而非学术争鸣。

台湾文学课的每一次理论反省，每一回的方向调整，都与教材参与人员的政治立场有关。相对大陆来说，台湾的学者很少采用兵团作战的方式写文学史或编教材。可为了应付台湾文学教学的急需，台湾文学通识教材很难以个人专著形式出现。从这些教材的撰写团队成员看，有个别的“台湾文学界的中国派”，有“扁政府”的公民投票委员会委员，更多的是不统不独派。为了平衡，许多老师上课时除不采用“具有台湾国籍的作家写的作品才是台湾文学”的定义外，也不认同“以‘台湾为中心’的文学为台湾文学”(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97年第14期)或“所谓台湾文学，就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写台湾经验的文学”(李乔:《我看台湾文学——台湾文学正解》，1992年)这种极端说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背景是，这些编著者差不多均出自中文系、所，中国文学对他们的影响从年轻时就开始，现在要彻底背弃中国文学，凡是有学术良知的人都不会这样做。这种现象，引起深“绿”者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种教材是旧瓶装新酒，给台湾文学下定义时使用“台湾地区”一词是在“扩充原中文系的地盘”，使用这种教材的台湾文学系、所是“中华民国文学系、所而非台湾文学系、所”，或称其是“半仿仔台湾文学系、所”，严重一点说是“假台湾文学系、所”，是想借“台湾文学系、所”的成立复辟“中文系、所”的幽灵(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台南:开朗杂志事业公司，2006年，第132页)。鉴于“中华民国变台湾”及随之而来的“台湾文学系蜕化为中华民国文学系”的情况占多数，这类残存中国意识的主事者均不把“台语文学”当重点，如独派学者要求独立开设这门课程，他们就“犹找种种理由来推搡”，还让台湾文学系招生时考《中国文学史》，“绿营”学者便骂这种做法是“挂羊头卖狗肉。学生考上之后难免有受骗的感觉。”(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台南:开朗杂志事业公司，2006年，第313页)。可见，统独之争是如此强烈地制约着这门学科的发展。

四、这门学科依然不够成熟

理想的校园应该有安宁的静气，浓浓的书卷气，浩然的英气。可选举的鞭炮声和喇叭声总是在打破校园的宁静气氛，社会上的恶俗文化和各种诱惑不断腐蚀着声名鹊起的学者的浩然英气，这也就不能理解台湾文学通识教材的出版会存在着鱼龙混杂的现象。

形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门学科的门槛不算高，中文系出身的学者略变身就能轻意闯入，而且人们也常见像龚鹏程这样功力深厚的学者在出版《台湾文学在台湾》(板桥:骆驼出版社，1997年)后便悄然撤离。这不是要否认台湾文学是一门极有活力同时又充满内在紧张的学科。应该看到，它不仅培育了众多以台湾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生，单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撰写，数量就很庞大。但这门学科依然不够成熟，如对台湾文学的“主体性”，许多论者多停留在口号式的倡导，未能从学理层面说深说透。

无论从理论构架还是研究队伍上看，台湾文学系都还未像中文系那样形成合理的师资结构及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它的学术潜力有限，发展空间远未有“中国文学”深广。让人尴尬的是，这类课程迅速扩张可教材是如此贫乏和单簿——台湾文学知识边界到底在哪里，与中国文学关系如何?在这类基本问题，均很难有人能作出科学系统的回答。要摆脱这个局面，除提倡个人著述外，编撰者还必须有自我反思的冲动，当务之急是摆脱政治的干预，走出“本土化”的迷思，克服浮躁的学风，这样才不会让这门学科的生命受到压抑，才谈得上重视和强化教材建设的跨学科、跨文化的诠释框架，从而让台湾文学课程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以致进入全球化的学术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