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皓［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济南 250100］

作 者：李昕皓，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就读，专业汉语言文学方向。

胡适在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终身大事》是社会问题剧的典范，在西方易卜生戏剧的影响下，开创了中国五四“娜拉剧”的先河，成为五四一代“个性解放”的特型人物。鲁迅在1923年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表达了对于出走之后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出路分析，引发了对于表面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的一种推进式的深沉反思。由此开始，评判五四个性解放精神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浅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没有后路的思考：物质精神双缺失

物质上的缺失是鲁迅当时所反映五四初期“个性解放”思潮最大的弱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五四初期的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归根到底在于没有后路的思考，这样造成的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储备”的双缺失。

1.物质的缺失

“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的说，就是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饱了才可以讲话，腰粗了才能有发言权。娜拉、田小姐之类人的出走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之前的生存只不过是依靠所谓的“落后”的家庭，一旦脱离母体必将会因为最基本的生计而被迫对所谓的精神追求而相妥协。有些生活必需品在你使用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它的存在，一旦缺失即寸步难行。“钱”即如此，爱情不能没有面包。王子娶了公主是童话的结局，但不是最后的许诺。“他们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现实中也远没那么轻描淡写的笃定。世俗往往是知识分子们最为忽略的对象。

2.精神的缺失

这个意思因主体的不同而有两重含义，但都可归结为精神的缺失。第一重是文学作品中娜拉、田小姐式的人物精神的不独立性。鲁迅的《伤逝》里，子君是个很好的例证。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从《终身大事》中田小姐一味地依赖着陈先生，难以保证她没有这种精神的“惰性”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

第二重就是所谓这些五四青年的作家们在书写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只破不立，没有提出切实的方案来占领思想的高地，而只是一味地对传统伦理进行批驳。思想的论战结局或胜或败：胜则要有切实的纲领领导与约束解放了的人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五四解放的反思中也有个人欲望膨胀的文学作品出现，如淦女士描写个性解放大胆到逆情背理，大胆手法为文坛注目；败则要有保存实力的预警措施，以防止自己思想的变质和溃散，而20年代中后期话剧方面逃避现实、虚无颓废的情绪气氛弥漫，西方现代派手法在文艺创作中的麻痹手段，都表明着后路的缺失。“中国历史的特型在敦促和刺激着人们发出这种呼叫时，却并没有为他们准备下一条朝发夕至的现实性道路，所以使他们注定地只能在浪漫的精神氛围里品味那亮丽而悲苦的梦。”②

二、文学革命母题转换的历史必然

由于在精神物质上的双重缺失，导致在文学革命的路上，个性解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整个文学革命“社会——人生——社会”母题转换当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个性解放，早在1907年鲁迅就著文对“立人”问题进行了强调：“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着，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③。而胡适在1918年的《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就强调“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④胡适的言论还是在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周作人1918年12月的《人的文学》中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和1919年1月的《平民文学》中的“内容真挚”、“普遍平等”则明确地提出了对于“传统文化批判”一纸两面的“张扬个性解放”。至此，个性解放的口号才算正式打响。

从狭义上讲，强调在题材上的“个性解放”更关注于人，讲的是人的理想、伦理感情，而并非社会、历史、政治大背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问题发掘之后，必然会深入具体到个人个体的情况，提出具体的生活场景才有更为深刻的教化意义。

从实践创作上与文学革命的路上，戏剧同小说一样，走的是“从社会主体反映到人自身，然后再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而远离，成为社会的走向”的路子。

从小说来看，从“问题小说”分支到浪漫主义的“自叙传”主观抒情，郁达夫的《沉沦》（1921）从性的苦闷到生的苦闷。分支到写实主义下人生派小说，如鲁迅在1925年创作的五四退潮之后“觉醒者的悲剧”，卢隐的《海滨故人》（1925）也全是“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在那里苦闷徘徊，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我心彷徨得很！往那条路上去呢？……我还是游戏人间罢”，反应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边缘上的青年心理，最后回归至30年代左翼思潮拯救苦闷的一代。

戏剧则是从娜拉剧的社会问题剧开始，分支到浪漫主义下历史剧的借古讽今，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分支到写实主义下写实的社会剧、为人生的剧，如“民众戏剧社”和《戏剧》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话剧运动的新情况出现，由于国内五四低潮，政治环境差、知识分子在初步的探索中感觉到与民众的隔膜，孤独寂寞中找不到出路，从描写现实转向探讨灵魂，开始逃避现实，激昂的理想与斗志转变成了虚无与颓废的情绪。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晦涩元素，如陶晶荪的《黑衣人》。到20年代末，进步的话剧在民众身上找到了进路，无产阶级转变，于30年代抗战时期，从易卜生、娜拉的身上转移到拯救自己的战争中。

这种彼此一致的“社会——个人——社会”的文学思想，恰恰是中部最为复杂的“个性解放”。这种狭义的“个性解放”，“这种个性解放究其实质，它的出现和执拗呼叫，反映的还是历史的需求”⑤，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知识分子的自身弱点和当时政治社会导致的必然妥协的结果。

胡适的《终身大事》于1919年3月发表在《新青年》上，是娜拉剧出走的典范，有着鲜明地揭露社会问题的意识。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话，提出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状，指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伤逝》是鲁迅在1925年创作的五四退潮之后“觉醒者的悲剧”，描述了涓生和子君出走之后的结果。可见鲁迅在个性解放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思想提出还是作品实践，都是相当具有前瞻性。

三、主体上的拓展

五四与“个性解放”是作为一种思潮所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但是我们的潜意识却要在这两个词之间添加“青年”二字。为何只是青年而没有中年？那么个性解放于中年是否就仅有对立的一种态度呢？

一场文学思想上的思潮活动包含以下三种主体：普通受众、积极受众、思想导师。对于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中，思想导师多是所谓的先进知识分子，受众则分布于广大的社会阶层，成员复杂，而积极受众则多是青年学生等。当然三种主体可以相互转化，积极响应的青年学生多半都会成为思想倡导与训诫的先进知识分子。而我们在看待主体问题的时候应当有这样的价值观：历时上，每个人有这各自不同的经历，因而造就不同的心态与看法；共时上，时代的境遇不同，会影响到人态度。

1.受众

思潮必为一个时代之风气，则会对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所影响，正如五四时期的“西化”与“易卜生”。而这所谓的广大社会就包括一些沦为“腐朽势力”的中年人们。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的理念，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因而造就不同的人生，当下时代境遇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因而，我们不能将任何的东西“一刀切”，不能残酷地将所谓腐朽的、破败的、旧势力的代表带上凶神恶煞的面具，不能主观地、独断地去妄加评论。所谓“存在即合理”，人物好与坏得形成必然有其存在的基础。因而，我们应当从人道地、微观地、设身处地地来分析《终身大事》里面“田先生”这一类型的封建家长。

田先生有着传统封建家长的做派：独断专行、妻子顺服、夫唱妇随大行其道；宗族观念强，家丑不外扬，有着文人的清骨傲气和所谓的“面子”。但也有正面的东西：一定程度上会听从女儿，否则不会有田女在起初时向母亲“宣战”时的信誓旦旦、对父亲的肯定期望；让女儿留东洋，也是一个“赶潮流”的老父亲；更难能可贵的是不迷信神鬼通灵，勇于批驳伪科学，这更是跳出了时代旧俗。

鲁迅讲，“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⑥之后还用“notebook”来调侃，我倒认为这种讽刺的意义在于其实对于年龄和地位才是关键。

田先生的弱点，因为其所受的教育、被熏陶的环境，形成了他性格与学识基础、基本认知，而他是一个中年的正在工作的中产阶级、是家中的支柱、族中的重要一员，这样的年龄和地位要求稳重、有可信度、做表率。这就是一种变相的维持现状，即守旧。因为，仅有的一些叛逆会被社会的需要、人心的需要、伦理的需要被迫压制、扼杀。可见，田先生这样的受众在面临“个性解放”的风潮之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陈腐本性”坚定地站在青年们的对立面；二是压抑年轻的火热本性，被迫站在青年的对立面。对于这一部分人，五四个性解放的倡导者、奉行着将这些有着“忘记之心”的过去“新青年”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上，纵使有地位与年龄的所限，但却应该利用这点而争取力量，而并非一味地对抗。这样丧失了自身阵营主体容量的可增性，支持者中少了一些在社会有中间力量的人，因而孤独且阻力大。

2.积极受众

鲁迅对于这些人深想一层在于想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具体到钱的问题，鲁迅担忧之情况主要有两种人会出现：一是父母宠坏了的、不识社会的青年，世家不知世间贫寒，多有虎落平阳抑或风光不再之感；二是青年头脑发热、趋之若鹜，被新思潮说动而义无反顾地奉献着自己的热情，不看自身的条件就走上“造反”的道路，须知道“造反”也是要有本钱的。这个本钱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一是精神上的储备，寒门有志士子自是不缺；二是物质上的储备，确实会对给有志青年泼一瓢冷水。

3.思想导师

所谓思想上得倡导者，知识上得富足者，但实际上往往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物质上的富足者。提出个性解放的或许多为“有鱼肉没有消化完”⑦的人，因而个性解放的策源主体很有思考的必要。物质于精神、面包于理想与爱情、经济基础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用赘述。

陈先生对于田女其实是有某种精神导师的象征意义，类似于林道静的出走，这样的精神导师在下达“自己决断”的命令后，实际上是对女青年决裂的召唤、私奔的赞同。

余论

个性解放问题剧的产生，深深受到易卜生的影响。《终身大事》作为戏剧界在文学革命的开声，有着对于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从人物形象、故事架构、叙事模式上简单幼稚的模仿痕迹，这一点不用详细赘述。此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等。而从形象和结构来看，都是一种勇敢脱离家庭，在追求生活环境焕然一新的女性形象，并大多以出走作为整部戏剧的高潮而结尾，有着鲜明的西方戏剧特征。这表明着五四“个性解放”鲜明地接受者易卜生主义的影响。胡适用似邯郸学步的实际行动来回应自己在“易卜生专号”中《易卜生主义》的理论要求。思想的契合导致了胡适等后来五四一代向易卜生的学习，而体裁的相近则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大开方便之门。话剧的“三一律”特性大大激化了情节的冲突性，而且众多的语言表达，也能够适应作者希望传达思想、教化观众的主观愿望。

《终身大事》中有故意使得田小姐以为父亲能站在自己一边就是一种在制造“难以理解的情节”，从而在父亲讲出不同意时，田小姐的神态、语言的表现力都极强，演员能跟随剧本然后自己想象是如何一种幽默表达的绝佳方式。我觉得这本身不是文字本身功力所能达到的，对于形式上有着很深刻地依赖。

①⑥⑦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164页，第166页，第164页。

②⑤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第118页。

③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58—59页。

④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6期。

[1]胡适.终身大事[J].新青年，1919(3).

[2]刘方政.中国现代话剧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陈玲玲.《玩偶之家》影响下的《终身大事》和《伤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7).

[4]邱巍，姜林强.“五四人”生存状态论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9）.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维基百科关于“farce”“终身大事”“伤逝”“易卜生”等条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