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贞金［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 510300］

约翰·但恩（1572—1631）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他的爱情诗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单纯表现情欲的艳诗、表现婚姻的婚恋诗及人灵分离的悼亡诗，其爱情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有关情爱婚恋的体验与认识大致暗合了他在宗教信仰上心灵挣扎的心路历程①，这也为约翰·但恩的爱情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浓厚的宗教色彩找到了深层的发生机制。宋代诗人苏轼（1037—1101）的爱情诗中也渗透着佛老思想，其爱情诗及爱情观与约翰·但恩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将对两人爱情诗的宗教色彩的可比性进行探讨。

一、可比性之一——情欲本真的时代追踪

约翰·但恩的情爱诗歌大胆展示了男女性欲之爱。如《哀歌19·上床》就是对男女性事赤裸裸的描述：“请恩准我漫游的双手，让它们去走：/上上、下下、中间、前前、后后。……充分地裸露，一切欢乐都由你而起。”并且，“为了品尝充满的欢乐，灵魂须脱离肉体，/肉体也必须脱去衣裳。”这样的描写在约翰·但恩诗歌中屡见不鲜。苏轼的诗歌中也有很多表现男女情欲之爱。如《双荷叶·双溪月》“红心未偶，绿衣偷结”，“背风迎泪珠滑”，“先秋折”等皆寓男女性事。又如《戏赠张先》用“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比喻写男女性事，调侃好友张先“老牛吃嫩草”。在《荷花媚》里，苏轼用调侃的语句将老秀才面对小娇妓时的腻态，写得有声有色。最后一句“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将老秀才困蝶拈花、老蜂惹蕊之态写得惟妙惟肖。

约翰·但恩对世俗肉欲之爱的大胆描写和肯定是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而苏轼对情欲的描写多体现宗教思想与世俗思潮的融合。约翰·但恩生活在一个新旧思想交替、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西欧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重新发现《圣经》”②的思想浪潮推动下汇入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在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的情况下，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重新探讨《圣经》，否定教会的传统解释，寻求《圣经》中肯定世俗生活、追求世俗享乐等思想。约翰·但恩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他信守天主教传统，但也受“重新发现《圣经》”的宗教思潮的影响。他的外祖母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外甥女，这为他在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壁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约翰·但恩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了解与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苏轼“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③，其宗教思想也有其家庭和社会渊源：宋代佛教盛行，苏轼的家乡四川佛教发达，苏轼身边很多亲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从小就对佛禅产生兴趣。他在《真相院释迎舍利塔铭》中曾述及他父母崇佛的表现：“祟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这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苏轼与许多佛教中人有过亲密的来往，并作过许多偈子诗。后来，苏轼任凤翔签判，受王彭启发，研读经书，了解佛法，渐将释家精神融于血脉。道教对苏轼的影响亦是如此：东坡《众妙堂记》云：“眉山道士张简易，教小学，常数百人，余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东坡喜爱读《庄子》《道藏》等书，《苏子瞻亦喜言神仙》载有他常与方士论外丹之事，他的《辨道歌》也讲到修炼内丹之事。宋朝是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宋太祖曾鼓励石守信“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诗词也成为他们宣泄内心衷肠的渠道。在“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下，宋人将宗教意识融入生活，生活中的情欲与宗教意识一道，自然地渗入诗词当中，苏轼的情欲诗词便是如此。

约翰·但恩的大胆的情欲描写来源于对宗教经典的探寻。他自觉地利用对《圣经》的“重新解释”来反击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他的许多诗歌都刻意地从《圣经》中探寻性爱本源：其一，寻找《圣经》中的性爱隐喻。我们看看《圣经·雅歌》中的一段：“我妹子，我新妇/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新郎用优美的唱辞描写了女人的身体特征，而且隐喻了性爱之事。在他看来，《圣经》对相爱的两个人之间的性爱并不掩盖。其二，大量采用取自《圣经》中的诸如天国、白色、苹果、珠链等意象及《圣经》故事。如约翰·但恩到“退可南庄园”寻求如同《圣经·旧约》中的伊甸园一样的“真正的乐园”（《退可南庄园》），为此，他特意“还带来了毒蛇”。可是，“我”所追求的女子用她对别人的忠实“把我杀死”。其三，在《圣经》中为男人的放纵寻找理由，在《共性》中，诗人追踪到造人之初“智慧的自然之道”未把女人的好坏分出来，因此男人为寻到好的女人而不得不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这就为男人的放纵找到基督宗教原典上的依据。

而苏轼的爱情诗常借释道之美丽意象为爱情构设一个纯美的意境，就如一首首灵之爱的圣歌。如《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把暗恋自己的女子比作湘灵；《南歌子》（云鬓裁新绿），以戏谑的口吻，称赞朝云如巫山神女般的身影；《洞仙歌》（冰肌玉骨），借眉山老尼之言，补写花蕊夫人绰约如仙子的神态。这些爱情诗通过营造神圣而美丽的宗教氛围来表现女性神仙一般的美貌。他有一首《戚氏》，吟咏周穆王见西王母的爱情神话故事，充满道家神幻迷离的色彩，这首词算得上是道教最长的爱情词。

苏轼和约翰·但恩都有浓厚家庭与社会宗教背景，他们在诗歌中都不避讳对男女情爱的描写，不同的是约翰·但恩受天主教、文艺复兴运动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站在天主教神学思想的基石上对人文主义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因而他的情爱诗既从圣经中寻找情爱的本源，又表现人文主义思想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动；苏轼的爱情诗更多地借佛、道意象与典故来营构神圣的美丽的爱情故事，空灵蕴藉、婉转清丽，在情欲描写上不像约翰·但恩的爱情诗那样直露。

二、可比性之二——忠贞婚恋的神性表达

虽然天主教、人文主义及宗教改革思想都影响着约翰·但恩，但由于他所处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及所受的天主教思想教育先入为主地进入了他的生命，植根于他的内心，形成一种深深的天主教情结。他对待婚姻的态度正体现出与天主教神学思想高度的一致。

在耶和华创造天地之初，为了排解伊甸园里“那人”的孤独而从男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出了女人。于是，女人就成了男人“骨中的骨”，“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旧约·创世记》）。这是《圣经》关于人类婚恋神性的最初表达。遵奉《圣经·旧约》的天主教肯定教徒婚姻的绝对不可拆散性，而且“夫妻双方应以身作则，相互献身，永久忠实地彼此相爱”④。

约翰·但恩的婚恋诗常常反映男女一体的婚恋神学思想。在《跳蚤》一诗中，约翰·但恩把作者、情人、跳蚤的关系比作三位一体，巧妙地劝导女友：跳蚤叮咬了你我，我们三个的血融合在他的体内，就像圣灵出自于圣父、圣子一样，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约翰·但恩执著追求精神之爱和肉欲之爱合为一体的爱情。在《爱的炼金术》中写道：“那痴爱着的倒霉鬼发誓说，/那不是肉体，而是心灵的婚配”；在《爱的无限》中，作者希望用“所耗费的叹息、眼睛、誓言和信函”来“拥有你整个人”，进而“宁愿拥有一种方式，比换心更豪放：把它们糅合在一起，我们就会成为一体，互为彼此的全体”。诗人在诗歌中追求的爱情是这样一种模式：男女双方肉体上骨中有骨，精神上合而为一。

早年恣意放纵的约翰·但恩在1597年到1598年就任英国章玺大臣托马斯·伊戈顿爵士的秘书期间，结识伊戈顿夫人的侄女安·莫尔，两人在1601年12月秘密结婚。从此，相爱的两人虽经几多周折，但是都一直相亲相爱，忠贞不渝。于是，坚守一份忠诚、贞洁的爱情就成为诗人诗歌一再表现的主题。诗人的作品里，“我”毫不倦怠地只爱一个，永不移情别恋的誓言就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赠别：禁止伤悲》中，作者运用“圆规”比喻肉体分离但“灵魂一体”：“所以我们的灵魂是一体浑然/虽然我必须走，灵魂却/并不分裂”，相爱的两人分别在即，然而诗人却认为离别的时候不要伤悲，因为诗人追求彼此不分离的灵魂之爱。

忠贞不渝是儒家宣扬的爱情观，也是苏轼孜孜以求的爱情。他的诗中，有对从一而终的爱情的赞扬，也有对朝秦暮楚的爱情的指责：在黄州的时候，苏轼曾以《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侍人庆姬）盛赞徐君猷的歌女胜之美丽柔情与专一；但可悲的是徐君猷刚死，胜之就马上移情别恋，苏轼对此做法十分不满而写下《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词中苏轼对薄情的苦恼和反感态度昭然若揭。

苏轼渴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朝云和苏轼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坎坷的岁月中见真情。苏轼被贬惠州，众妾离散，唯朝云相侍。绍圣元年，苏轼写下三首同韵梅花诗。这三首诗歌明为写梅花，实际上是写朝云。诗中用“仙云”、“仙风”、“海仙”、“月桂”、“招魂”、“奔月”等充满宗教色彩的意象表达相互间忠贞和神圣的爱。然而，三位相爱的妻妾相继离世让他极度痛苦。因此，他常常借助佛道的大能去营造永恒的爱情。他在《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中多次用典，赞美朝云不像白居易在年老时离离他而去的侍妾樊素，而像终生陪伴伶玄的通德；朝云残年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炉，诗中把她比作天女维摩敬拜佛祖，期待炼成仙丹后两人同去海上仙山，而不会像巫山神女那样做短暂的相爱。

约翰·但恩与苏轼都从各自信仰的宗教中汲取营养来培植其爱情诗歌。前者诗歌中的宗教色彩不但表现在宗教意象上的借用，更表现在他主动地从《圣经》中寻找忠贞相爱的依据，其宗教信仰与爱情之间具有同构的心理机制；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借用佛道意象、典故来表达灵魂永恒一体的忠贞爱恋，其爱情观与儒家婚恋思想同构。

三、可比性之三——生死合一的天道诉求

约翰·但恩在反天主教敌对情绪相当严重的英国无法实现其理想抱负，他在1615年最终皈依国教，同年正式出任国教牧师和王室牧师，1621年任保罗大教堂的教长一职。从此他把灼热的爱献给上帝，以全部的热忱追求着呼唤着灵魂的主，其创作力量由追逐女性变为追逐上帝，创作也由早年的世俗诗歌转向宗教诗歌，并写下极负盛名的《神学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变成了一个时时忏悔、更有悔改表现的人，诗歌集中体现了他在根深蒂固的罪恶和在上帝的帮助下超越世俗疆域、走向永恒拯救的内心斗争这一过程，同时歌颂了无所不在的万能上帝。

很显然，宗教信仰的改变激起了诗人内心的极度矛盾及其挣扎，妻子莫尔的死更是让诗人痛苦不堪，宗教和爱情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在《神学冥想·17》中诗人把爱情和宗教融合起来，把对妻子的爱和对上帝的追逐等同，宗教信仰的挣扎和丧妻之痛纠结在一起，并希望能在天堂实现生死相遇，从而达到爱情和宗教的合一。他在悼念爱妻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上帝的爱恋，并希望通过获得圣爱来弥合痛失爱妻的悲痛，世俗之爱与对上帝的爱在他的笔下高度统一。

苏轼的妻子王弗英年早逝，诗人在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通过浪漫的想象，运用清丽的词语，采用清雅脱俗的意象，虚构了一个凄美的梦境与爱人魂灵相遇。诗人在词中抒写了至死不渝的相思，讴歌了一种纯精神的灵之爱，体现了苏轼爱情诗高风绝尘的审美风格，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临邛道士利用招魂术让玄宗与贵妃魂灵相遇的意境，是作者对古代诗歌中佛道传统的自觉接受与使用。

苏轼的妾朝云早年皈依于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后随苏轼至惠州，以念佛为课。绍圣三年残留之际，朝云诵《金刚经》偈颂而终。苏轼与朝云在患难中凝聚起深厚的爱情，朝云去世，东坡深怀“狂风卷朝霞”、“孤光挂天涯”之痛，他用一首《悼朝云》寄托自己对朝云深挚的怀念。整首诗字字流泪，句句辛酸，充满深情厚谊和无限怀念。诗中既有道家意象：千岁药、塔中仙，也有佛家术语：小乘禅、偿前债、三生缘，他把思念与悲痛诉诸宗教，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让他悲痛而疲惫的身心得到慰藉，也只有在宗教的力量下才能实现他与朝云灵魂的永恒合一。“夜灯勤礼塔中仙”，苏轼将自己全部的爱和思念给了仙逝了的朝云，晚年东坡终老鳏居，从未再娶。这首诗歌在道教和佛教意象的共同孕育下道出了诗人对亡者的哀悼。

在面对生死相隔的情爱的时候，约翰·但恩和苏轼不但在其作品中表达了相同的情愫，而且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不同的是，前者是在基督宗教的天堂里实现生与死的相遇，实现宗教与爱情的合一；而后者却是在浓厚的道家情境设置中显示现世场景，借助宗教来实现自己的现世希望。

约翰·但恩和苏轼的爱情诗歌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约翰·但恩的爱情诗歌与他本人的宗教信仰在心理机制上是同构的，他是通过宗教中寻求情爱的本源并追求爱情与宗教的合一，因而他的诗由于各个时期心理机制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苏轼的爱情诗歌与儒家爱情观念是同构的，他是在爱情诗歌中营造宗教的氛围，以增添爱情的圣洁与神秘。

① 柯贞金、谭枫凡：《论约翰·但恩爱情诗的宗教本源》，《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64页。

② 王秀美、段琦、文庸、岳峰：《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③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④ 张思齐：《论婚姻神学的文学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1] 约翰·但恩著，傅浩译.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 Deborah Aldrich Larsomn.John Donne and Twenti eth-Century Criticism [M].London and Toront:Associ ated University Press.Inc，1989.

[3]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1—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 苏轼著，冯应榴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1—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圣经（和合本）[M].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

[6] 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2辑、4辑、5辑、7辑、12辑）.

[7] David L Edwards.John Donne：Man of Flesh and Spirit[J].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1.

[8] Carey J.John Donne life mind and ar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