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红静［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历史回溯：都是傲慢惹的祸？

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苏雪林与鲁迅结怨始于1928年7月7日北新书局的一次聚会。从1928年到1936年这八年之间，苏雪林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无人知晓，但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之后，苏雪林“义无反顾”向鲁迅发难倒是事实，其《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成为当时文艺界言论攻击鲁迅的高潮，对鲁迅的身后之论可谓鞭尸：

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今日青年崇拜鲁迅，有类疯狂，论其书而慕其为人，受其病态心理之熏染，必将尽化为鲁迅而后已……二曰鲁迅之矛盾人格……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败名裂，一蹶而不复振……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①

她将这封信的底稿寄给为她所仰慕的胡适先生，本以为会得到他的赞同，没想到却招来胡适的批评：“我很同情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②

以胡适“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③的“绅士风度”，在让苏雪林吃惊的同时更让她敬佩万分，从此，离开鲁迅而追随胡适，成为苏雪林之后六十多年的一贯信仰。但对胡适的敬仰却并未使她接受胡适的劝导，反而对鲁迅的品行进行更为凶猛的攻击：“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④读之令人心寒。

苏雪林“反鲁”的前后因果，众说纷纭，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握手惹的祸”，但是，学界一些学者更关注从心理人格层面剖析苏雪林反鲁的“动因”。一是“精神分析”说。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出发，认为苏雪林试图得到鲁迅这个精神父亲的认同但被无情拒绝，故而大胆“弑父”，以激烈悲壮的姿态与这个“父亲”彻底决绝。二是“双重人格”说。李何林认为苏雪林“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其政治上的褊狭立场使得她背离应有的公正之感，在鲁迅逝世之际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从1928年前后苏雪林已经对鲁迅反感，却为什么在这之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对他依然尊崇有加，直到1936年才突然发飙，对一个刚刚过世毫无还口机会的人大肆抨击。这似乎有悖苏雪林从小已经表现出来的公正侠义形象，更与其标榜的“五四”理性精神严重脱节。苏雪林对作为政治人物的陈独秀、作为女性自强形象的潘玉良、作为浪漫诗人形象的朱湘，都报以足够的尊重与理解，却对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狂骂不已。这其中，笔者认为，似乎隐藏着更深刻的不为人知更不被她自己所察觉的心理积因与文化内涵。

二、社会文化分析：焦虑与对抗

精神分析学派的另外一名女将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的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解答了苏雪林所面临的困扰：“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的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⑤焦虑——压抑——爆发，这一系列心理流程的转换，在苏雪林那里，用了整整八年时间。

1.焦虑：压抑与爆发

1928年前，苏雪林对鲁迅尊崇有加，所有出现的书面文字中鲁迅均以正面形象出现，因对他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成了铁骨铮铮、挑起民族重担的英雄；1928年到1936年，在受到鲁迅“辱慢”的情况下，他在苏雪林笔下仍是民族的脊梁。可是，形势为什么会在鲁迅去世的那一天急转直下呢？

只有与一种解释，北新书局之会后，鲁迅对待苏雪林的“傲慢”态度已经在她敏感的心底深深扎根，直接引发了她的焦虑，以及，随之产生的敌意。她对鲁迅的攻击，是为了克服自己的压力、战胜自己的胆怯而孤注一掷的反抗。

她反抗的手段很简单，一是“伪装”，二是“投射”：“他‘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是这些敌对冲动所针对的对象。其结果，那个人就拥有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成分。这部分是由于那个人被赋予了投射者本人收到压抑的敌对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的性质……投射作用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这就是它可以为自我辩解的需要服务。并不是我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侮辱别人，而是别人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和侮辱我。”⑥通过对鲁迅的诋毁与辱骂，将鲁迅的人品贬损到底，证实所有的过错来自鲁迅，她获得了内心的安全感。

综合来看，所谓苏雪林对鲁迅的睚眦必报与吹毛求疵，实在是因为她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危险来临，但是却由于明显缺乏防御能力而产生的一种焦虑，为应对这种焦虑，她采取种种措施来应对。但是，应对措施的粗暴简单无疑使她面目可憎，别人所能看到的却只能是她大不敬的言行。

2.合理化：一贯正确

从1928年开始，苏雪林就面临着一个悖论，她不能既在心里把鲁迅驳斥得体无完肤，又在实际中得到鲁迅对她的另眼看待。对于苏雪林而言，矛盾与挣扎无时不在。压力太大，她必须解决她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合理化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策略……正是这种合理化需要，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厉害地使一种狡猾而隐秘的不真诚渗透到一个人的人格中，哪怕这个人基本上还算诚实也是如此。同样，它也解释了神经症病人最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即一种顽固的一贯正确心理。”在这里，苏雪林不算很诚实，一是她夸大了自己所受到的折磨；二是她狡猾地使用了一种策略，即利用对方没有还口能力的时机来展开反攻，而且将这种反攻的理由讲得义愤填膺。

苏雪林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而采取更为夸张的实际打击，这远不应该是一个经历了“五四”文化洗礼并将“五四”理性精神作为自己一生信条的新女性所为。当觉得受到未婚夫的冷遇时，她并不是与对方沟通交流，而是臆测对方的骄傲，于是愤而悔婚；当感受到婚姻的危机时，她仍然不是把委屈与感伤展露出来，而是代之以一部充满了幻想的《绿天》；当觉得受到了鲁迅的辱慢时，她便拿起尖牙利爪不顾一切地抓过去；最后，当竞争中研院院士失败，她竟然觉得是由于自己的恩师胡适从中作梗。苏雪林这种过度敏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紊乱。而且因为这种紊乱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的共同模式，她的“防御”便显得格外瞩目，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历史的迷思：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七十余年后的今天，再看待当年那场硝烟弥漫的苏鲁之争，不免让人感到心灵的疲惫与创伤。“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理性至上的精神由胡适在中西文化对比的立场上提出，苏雪林那时刚刚进入大学，胡适与鲁迅，几乎同时出现在她的生命里，都为她所崇奉。但到了1936年，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却被后进青年苏雪林狠狠“清算”了一把，“算总账”的时间难免让众人狂怒，于是，苏雪林一夜之间臭名昭著，人人喊打，连她自己都始料不及。在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下，她越挫越勇，反而成了海内外“反鲁第一人”。1949年后，付出的代价更是惨重：背井离乡，夫妻永诀，母子断绝消息将近半个世纪，其所有作品在大陆一概被查禁，再被顺手扣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文人走狗”这样一顶又黑又臭的政治大帽子。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让今天的文艺批评者出言谨慎，但更多地存在着阐释的空间：文本的、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多个角度、多重立场地进行研究，才能尽力避免由个人经验偏颇带来的伤害。固然，文学史的书写是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的结合体，再严谨的阅读与阐释都难免打上时代与民族的烙印，那么，分别由截然不同而又根深蒂固的个人思想体系指导下的苏雪林与鲁迅的恩怨也就有了历史发生学的必然根源了。

① 苏雪林.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M].刘运峰.鲁迅先生纪念集（下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214—1215.

②③ 胡适.复苏雪林[M].严云受.胡适学术代表作: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62—463，463.

④ 苏雪林.我论鲁迅·自序[M].台北：闻道出版社，1969.

⑤ 厉梅.苏雪林的两种姿态[J].书屋，2005（6）：57—60.

⑥ 李何林.谈谈苏雪林女士论鲁迅[N].北平新报，1937-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