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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述论

2012-07-13梁建东

经济研究导刊 2012年30期
关键词: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

梁建东

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和桥梁。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根本原因是反对主观主义,促进理论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举措是再编《农村调查》,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推动各级组织、各个系统展开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端正了党的高层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31-02

延安整风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历程中最伟大、最深刻、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的光辉实践。延安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形成。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采取了多种举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其中举措之一。值此延安整风七十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依然意义重大,启迪深刻。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根本原因

主观主义本质上一种唯心主义,表现行为是理论脱离实际。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根本原因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促进理论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亲身践行调查研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的行为,早在学生时代,他为了了解湖南的真实情况,就与同道一起开展了“游学”活动。大革命时期,为了驳斥主观臆想的农民运动“糟得很”谬论,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为了将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更加深入、切实地开展,再次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主观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举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和桥梁。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深切地知道,反对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仅靠发表讲话、几次会议和学习马列原著来揭露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认为,我党教条主义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之所以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党内严重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没有也不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毛泽东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主要举措

1.再编《农村调查》。为了推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从根本上摒弃教条主义。毛泽东决定再次将他1930—1933年期间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出版,《农村调查》这本书1937年毛泽东曾编辑过一次。1941年3月,毛泽东再次编辑《农村调查》,并重新写了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毛泽东鲜明而尖锐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毛泽东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要开好调查会,必须将与会者当可敬爱的先生,自己当学生,要有调查提纲,要自己口问手写,要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向群众学习,否则,是一定不能做,也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毛泽东严厉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人,说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基本方法。

2.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国际情况的研究,虽有进步,但仍然非常不够,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发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2]。为了加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文件对开展调查规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3.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为了加强对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宏观领导,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对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形成。

4.推动各级组织、各个系统展开调查研究工作。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从1941年9月起,各级党务系统、群团系统、军队系统、甚至文艺系统都纷纷组织调查团,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掀起了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比如,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1941年9月13日她们出发调查时,毛泽东亲自给她们讲话,宣讲调查研究的方法。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的考察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的考察团、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考察团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调研活动。他率团从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下旬,对晋陕部分农村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到了中国当时晋陕部分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回到延安后,他把他一年多的调查进行了总结,于1943年3月底向中央写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调查研究报告。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大意义

1.端正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大量党员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了实际情况,批判了自己过去的主观主义思想,端正了思想认识,张闻天就是典型代表。他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对他来说,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3]张闻天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充分认识到,“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3] 这表明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他完全地、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4]。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活动和思想认识的转变,在当时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这也充分佐证了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2.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作风的形成。全党各级各类党员、干部、群众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实际,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从而使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终于在延安整风时期成为全党共识,调查研究之风终于在全党兴起,这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5]。

3.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启迪我们,在当今中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且不断变化之时,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必须时刻不忘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精髓,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创新调查研究之途径,提高调查研究之质量,真正洞察党情国情世情,一切了然于胸,决策于实。只有这样,我党方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08-7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15-316.

[3]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17-341.

[4]城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93-494.

[5]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79-92.

[责任编辑 魏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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