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晨舟

今年7月初，建设银行投入浙江中江集团（以下简称“中江系”）的30亿元贷款，因对方濒临破产落入了风险境地，导致了建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崔滨洲被调离、杭州两名支行行长被免职，受此案件株连的干部与员工约有四五十人。中江系因投资房地产、酒店失利，资金链断裂，目前正在接受破产重组。董事长俞中江已被警方控制。初步统计中江集团债务规模达80亿元，为杭州银行界历来最大一宗。整个中江系的银行贷款总额约50亿元，其中，建行占30亿元，中行和工行分别占10亿元及1.5亿元。年初，俞中江已经向当地政府坦白公司资不抵债，并申请破产保护。今年6月14日，杭州市政府发布了通告，俞中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经被刑拘。

根据建行今年一季报披露，截至3月底全辖不良贷款余额为706.91亿元，较上年末减少2.24亿元。不良贷款率1.04%，较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在业内属于偏低水平。当前，尽管深陷于破产的中江系致使建设银行面临着史上最大贷款风险事故。但是，即使30亿贷款全部转为不良贷款类别，对建行整体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令人忧虑的是对一家经营情况逐渐显现危机的企业，银行究竟为什么会留有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业内人士与监管部门不得不对建行潜在的风险漏洞，以及实际的预警能力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俞中江其人其事

中江系直接持股、控股或间接控制的公司跨越了多个行业。浙江中江集团董事长俞中江发家在21世纪的十年之间，暴发在近五六年。他原来是建德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后来成立了建德市新安江中江汽车出租服务社，挖掘了人生创业的第一桶金。后又建立了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友邦厂”是效益相当不错的赚钱机器，2007年到2008年每年利润都在2000万元左右。中江系曾经自称是集投资、科技、制造、贸易、旅游、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化控股集团。对杭州麦林环保船用漆有限公司、杭州中外合资搏来盛化工有限公司、建德市望江宾馆有限公司享有控股权。俞中江本人系中江控股数十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俞中江后来在建德市投资建设了千岛湖通用机场。据此前媒体报道，他拥有机场项目约70%的股权，但是竣工后由于建德靠近杭州的地理因素所制约，运营效益难以发挥，机场没有能够启用。机场投资并未像料想的那样取得成功。

2008年中江系接盘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星房地产”），同年在建德展开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由于接盘金星房地产价格比较低廉，当时市场销售又处于上升趋势，俞中江一度获利高达数亿元。从2008年至2010年，俞中江开始分步进入杭州温德姆豪庭大酒店项目（以下简称“温德姆酒店”）。在其接手之前，由于温德姆酒店已经几次烂尾、几次转手，频频加码之后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为了接盘他几乎全部依靠借贷，早期以项目做抵押，向银行等渠道融资。在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紧缩之后，为了借新还旧，维持项目运转，俞中江转而向社会融资，先期在建德、温州以及北京进行了民间借贷，后期转而向中江系公司内部员工直接融资，月息从二、三分一直涨到五、六分。

在高利贷利滚利的雪球效应下，拖欠利息暴增至几亿元。此前金星房地产预售款监管也出现了漏洞，本该封闭运行的数亿元资金，也流入“中江系”资金链，随后在民间借贷中一并断裂。俞中江再没能力偿还债务。中江系贷款案发后，金星房地产于4月申请破产清算，其所属西城时代家园的三期项目尚未完工，数百名购房者只能寄希望于余杭区政府垫资建设。

正是房地产投资失利，让中江集团资金链断裂。俞中江通过支付高额利息，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及的金额已经达到十多亿元。最后，压力实在太大，他选择了向政府寻求保护。由于接盘的温德姆酒店只有部分产权，他原打算将公寓产权逐步收拢做成五星级酒店，终因没有经营酒店的经验，陷入困难的境地而告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温德姆酒店是压倒“中江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俞中江除了涉嫌非法吸存，至少还涉嫌违规骗贷，私刻银行公章。他的境遇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偏离主业，盲目投资房地产有关。投资温德姆酒店就是俞中江噩梦的开始。在杭州与浙江的业界，俞中江曾经被认为是个“四两拨千斤”的资金腾挪高手，常常“五个盖子盖十口锅”，他的主业一直盈利，但进入房地产领域之后，大笔的持续投资，摊子越铺越大，资金需求早已超过其主业盈利的支持能力，导致资金链越绷越紧。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出现断裂，他只得求助民间融资，结果因高利贷泥足深陷，最终资金出现巨大亏空。

蹊跷放贷 银行接连沦陷

中江系的破产是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经营能力不足和战略选择失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态体现在盲目扩张、进入房地产业时机错误、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诸多方面。而当流动性不足和利润下滑后，恰逢实施宏观政策调控时期到来，必然导致企业资金链被中止而境遇窘迫。

在这一进程中，建行向中江集团投放贷的蹊跷之处在于贷款进程的不合时宜。根据已经披露的调查结果：2010年底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余额为10亿元。2011年底“中江系”摇摇欲坠，已经被银行业察觉，见状不妙的交通银行在2011年6月撤出了“中江系”的最后一笔1亿元贷款，但建行却跟进接盘了那1亿元贷款。当年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总额扩大了一倍以上。

更为离奇的是三个月后的2011年9月，建行还为“中江系”发行了价值3亿元的信托类理财产品。该产品明确利息不用还，并没向中江收取一分钱利息。2011年除去存兑汇票、保函和国内保理业务，建行对“中江系”的贷款余额约22亿元，其中建行建德支行贷款9亿至10亿元，秋涛支行贷款约10亿元，宝石支行贷款约2.5亿元，另有一个营业部委托贷款5000万元。

经过后续全面调查汇总，建行向“中江系”各家公司投放的各种贷款总数为30亿元。其中至少有两家公司没有被纳入建行的授信额度，但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俞中江，建行的下属经办银行都对俞中江骗贷的手段心知肚明，主要是重复抵押，使用假房产证做抵押。譬如用三本抵押权证对应同一处房产，假造土地证，其实相应的地块并不存在。出现类似众多的漏洞，如今银行仅以核实工作有所疏漏为理由，实在是难有说服力的。

根据建行的审贷分离原则，企业需要获得一笔贷款，首先需要支行客户经理作出申报，支行风险主管同意后向分行上报，经过分行的五个独立审批人同意才能发放。支行行长并不能一人就说了算数。如果只是贷款岗位的客户经理违规，分行审批环节完全可以不批。极有可能中间或上层有人从中协调，才能在规定制度上有所让步。此案不乏银行内部人士充当资金掮客的可能。例如建行杭州宝石支行的主要责任在于为一笔委托贷款违规出具了保函。这笔总额为1亿元的委托贷款来自浙江中新力合担保公司，在“中新力合”对“中江系”缺乏了解而有所犹豫的情况下，建行宝石支行照样为此出具了保函。目前，这笔委托贷款的未偿余额还有5000万元。

事情曝光后，刚刚上任不久、来自建行陕西分行任上的浙江分行行长崔滨洲被调离。理由是他在应该知道中江系资金链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力主继续向中江投入了贷款，其显然对造成贷款风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分行层面受到牵连，支行层面建德支行行长张建标、宝石支行行长赵三军也被予以免职。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压力测试小组的测试结果显示，房地产信贷风险和客户集中度风险应当引起关注。此次建设银行出现30亿元风险贷款，静态来看，通过资产减值损失拨备，完全能够覆盖信贷资金的损失。但是，如若产生经济继续下滑等系统性风险，就可能会对建行产生重大的影响。前几年由于房价飙涨，房地产业备受青睐，房地产业贷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节节攀升。进入2011年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房地产业企业资金链不断吃紧，贷款逾期不断增加，受此风险牵连最大的自然就是银行了。

在“中江系”债务风险案件中，规模最大的是建行浙江省分行和中行浙江省分行，分别近30亿元和10亿元，工行浙江省分行也有1.5亿元。此外，上海至少也有两家商业银行牵涉其中，其中一家是花旗银行贷款余额数千万元。

宽慰之后更需警醒

建行日前已经就所涉中江案对外做出回应。副行长朱洪波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建行在中江集团有30亿债权，98%以上有抵押和担保，其中信贷债权16亿。另据该行2011年年报，由于公司类贷款增长及建行采取更趋审慎的拨备政策，去年对资产减值损失拨备较上年增长了20.1%。朱洪波强调：“目前，当地政府正对中江集团进行清理整顿，该集团的核心企业还在正常经营，建行的债权主要集中在这些企业。当然，此次风险过后会有一些损失，但对建行的资产质量影响是有限的。”

然而，市场担忧的是中江集团案件并不是个案。据公开资料，对于建行而言除环渤海外，其他地区都面临逾期贷款上升的压力。资产质量问题最大的来自长三角地区。除了中江集团，江西赛维L D K也形成了巨额亿元贷款风险，两家企业共计74亿元的贷款已经形成风险。在造成数家银行风险的“无锡尚德”贷款风险案件中，建行的风险数额也仅次于国家开发银行。目前，建行72%三个月以上新增逾期贷款均来自长三角地区，其中浙江、江苏是重灾区。截至6月末，该行在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248.1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江浙地区金融案件频发，以温州为例，截至6月末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个百分点。

当然，面对可能恶化的信贷资产质量，建行并没有坐以待毙。今年6月末该行拨备覆盖率为262.38%，较上年末提高20.94个百分点。不过，这也从反面映衬了风险的严峻——拨备覆盖率的上升，意味着建行实际不良贷款增加正处在上升周期。

“中江系”贷款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银行业的难处——至今为止银行主要还是靠放贷款为生，企业也只能靠借贷生存。目前，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银行面临息差缩小的现实，不良贷款存在上升的风险。因此，建设银行“中江系”贷款案件的最后结果，可能只能是处罚一些责任人而已，造成的坏账只能是逐步核销。业内关注到了浙江省分行行长崔滨洲被闪电离任，他是2011年3月刚从建行陕西省分行行长调任而来的。与“中江系”贷款有关的两名建行支行行长也被正式免职。

事发后建行多位高层先后来过杭州，行长张建国亲临现场，启动了两项全行范围的大排查。一是防止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排查从业人员参与民间借贷的风险；二是排查民营企业在银行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还会有哪些漏洞存在。各家银行均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共性特征：

1.监管难跟进

一般来说，银行信贷资金发生重大失误往往与个人道德素质有关，但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不力而导致约束力不足，内部风险防控体系与银行规模扩张不配套。由于各银行的实际管理能力无法承担业务粗放式增长，盲目扩张导致银行风险控制无法覆盖实际业务。以最近出事的烟台银行为例。其年报中甚至连十大贷款客户的名单都没有按照规定予以公布，而仅仅用“ 客户1”、“ 客户2”等代替。 监管部门对此的监督与引导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权威作用。

2.监管遇窘境

银行有自己的经营算盘。由于风险监控可能影响银行业绩，加之案防本身并不产生效益，案件往往是单项业务产生成本损失，发生之前银行无法核定后果，导致了案件带来的风险损失和案防工作的投入难以取舍。由于银行是作用重要的金融企业，当地政府往往予以照顾，使得监管部门难以深入排查案件。给银行过度开拓市场造成了可乘之机。此外，银行内部现行的激励机制被扭曲，成为员工以非法手段取得高额业绩的诱因。被严重强化的业务考核体系以任务为标杆，以效益为根本，在利益冲突面前两者脆弱的结合不堪一击。

3.创新成幌子

尽管银行改制力度不小，以建行为例已经从国有独资银行，陆续改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但其表现却与市场化背离甚远。尤其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中小企业普遍“惜贷”，对大企业网开一面扩大授信贷外融资，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从国家2008年的信贷政策宽松，到2011年的信贷紧缩，政策的一松一紧，给予了商业银行很大的放贷权力。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诞生了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本该在银行享受法定贷款利率的中小企业，只能转了一圈去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付出了数倍于银行的财务费用，加重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不断加码，导致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牵出了银行违规放贷和腐败问题。

4.改革被阻碍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由于银行已经习惯于垄断与暴利的环境下运营，严重阻碍了银行向真正市场化运营的进程。过多地掺入了政府的利益关系，影响了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进而形成阻碍金融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而随着经济减速，企业资金链断裂，贷款不可避免违约违规，民营企业老板或是寻求保护或是跑路。监管收紧必然牵出银行违规违法事件频出。

从中江集团事件来看，银行业除了要在集团客户授信管理、贷前调查、信贷流程、合规审查等方面从严管理之外，还应对企业法人的行为和性格加强分析，对贷款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风险排查，特别要关注贷款企业的副业经营，以及是否过度依赖民间融资等方面的动向。

遥想2005年建行在香港上市前夕，境外战略投资者看好建行，美国银行曾斥资30亿美元买入了建行10%股份。但是现在，美国银行已分别在去年8月和11月抛售了所持的大部分该行股份，目前仅持有建行1%的股份。到2013年美国银行将可以出售剩余的所有建行股份。

另悉：据接近杭州市政府处置中江系财产核心层的人士透露，中江系资产中最有价值的温德姆酒店，已经被杭州市国有独资的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接管。俞中江对当初酒店的估值为42亿元，而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的估值仅有22亿元。即使加上了建德机场等其他资产，“中江系”偿还整个债务资金缺口至少还有20亿元。有鉴于多家银行陷入了贷款纠纷，建行追偿信贷债权的收益将会很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