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吕霄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社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翼，早在清末简易识字学塾时期，就担负着“革新教育，改造社会和复兴民族”的时代使命。与学校教育相比，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现代化历程面临着更多难题，其师资队伍是重要的影响因子之一，由于社会教育“法理性”地位阙失，加上政府和社会精英制度设计的乌托邦色彩以及操作中失于宽泛等制度性诱因存在，社会教育师资资格和检定制度远不如学校教育领域规范，专业化程度不高，各类人员鱼龙混杂，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机关和社会教育机构自身都难脱其责。目前学界甚少关注社会教育师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教育师资的资格和检定制度的历史梳理，分析问题背后的制度诱因，对社会教育师资研究作一点尝试性探索。

一

近代中国社会教育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内忧外患的惨淡局面，使得变法、兴学和筹办立宪为救亡图存的“长策”被朝野上下所认同，而民智闭塞的现状使得兴学更为迫切，“庶学堂多一读书之人，即地方多一明理之人，实于宪政前途裨益非浅。”[1]清政府一方面模仿欧美各国成规，移植新式教育制度创办学校，一方面实施社会教育以谋普及教育于成人，以宣讲和简易识字学塾为主，“补学校教育之不逮”。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近代社会教育，无论途径还是方法， “纯以普及教育，发扬民智为主旨，即以偏重推行智的社会教育为目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