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河

学术年谱

施蛰存文学年谱

赵凌河

施蛰存，学名施德普，字蛰存，名舍。笔名有青萍、施青萍、安华、刍尼、苹华室、蛰庵、蛰存、惜慧、薛慧、李万鹤、万鹤、柳安、樊温、萧琅、陈蔚、曾敏达、北山、仲山、舍之、舍翁等数十个。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三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初五），施蛰存生于浙江省杭州水亭址学宫旁老屋，“水亭余址傍宫墙，古屋三间对夕阳。总角生涯犹在眼，泥猫蜡凤满匡床”。①施蛰存：《浮生杂咏·一》，《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父亲施亦政，字次于，浙江省仁和县秀才，曾与马叙伦、黄郛同窗，视为知交。因科举考试的罢黜，失去进身之阶。同时，家道孤贫，未能进入大学堂，遂以佣书授徒谋生。后来，因其文字、书法见知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陆公勉侪，受聘于苏州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司文牍，兼掌藏书。

一九〇九年，五岁。随父母迁居苏州。一九一〇年元宵节后，父亲为六岁的施蛰存举行“开蒙之礼”仪式。堂中铺红毯，烧红烛一对，先拜至圣先师神位，后教读“天地君亲师”三遍。次日早晨，到邻家徐氏家塾，始读《千字文》。放学后，与同学巷中嬉戏，若有马铃担子来，又蜂拥趋之，尽享五香豆、粽子糖、霜梅等美味和童趣。上元、中元时节，去虎丘看迎神赛会，看神的威灵可畏，也看美女“好娘娘”。闲暇时节，也随父母游灵岩，始知西施故事；游寒山寺，父亲教以壁间石刻张继诗，始读唐诗。辛亥革命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组，旧人悉被辞退，父亲失职闲居。

一九一二年秋，八岁。父亲旧主陆公勉侪在松江创办织袜厂，父亲应约去织袜厂“主其事”，从此执业工商界。一九一三年，全家移居松江，初始赁居府桥南金氏宅，有小室两间。傍晚，母亲在床前做缝纫，施蛰存在旁边读书。后来租住俞氏空屋，独门独院，有三进大小十一间，施蛰存始得一间书屋。

施蛰存的家乡情思始于松江。施蛰存家自曾祖以来，百年家世惯萍浮，漂泊浪迹已三世矣。施蛰存自言，每次填写表格的籍贯一栏，虽然都是写杭州，但总有些惭愧。实际上，施家自一九一三年迁居松江后才算定居下来，自此居住松江约二十年。在施蛰存的情感记忆中，也确把松江看作自己的故乡，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旅食”、“寓居”。松江美丽的山山水水、悠久的历史文化滋养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施蛰存，也孕育了他的文学情怀，培植了其儒雅、恬淡的审美理想。他回忆：松江城西有白龙潭，是明清以来的邑中胜地，红粟十亩，碧水一潭，画舫笙歌，出没其间。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钱牧斋与秦淮名妓柳如是的浪漫爱情、钱牧斋的为松江人所乐道的“桦烛金炉一水香”等诗句，均源于此。施蛰存自己也常在潭中放舟，感念昔时的人物风流。松江城东有马嗜寺，山门外修竹千竿，松桧数十本，茂密成荫，殿内有一放生池，碧波洋溢，杨了公、姚宛鸟雏等“南社”的才子们常来散步、吟咏。松江城中有醉白池，水榭荷香，为纳凉消暑之胜地，施蛰存常与好友浦江清、雷震同在水阁中挥扇品茗，论文言志，臧否古今，日斜始归。松江城北有九峰之胜，逸士名姬的风流遗韵颇多，明代文学家陈眉公曾居东佘山，施子野曾居西佘山，陈眉公有杨宛、王微，施子野有董夜来、沈嫩儿，笙歌不绝。

一九一三年，入松江县第三小学。开始大量阅读父亲书箱中所藏书籍，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等，并且学着填词，始知造句之美。

一九一七年，十三岁。初小毕业，入松江县第一高等小学就读。幼时多喜欢读小说，并尝试写小说，向上海的文艺刊物投稿。当时自以为小说的体裁更适合去刻画人情、编造故事，其创作过程比吟诗作赋更容易些。

一九一九年，十五岁。高小毕业，升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开始对唐诗、宋诗产生浓厚兴趣。十六岁时，始作新诗，与同学浦江清共读江淹恨、别二赋，相约拟作，施蛰存作《哭赋》。中学时代的英语语文课程学习，是奠基施蛰存一生知识结构和文学基础的“一大关键”，这是一种扎实的英语语言技能和欧美文学鉴赏水平的训练。在中学三四年级，数、理、化和西洋史等课程的教材都是英文教本，英语语文课程不是选择零散杂乱的单篇文章，而是每学期读一本英文文学著作。三年级上学期读英国作家兰姆依据莎士比亚剧本改编的故事集《莎氏乐府本事》，下学期读美国小说家霍桑的《丹谷闲话》，四年级上学期读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下学期读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故而积累了较为厚重的欧美文学功底和较为坚实的英文阅读能力。可是，数、理、化的成绩则比较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激发了施蛰存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他自述：“读《新青年》、《新潮》诸杂志，始获得新思想。习作小说，新诗，为一生文学事业之始。”①施蛰存：《浮生杂咏·三十》，《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五四运动使我懂得了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许多新名词，新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是使我接触先秦诸子的第一部书。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②施蛰存：《我的第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面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文体解放以及白话新诗写作的大潮，施蛰存用一个暑假时间研读胡适的《尝试集》，读后隐约感觉到胡适之等人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随后，郭沫若的《女神》出版，躺在病榻上的施蛰存将从泰东书局函购来的《女神》读了三遍，方才认识到，新诗创作应该从《女神》这样的诗体、诗风出发。它彻底脱离了旧诗的羁绊而自拓疆界，代表了一种“新的形式崛兴起来”，但内容都尚显稚弱，即“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③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5。他把自己的观点，用了不同笔名写诗投到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去发表。

面对五四新文学中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和为自我的浪漫抒情两大潮流，施蛰存更偏向于后者。在其早期所接受的外国文学中，他十分崇拜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小说，偏爱那些主观自我的情趣和浪漫抒情的艺术。同时，创造社注重自我个性、注重内在心理的艺术倾向也给予他很大影响。此时，革新了的《小说月报》刊载许多翻译的俄国小说，也引发了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兴趣。虽然，他当时读的外国作品都是林琴南的文言文译本，但他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并就此开始尝试写小说，开始向《礼拜六》、《星期》等杂志投稿。小说《恢复名誉之梦》、《老画师》分别发表于《礼拜六》第一百五十五期、第一百六十一期，小说《寂寞的街》发表于《星期》第十七号。其间，曾被人误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中人，后来逐渐认识到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也就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

一九二二年，十八岁。夏天，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毕业。秋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此学校为教会大学，主要学习英语。

在杭州期间，施蛰存结识了戴梦鸥（戴望舒）、张无诤（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戴涤原（杜衡）等文学朋友，一起组织“兰社”，一九二三年一月出版旬刊《兰友》，由戴望舒任主编，共发行十七期，七月一日即停刊。这是施蛰存编辑出版生涯的最初尝试。

一九二三年，十九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在之江大学读书期间，由于不再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也深感沈雁冰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都是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便把自己一气写成的几十个短篇小说自费结集，由于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便题名《江干集》。八月，由上海维纳丝文学会出版，交松江印刷所印刷，仅印一百册。其中包括《冷淡的心》、《洋油》、《上海来的客人》、《船厂主》、《进城》、《父与母》、《礼拜堂内》、《手套》、《姊弟》、《梵村歌侣》、《火钟的安放》、《乡人》、《两日之出家》、《十三页半》、《两孩》、《路役》、《雪撬御人谈》、《贫富与智愚》、《守节者》、《渡船》、《欢乐之夜》、《屠税局长》、《猫头鹰》、《孤独者》、《创作余墨》。小说主要表达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手法较为“粗糙”。

夏季，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活动，被迫离开之江大学，只是肄业。九月，与戴望舒同往上海，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二五年秋季，转入大同大学。

一九二六年，二十二岁。开始了早期的文学创作生涯。在《东方杂志》上读到夏丏尊翻译的日本私小说派作家田山花袋的小说《棉被》，受到启发，模仿其风格，创作了小说《娟子》，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十九卷一号。《绢子姑娘》是施蛰存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由上海亚细亚书局一九二八年出版，收小说三篇：《幻月》、《绢子》、《花梦》。

《追》是施蛰存第三本短篇小说集，包括《追》和《新教育》，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列入第一线书店的小丛书“今日文库”，是施蛰存唯一的一本表现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普罗文学创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施蛰存的小说《春灯》（即《上元灯》）与《周夫人》在《璎珞》上发表。施蛰存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上元灯》由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二年出修订版。《上元灯》被施蛰存认作其“创作”的“第一本书”：“五四新文学运动给我的教育，是重视文艺创作的‘创’字。一个作家，必不能依傍或模仿别人的作品，以写作自己的作品。一篇小说，从故事、结构到景物描写，都必须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才算得是‘创作’。我不愿意把初期的一些多少有摹仿痕迹的作品，老着脸说是我的创作，因此，我否定了《上元灯》以前的几个‘第一本书’。”①施蛰存：《我的第一本书》，《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上元灯》收短篇小说十篇：《扇》、《上元灯》、《周夫人》、《渔人何长庆》、《牧歌》、《妻之生辰》、《栗芋》、《闵行秋日记事》、《梅雨之夕》、《宏智法师的出家》。一九三二年修订版，删去了《妻之生辰》与《梅雨之夕》，加入了《旧梦》、《桃园》、《诗人》三个短篇。一九三三年一月新中国书局再版，后收入“新中国文艺丛书”。《上元灯》的出版，显示出施蛰存早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风格。那是一种自然从容的和谐美丽，流淌着淡淡的香气和浪漫的温情。在那些静穆和平的江南农村故事中，卖鱼人“含着笑脸”替主顾挑选最鲜的活鱼，桃园里散发着惑人香气的桃子随便让人捡好的吃，贫穷孤寡的嫂嫂永远接济只会作诗的“颠头颠脑”的小叔。《上元灯》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朱湘、叶圣陶等人纷纷致函，表示赞赏之意：“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而调和的人格。”②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现代学生》第1卷第2期，上海：大东书局，1930。“如静水一般，很从容自然，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作者用一枝很灵活的笔，写出没落在封建制度下的城市生活，充满了地方的色彩，而作者感伤的情调，也融合在作品之中。”①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245页，北平：傑成书局，1933。读者的好评，坚定了施蛰存的创作信念：“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②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5。于是，“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便成为施蛰存一生文学事业的努力方向，《上元灯》可谓其审美追求中清新宁静的一脉。

青年时代的施蛰存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秋冬之际，与戴望舒、杜衡一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此组织属于国民党左派，被纳入了“应予逮捕”之列，当时的“清党委员会”宣布通缉的共产党名单中有：“震旦大学，有CY（Communist Youth，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嫌疑者施安华。”③朱明鹤：《施蛰存：我曾经是CY一员》，《海上论坛》2002年第10期。施蛰存参加过该左派组织的共青团会议，接受过散发传单等革命任务。

一九二六年，施蛰存开始了早期的文学期刊编辑出版活动。他与杜衡、戴望舒创办了三人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④施蛰存：《震旦二年》，《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意欲发表他们创作的诗、散文、译文。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璎珞》旬刊创刊，“璎珞”语意为印度和南洋人佩戴的珠玉、宝石穿缀的饰物，但《璎珞》仅出四期即停刊。秋季，施蛰存与杜衡一起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开始在法国神父的教学指导下，接受严格的法语训练，每周把一篇古文翻译为法文，施蛰存翻译过《阿房宫赋》、李白诗《古风》等。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施蛰存和朋友们创办了“文学工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使施蛰存离开震旦大学，归隐松江，在松江中学当语文老师。戴望舒、杜衡也相继来到松江施蛰存家。施家一间小厢楼成为三人的政治避难所，也成了他们的文学工场。起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翻译外国文学。施蛰存翻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等作品。到夏天，戴望舒厌烦了孤寂的隐居生活，前往北平，结识了冯雪峰、沈从文、胡也频、姚蓬子、魏金枝、冯至等文学青年。接下来，北平、上海、松江的朋友之间开始了文学活动的往来。一九二八年春，冯雪峰来到松江，寄住在施蛰存家，加入了“文学工场”。四个人的共同兴趣都是诗歌。施蛰存喜欢中国诗人李贺、李商隐、黄山谷、陈三立和外国诗人哈代、夏芝、惠特曼、桑德堡等人的诗歌。冯雪峰的到来直接影响了施蛰存等人，使他们开始关注日本诗歌、苏联的现代诗和文学理论等领域，他们共同去买苏联小说，共同翻译了《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第二集和《法国短篇小说集》。

一九二八年四、五、六月，是“文学工场”活动最为兴旺的时期。冯雪峰、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共同切磋，翻译、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为了发表自己的译文和创作，创办了“三十二开新兴文艺小月刊”《文学工场》，创刊号刊发五篇文章：杜衡译文《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施蛰存拟苏联式革命小说创作的《追》、戴望舒的诗《断指》、冯雪峰译日本藏原唯人的《莫斯科的五月祭》。稿件编定后交光华书局，一本四五万字的小刊物，两个星期就排版出了清样。光华书局老板看后，觉得内容激烈，退了回来。这份纸版，施蛰存保存到抗战初期，与其他书籍文物一起毁于战争炮火。一九二八年夏初，刘呐鸥来到上海，租住虹口江湾路六十三号花园，施蛰存、戴望舒也搬去同住。刘呐鸥给大家带来日本文坛流行的“新兴文学”，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小说，以及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的文艺论著和相关报道，“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⑤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文学工场”的创作倾向，便受到日本现代主义文学或称新兴文学、新感觉派文学的深刻影响。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刘呐鸥出钱，施蛰存、戴望舒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刊名寓意在于文学方向没有一定的轨迹。施蛰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委巷寓言》，包括《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寒暑计》和《风，火，煤，山》三篇。为了出版发行《无轨列车》，三人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了一间临街房子，开设了一家书店，即“第一线书店”，兼售光华、北新、开明书店的出版物。《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被官方以宣传“赤化”的罪名禁止。十二月，施蛰存等人又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改换门庭为“水沫书店”。“水沫书店”只是一家出版社，出版一些“比较平稳的文艺书”。其中，“水沫丛书”便是一种同人性质的文艺创作丛书，包括施蛰存小说集《上元灯》、戴望舒诗集《我的记忆》、刘呐鸥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徐霞村小说集《古国的人们》、姚蓬子诗集《银铃》共五种。

一九二八年十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在松江结婚。冯雪峰、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杜衡、姚蓬之、林微音等许多文艺界朋友从上海专程赶来参加婚礼。施蛰存为了招待朋友，通知办喜筵的菜馆做了一道松江名菜四腮鲈鱼火锅，大家谈笑风生，“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为融洽的时候”。①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

一九二九年，二十五岁。施蛰存在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同时，开始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此时，郑振铎开始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筹划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计划大规模地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短篇小说，邀请施蛰存等人翻译欧洲国家的小说。十一月，施蛰存译的显尼志勒的《多情的寡妇》由上海尚志书屋出版。

一九二九年春，施蛰存开始学习、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也开始了与鲁迅的接触。五月，水沫书店决定出版一套系统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又称“新兴文学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书”。施蛰存回忆：“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种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②施蛰存：《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施蛰存提出，请冯雪峰和鲁迅一起做计划，大家共同拟定了出版计划，共十二种，包括伊列依契（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苏联革命批评家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其中，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及社会基础》（冯雪峰译），波格但诺夫的《新艺术论》（苏汶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梅林格的《文学评论》（冯雪峰译）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出版。后来，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该丛书被禁止发行。

在施蛰存与鲁迅这段交往中，施蛰存尊重鲁迅在文艺界的地位，也敬佩鲁迅的“极高的艺术欣赏力”。例如，在排印鲁迅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时，需要插入一张卢那卡尔斯基的画像，施蛰存等人做了单色铜板的画像，鲁迅不满意，要求按照国外画像原样做彩色的三色铜版，这种要求在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所是很难达到的，于是反复几次，终于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芦泽印刷所制成，才得到鲁迅的首肯。这张插图，便成为当时上海印刷业最好的三色版画像。

一九二九年九月，施蛰存等人考虑水沫书店需要一个宣传刊物，于是创办《新文艺》月刊。在创刊号上，施蛰存发表了小说《鸠摩罗什》、散文《鸦》、书评《受难者的短曲》。自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〇年四月，《新文艺》从创刊号到第二卷四期，共出版八期。其内容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有徐霞村、许钦文、叶圣陶、彭家煌、李青崖，以及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小说，戴望舒、姚蓬子、邵冠华、章靳以等人的诗歌，茅盾的散文等。另一方面是外国文学的介绍，有戴望舒、徐霞村翻译的法国后期象征派诗歌，沈端先、刘呐鸥、郭建英、郑克标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以及施蛰存的法国现代派文学介绍。由于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自杀，《新文艺》在最后一期刊登了悼念专辑。

一九二九年九月，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在《新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之后陆续发表《将军底头》（《小说月报》二十一卷十号）、《石秀》（《小说月报》二十二卷二号）、《孔雀胆》（《文艺月刊》二卷十号）。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蛰存作《将军底头·自序》，小说集《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收小说四篇：《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孔雀胆》改名），一九三三年一月新中国书局再版，后收入“新中国文艺丛书”。小说集《将军底头》反映出施蛰存是在另外“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①施蛰存：《将军底头·自序》，《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即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融入小说创作之中，用以揭示人物精神世界内在深层的心理活动。这四篇小说的题材都是古代历史故事，情节冲突都是弗洛伊德“力比多”性欲理论的演绎，创作核心都在于被压抑的“力比多”的曲扭变态，以及其与现实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即“《鸠摩罗什》，宗教和色欲的冲突；《将军底头》，信义和色欲的冲突；《石秀》，友谊和色欲的冲突；《阿褴公主》，种族和色欲的冲突”。②《书评·将军底头》，《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施蛰存自述，《将军底头》代表现代主义文学方向的新鲜探索，“运用历史故事写的侧重心理分析的小说。在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有人采用这种创作方法，因而也获得一时的好评”。③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同时，为了实践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转变”，施蛰存和朋友们也努力尝试创作无产阶级文艺作品。施蛰存写了《凤阳女》、《阿秀》、《花》等描写劳动人民的小说。但又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基础和生活体验，更没有向着“普罗文学”方向发展的可能，“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④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验》，《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5。

一九三一年春，被迫停业的“水沫书店”更名为“东华书店”，计划改变方向，出版一些大众化的日常用书，如《唐诗三百首》，以解决经济问题。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爆发，闸北的战火使社会秩序大乱，东华书店很快流产，朋友们四处流散。

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二年的十年时间里，施蛰存和朋友们创办了兰社、文学工场、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东华书店等文学社团和出版事业，编辑出版了《兰友》旬刊、《璎珞》旬刊、《文学工场》月刊、《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等期刊杂志。这些编辑出版事业和文学活动，既为其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也为其建构了明确的文学发展方向、固定的文学活动范围和文学友人团队。

一九三一年，二十七岁。三月，受吴淞中国公学新任国文系主任、文理科学长李青崖邀请，到中国公学兼职文预科国文课教员。仅三个多月，因学潮和李青崖下台，中国公学不再聘任施蛰存。四月，编著评论集《魏琪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一辑。十一月，第五本小说集《李师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入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包括《李师师》、《旅舍》、《宵行》三个短篇。

一九三二年，二十八岁。一月，施蛰存回到松江，继续当中学教师。

三月中旬，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经理张静庐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请施蛰存为主编。于是，《现代》杂志作为“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⑤施蛰存：《重印全份〈现代〉引言》，《〈现代〉创刊号》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4。问世。《现代》杂志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正式创刊，施蛰存任主编，每月一期，每六期为一卷。至第三卷第一期改为施蛰存、杜衡两人编，到一九三四年末的第六卷第一期，共出版三十期。一九三五年因现代书局受国民党控制，故自第六卷第二期“革新号”起，由汪馥泉接编，施蛰存等人辞去《现代》编务。汪馥泉接编之后仅出版三期，至第六卷第四期，即告停刊。

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上强调，“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①施蛰存：《创刊宣言》，《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1日。《现代》以不涉及政治倾向、只追求文学价值为宗旨，对欧美意象派诗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高度热情和浓郁兴趣。在《现代》杂志上，他们广博地宣传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翻译发表了多篇近代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小说发展趋势。到第五卷第六期特别推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积极地推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经典作家，如《福尔克纳——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帕索斯的思想与作风》、《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等。他们也努力探索建构自己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如戴望舒的《望舒草》、杜衡的《望舒草序》、苏雪林的《论李金发的诗》等文论，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黑婴、杜衡、徐讠于等的现代派小说三十多篇，如李金发、戴望舒、施蛰存、侯汝华、李心若、陈江帆、林庚、金克木、南星、徐迟、路易士等的现代主义诗歌一百多首。于是，《现代》的问世，标志着以《现代》为核心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阵营正式立足于中国文坛。如施蛰存所说：“我发现自己在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眼中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批现代派作家。与我同时被提到的还有戴望舒的诗，穆时英、刘呐鸥的小说，这些人恰恰又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作品，于是‘现代派’又意味着是《现代》派。”②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在《现代》上，施蛰存发表了大量蕴藉着浓郁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文论及译作。小说创作：《残秋的下弦月》（创刊号），《四喜子的生意》（二卷二期），《汽车路》（四卷三期）。诗歌创作：“意象抒情诗”《桥洞》、《祝英台》、《夏日小景》、《银鱼》、《卫生》（一卷二期），《即席口占》（一卷六期），“九月诗抄”《嫌厌》、《桃色的云》、《秋夜之檐溜》（二卷一期）。文论或文艺杂录：《关于〈现代〉中的诗——答吴霆锐问》（三卷五期）、《核那尔日记中的两个故事》（五卷一期）、《文艺作品对于我的生活的影响·引言》（六卷一期）。散文、杂文、杂论、文艺独白：《无相庵随笔》四篇（创刊号）、《法国之海岸文学》（一卷四期）、《茹连·格林》（一卷五期）、《书与作者》（二卷三期）、《约翰·高尔斯华绥著作编目》（二卷二期）、《支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三卷一期）、《怎样研究文学——复李夔龙》（三卷二期）、《关于丁玲及本刊的目标》（三卷四期）、《又关于本刊中的诗》（四卷一期）、《又一图》（四卷三期）、《我与文言文》（五卷五期）、《刘易士夫人不容于德国》（五卷六期）、《现代美国作家小传》（五卷六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五卷六期）。译作：现代派诗《夏芝诗抄》七首及《译夏芝诗赘语》（创刊号）、美国意象派诗《桑德堡诗抄》（三卷一期）和《现代美国诗抄》（五卷六期）、《美国三女流诗抄》（一卷三期）、西班牙巴罗哈的现代派小说《深渊》（三卷二期）、西班牙阿耶拉的小说《助教》（五卷三期）、美国E.Hemingway的小说《瑞士顶礼》（五卷六期）、匈牙利莫尔那的戏剧《钥匙》（二卷五期）。外国文论译作：英国赫克恩莱的《新的浪漫主义》（一卷四期）、美国巴伯特·陶逸士的诗论《诗歌往哪里去？》（五卷二期）。另外署名编者的《编辑札记》、《编辑座谈》、《社中日记》、《编者缀语》、《社中谈座》、《编后记》等，涉及杂志编辑方针和文坛创作趋势的简论，几乎每期都有。同时，施蛰存还有一些作品、文论发表在其他报刊杂志上。

一九三二年，苏汶在《现代》一卷三期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引起了一场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关于这场讨论，施蛰存没有发表任何相关文章，并自称坚持编者的立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其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③施蛰存：《社中日记》，《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一九三三年，二十九岁。三月三日，作《〈梅雨之夕〉自跋》，小说集《梅雨之夕》由上海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三年三月出版，书前有自跋，收短篇小说十篇：《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魔道》、《李师师》、《旅舍》、《宵行》、《薄暮的舞女》、《夜叉》、《四喜子的生意》、《凶宅》。此前，《在巴黎大戏院》（《小说月报》二十二卷八号）、《魔道》（《小说月报》二十二卷九号）都曾发表，并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楼适夷说：“在这儿很清晰地窥见了新感觉主义文学的面影……他们深深地感到旧社会的崩坏，但他们并不因着崩坏感到切身的危惧，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现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①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文艺新闻》第33期，1931年10月26日。钱杏邨说：“一方面是显示了中国创作中的一种新的方向，新感觉主义；一方面却是证明了曾经向新的方向开拓的作者的‘没落’。”②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第2卷第1期，1932。《梅雨之夕》的问世，代表施蛰存小说创作继续沿着心理分析的现代派方向发展，并且脱离了《将军底头》时图解、模仿弗洛伊德“力比多”公式的一些牵强，逐渐走向成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作《〈善女人行品〉序》。小说集《善女人行品》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版，一九四五年五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再版，后收入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书前有作者自序，收一九三〇年一月-一九三三年一月写作的十二个短篇，《狮子座流星》、《雾》、《港内小景》、《残秋的下弦月》、《莼羹》、《妻之生辰》、《春阳》、《蝴蝶夫人》、《雄鸡》、《阿秀》、《特吕姑娘》、《散步》。随着《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部小说集的问世，标志施蛰存文学创作的现代主义方向的确立。其小说创作出色地运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和诸种潜意识的心理形式，来表现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明危机和心理危机，表现在中国社会急剧殖民地化的大滑坡中，青年知识分子如何陷身于爱情失落、灵魂扭曲以及诸种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的矛盾之中无以自拔，并以此而奠定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如施蛰存所说：“我创造过一个名词叫inside reality（内在现实），是人的内部，社会的内部，不是outside是inside。”③施蛰存：《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台湾《联合文学》6卷9期，1990。施蛰存也由此被“视为中国文坛上第一批‘现代派’作家”。④施蛰存：《中外文化交融的“断”与“续”》，《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

一九三三年，文坛发生了一场鲁迅与施蛰存的交锋，由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庄子〉与〈文选〉》一文而引发。一九三三年九月，《大晚报》请施蛰存为青年介绍阅读书目，施蛰存写了《庄子》与《文选》，并附加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迅看后，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批评施蛰存对《庄子》与《文选》的推崇阅读，是对于“骸骨的迷恋”。⑤鲁迅：《感旧》，《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6日。对此，施蛰存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等文章，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推荐书目，是为了让文学青年“参悟一点作文章的方法”，“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小……我以为每一个文学青年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另一方面讽刺鲁迅的“新文章”是“新瓶装旧酒”，“像鲁迅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⑥施蛰存：《〈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8日。鲁迅的回击毫不留情，连续写了《三重感旧》、《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答“兼示”》、《反刍》、《难得糊涂》、《古书里寻活字汇》等文章，批评施蛰存到古书里去找“字汇”，是“遗少群的风气”，“简直是糊涂虫”。⑦鲁迅：《“感旧”以后（上）》，《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15日。“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了‘洋场恶少’了。”⑧鲁迅：《扑空》，《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23、24日。对于鲁迅一系列尖锐、犀利的批评，施蛰存几乎无法反抗，只能无奈地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⑨施蛰存：《致黎烈文先生书》，《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20日。今天看来，施蛰存与鲁迅交锋的焦点所在是源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认知。施蛰存劝青年读《庄子》与《文选》，读古书读文言文，其立场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积极学习和努力接受，即“中国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它并没有死去过……至于《庄子》与《文选》，虽然并不是属于我们这时代中的产物，但它也正如我们现在创造着的文学作品一样，是整个中国文学中的一部分……我想请并世诸作家自己反省一下，在他现在所著的文学作品中，能说完全没有上代文学的影响或遗迹吗？”①施蛰存：《我与文言文》，《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鲁迅的立场，一方面是劝告青年应该“立足”于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现实存在，“立足”于自我的生存发展及其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历史使命，而不应逃避“活的生活”，去沉溺于“感旧”之中，去“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②鲁迅：《重三感旧》，《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6日。另一方面，鲁迅主张应该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积极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不能以“古书”、“文言”作为“模仿的格式”，不能“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③鲁迅：《答“兼示”》，《申报·自由谈》1933年10月26日。

一九三三年五月，作《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谈及早期的文学创作经历和对于当时文坛现象的一些思考，收入上海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十月三日，与杜衡等在上海伟达饭店会见来中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反帝大会”的代表伐扬·古久列，并向其约稿，伐扬·古久列的《告中国知识阶级》发表在《现代》四卷一期上。十二月，在鲁迅、柳亚子、茅盾等发起的《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上签名。

一九三四年，三十岁。三-五月，应上海中学生书局约请与朱雯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六月一日，主编《文艺风景》（原拟名《文学感觉》）在上海创刊，仅出两期即停刊。在创刊号上，施蛰存发表了《〈文艺风景〉创刊之告白》，杂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随笔《谈奖券》、《编辑室偶记》，译诗《英美小诗抄》，译文《娼女问答》（〔古希腊〕路吉亚诺思）。八月，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共出版七十余种，后因抗战开始而停止。十月，译作《域外文人日记抄》由上海天马书店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一九三五年，三十一岁。二月五日，《文饭小品》在上海创刊，施蛰存任发行人，至七月三十一日终刊，共出六期。在创刊号上，施蛰存发表了《发行人言》、《创作的典范》等杂文和随笔。十一月，短篇小说集《旅舍及其他》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施蛰存、张天翼、何家槐、林微音、穆时英六人的十二篇短篇小说，其中有施蛰存的《李师师》、《旅舍》、《夜行》三篇。

七月一日，与叶圣陶、老舍、郁达夫、张天翼等人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上签字，该文发表在《文学》五卷一号、《青年界》八卷二号等刊物上。

同年，编撰点校《晚明二十家小品》，由上海光明书局四月出版、十一月再版，（明）毛子晋辑《宋六十名家词》（一-六集）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明）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一-五册）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一九三六年，三十二岁。七月，施蛰存患黄疽病，遵医嘱至杭州休养，居住在西湖玛瑙寺。恰有旧友来为杭州行素女子中学延揽语文师资，待遇较优，于是前往应聘，任语文教师。九月移居学校。每星期日上午去湖滨喜雨台茶楼饮茶，购取文物小品、青瓷碗碟等，玩古之癖始于此时。

九月一日，作《〈小珍集〉编后记》，短篇小说集《小珍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六年出版，收入“良友文库”。内收短篇小说八篇：《名片》、《牛奶》、《汽车路》、《失业》、《鸥》、《猎虎记》、《塔的灵应》、《嫡裔》。《旅舍集》与《小珍集》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施蛰存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转向，从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转向用写实方法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

同年，校点（清）刘云份著《翠楼集》、（明）陈继儒著《晚香堂小品》（上、下册）、（明）徐文长著《徐文长逸稿》，分别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都收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

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三十三-四十四岁。一九三七年夏天，上海局势日益紧张，由朱自清介绍，应云南大学新校长熊庆来之聘，前往云南大学任教。九月六日启程，途经浙赣湘黔四省，漫漫西行的艰难旅途，行程约三千公里，历经磨难，九月二十九日晚始抵昆明。沿途诸多见闻与感受都写于《同仇日记》（《宇宙风》一九三七年第五十三期、一九三八年第六十期）、《西行日记》（《宇宙风》一九三八年七-八月的第七十期、七十一期、七十二期）。

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三年，教授大学一年级国文、历代诗选、历代文选等课程。其间，阅读了大量云南古代史文献，是其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开始。同时，也看了许多敦煌学史料和云南地区的古碑古碣，以后在长沙、厦门、徐州等地任教时，继续关注各地的碑铭、墓志、造像等石刻，不断收集各种墨拓拓本，积淀了其关于墨拓碑版研究的浓厚兴趣。一九三八年四月，沈从文抵达昆明，住在云南大学附近，与施蛰存交往甚密，常结伴去逛福照街的夜市，购买古董文物。

一九三九年，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升为副教授，编写《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一九四〇年，由昆明回沪探亲，经香港停留六个月。在港期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九理事之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应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之聘，到福建永安任教。

一九四一年八月，受聘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为副教授，计四年。为学生讲授《史记》等专书选读课。

一九四四年，四十岁。应江苏学院之聘，到福建三元任教，为教授。

一九四六年四-六月，与周熙良合编的以翻译为主的刊物《活时代》创刊，共出三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由刘大杰、邹文海推荐，应聘为暨南大学教授。

一九四七年曾应孔令俊之邀，担任春明出版社编辑，仅三个月，即辞卸。

施蛰存的第一本散文集《灯下集》由开明书店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收入“开明文学新刊”。《灯下集》书前有一九三七年元旦写的《序》，共收散文二十六篇：《书前相国寺摄影后甲》、《书前相国寺摄影后乙》、《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寓言三则》、《雨的滋味》、《鸦》、《“先知”及其作者》、《画师洪野》、《“无意思之书”》、《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谈日记》、《谈奖卷》、《读〈檀园集〉》、《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绣园尺牍〉》、《名》、《渡头闲想》、《赞病》、《买旧书》、《新松江社落成小言》、《小品·杂文·漫画》、《〈行过之生命〉跋》、《我的日记》、《绕室旅行记》、《春天的诗句》、《鬼话》。一九九四年再版时，删去了原版中《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一文。施蛰存在该书《序》中阐述其散文思想。他把散文分为“纯粹散文”和“批评散文”，无论哪一种，都“实在是最不容易写的”，它源于“一个人的各方面的气质和修养”，或出自“个人的直觉”，或发泄“一时的冲动”，“平心静气的把它们写成一些舒缓可咏的小品文”。①施蛰存：《〈灯下集〉序》，《灯下集》，上海：开明书店，1937。《灯下集》中的散文兼有“精劲的批评”和“从容的絮语”，既有抒情写景，又有怀人记事，视野开阔，灵动潇洒，流淌着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气质。例如《雨的滋味》，可谓现代散文的名篇，通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雨景、雨情的描写，在各种雨的声音、雨的色彩、雨的情绪的抒写中揭示出“心理的解释”的现代主义哲理命题。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作《〈待旦录〉序》，散文集《待旦录》由上海怀正文化社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是施蛰存的第二本散文集，收入“怀正文艺丛书”。书前有作者序，内收散文二十三篇，第一辑：《爱好文学》、《罗曼罗兰的群众观》、《新文学与旧形式》、《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灵心小史》、《儿童读物》、《尼采之〈中国舞〉》、《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文学之贫困》、《怎样纪念屈原》、《〈路灯与城〉序》，第二辑：《跑警报》、《米》、《三个命运》、《山城》、《他要一颗钮扣》、《老兵的小故事》、《驮马》、《浮海杂缀》、《河内之夜》、《怀念云南大学》、《栗和柿》、《关于图书馆》。

同时期的其他作品有：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小说《黄心大师》发表于《文学杂志》一卷二期；论文《鲁迅的〈明天〉》发表于《国文月刊》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一卷一期，文章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分析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性爱因素，发表后曾引起争论；杂论《文学之贫困》，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文艺先锋》一卷三期，也受到批评；小说集《四喜子的生意》由博文书店一九四八年出版。

施蛰存曾说：“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第一扇是文学创作，第二扇是外国文学翻译，另外则是中国古典文学与碑版文物研究两扇窗子。”①葛昆元：《“我一生开了四扇窗子”》，《书讯报》1985年11月5日。在“东窗”古典文学、“南窗”新文学创作、“西窗”外国文学研究、“北窗”文物考古和碑版研究的四扇窗子之中，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是伴随其一生的事业。他说：“大量外国文学的译本，在中国读者中间广泛地传布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改变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应当取鉴于西方文化，来挽救、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文化。”②施蛰存：《西学东渐与外国文学的输入》，《文艺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施蛰存的外国文学翻译不是简单机械的文字译介，而是带有鲜明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蕴藉着自己独到的思想观点和审美体验，并在每部译作前都要作序跋或引言，且不同历史时期侧重有所不同。

在三十年代，施蛰存的译作选择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读原文法国诗，特别喜欢波德莱尔、魏尔伦等人的象征派诗，在《现代》杂志上又特别推崇英美的意象派诗。其中，现代主义特色浓郁的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及其作品成为施蛰存的偏爱。施蛰存欣赏显尼志勒小说的心理分析手法，“他的作品中的主题差不多只有两个：爱与死……而他的所谓‘爱’又大都是‘性爱’，他又是首先受到心理分析学家茀罗乙特的影响的一个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中常常特别注意心理分析的描写”。③施蛰存：《〈自杀以前〉译本题记》，《自杀以前》，福建永安：十日谈社，1945。施蛰存也推崇显尼志勒在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强调其将弗洛伊德理论“实证在文艺上，使欧洲文艺因此而特辟一个新的蹊径，以至后来甚至在英国会产生勒劳伦斯和乔伊斯这样的心理分析大家，都是应该归功于他的”。④施蛰存：《〈薄命的戴丽莎〉译者序》，《薄命的戴丽莎》，上海：中华书局，1937。施蛰存翻译出版了显尼志勒的多部小说：《多情的寡妇》（上海尚志书屋，一九二九），《妇心三部曲》（包括《蓓尔达·迦兰夫人》、《毗亚特丽思》和《爱尔赛小姐》，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一；上海言行社，一九四七年再版），《薄命的戴丽莎》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七年，《孤零》（又名《蓓尔达·迦兰夫人》，上海言行社，一九四一，《私恋》（又名《毗亚特丽思》，上海言行社，一九四一），《女难》（又名《爱尔赛小姐》、《爱尔赛之死》，上海神州国光社，一九四一），《自杀以前》（福建永安十日谈社，一九四四），《爱尔赛之死》（福建复兴出版社，一九四五）。

当然，施蛰存的翻译视域是比较宽广的。例如：德国格莱塞《一九〇二级》（上海尚志书屋，一九二九），意大利薄迦丘《十日谈选》（上海大光书局，一九三〇），挪威哈姆生《恋爱三昧》（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再版），《域外文人日记抄》（上海天马书店，一九三四），美国里德的文学理论《今日之艺术》（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英国司各特《劫后英雄》（中华书局，一九三九）等。

在抗战时期，施蛰存的翻译视域侧重于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以为，这些弱小国家的民族命运、历史重轭和“人生各方面的悲哀情绪”与中国相似，令人感动，“我怀念着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忠厚而贫苦的农民……所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却从来没有能这样经济又深刻地把他们描写出来，于是我们不能不从旧杂志堆里去寻觅他们了”。⑤施蛰存：《〈称心如意〉引言》，《老古董俱乐部》，福建永安：十日谈社，1945。这期间，施蛰存陆续翻译出版了《匈牙利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波兰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捷克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短篇小说集《老古董俱乐部》（福建永安十日谈社，一九四五），又名《称心如意》（上海正言出版社，一九四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战胜者巴尔代克》（福建永安十日谈社，一九四五），匈牙利作家莫尔那的《丈夫与情人》（福建永安十日谈社，一九四五），等。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四十五-五十二岁。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上海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继续在暨南大学任教。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大同大学兼课。秋季到大同大学文学系任教。

一九五一年秋季，离开大同大学，由徐中玉介绍到沪江大学文学系任教，并仍在光华大学兼课。

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在沪江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秋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除教学工作之外，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并偏重于东欧及苏联的文学作品，译作约二十多本，二百万字。主要有：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长篇小说《轭下》（上海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二），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长篇小说《第九个浪头》（王仲年、王科一合译，上海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三），苏联作家戈美尔·巴希洛夫长篇小说《荣誉》（上海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三），匈牙利莫列支长篇小说《火炬》（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一九五三），俄罗斯作家格里戈洛维岂《渔人》（上海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三），《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周启明合译，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丹麦作家尼克索《尼克索短篇小说选》（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一九五五），以色列罗丝·吴尔的儿童故事集《智力帽和其他故事十三篇》（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五六），波兰作家雷蒙特《雷蒙特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丹麦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北京作家出版社，第一卷一九五六、第二卷一九五七、第三卷一九五八、第四卷一九五八）。

一九五七-一九六五年，五十三-六十六岁。

一九五七年夏天，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杂文《才与德》，“反右”运动开始，八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亦断绝。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作为“右派”分子到嘉定劳动。

一九六〇年秋，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因学校缺乏教师，被破例允许“戴帽”上课。

一九六一年在嘉定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毕业，成为“摘帽右派”，仍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也从事英语教学。

一九六四年，停止教学工作，继续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编写教材，注释活页文选，买书买杂志。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施蛰存把主要精力转向古典文学及词的研究，开始纂辑《词学文录》，抄录了大量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同时从事金石遗闻、碑版整理等，抄写金石遗闻及云间词人小传，补录云间词人姓氏录等。

在文物考古、金石碑版的“西窗”研究中，施蛰存的兴趣集中于石刻文字拓本上，兼纳金石小品铭文墨纸。他不顾年事已高，前往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考察、收集历史文物、古碑遗址，特别是那些塔铭、石阙、经幢、造像题记、画像石等。实地考察之后，便认真研究、仔细撰写各种题记、序跋。施蛰存以自己渊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术品格，进行谨严探源和忠实考证，并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视角来旁征博引、说古论今，留下大量宝贵的史料：一九六一年撰写《太平寰宇记碑录》，一九六二年完成《后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一九六三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三国志征碑录》、《北山楼碑跋》，一九六四年编撰《云间碑录》、《北齐书征碑录》、《北周书征碑录》、《陈书征碑录》、《四续寰宇记碑录》，一九六五年完成《洛阳龙门山北魏造像题记五十品集释》、《北山楼读碑记（甲编）》及《北山楼碑录（甲编）》，一九六六年完成《碑目丛抄》、《北山楼读碑记（乙编）》及《北山楼碑录（乙编）》，一九六七年编撰《赵孟兆页石墨志》、《晋书征碑录》，一九七〇年撰写《两唐书征碑录》，一九七一年完成《金石百咏》、《北山集古录》，一九七二年完成《汉碑年表》、《齐书征碑录》，一九七三年完成《集古别录目》，一九七四年编撰《北山楼藏龙门魏齐周隋造像记目录》、《北山楼藏龙门唐造像目录》，一九七五年编撰《杭州石屋洞造像题名》、《墨妙亭玉笋题名》、《吴越金石志》，一九七七年完成《北山楼藏碑目》、《唐碑百选》，一九八七年《水经注碑录》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六十二-七十三岁。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如“读经的嚣声刚刚过去，所谓‘第三种人’之一的施蛰存又劝青年读《庄子》、《文选》、《颜氏家训》了”。“组织师大中文系一些反动‘权威’，例如被鲁迅称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右派）之流，来给师大一附中、二附中的语文教师‘上课’，还美其名为帮助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真是可恶之至！”②《“重点中学”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试验田”》，《解放日报》1967年11月13日。施蛰存自我的心态比较超然，谓之“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③施蛰存：《浮生杂咏·附记》，《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接受审查，写检讨，晚上仍致力于古典文学及碑刻研究。

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到嘉定参加劳动。

一九七二年，到江苏大丰“五七干校”劳动。

一九七一年，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人员奉命翻译了法国梅里·布隆贝热的《蓬皮杜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

一九七二年与复旦大学等校教师一起编写《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一九七四年，回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继续从事翻译和金石碑跋方面的研究。

一九七八-二〇〇三年，七十四-九十九岁。

一九七八年摘掉“右派”帽子，恢复教授职称，开始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以崭新姿态和旺盛精力投入到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中。

一九七九年十月底至十一月中旬，在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撰写回忆文章，怀人忆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同年，开始招收唐代文学方向研究生。

一九八一年，创办、主编《词学》专刊。去徐家汇藏书楼、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拜访老朋友，撰写《〈现代〉杂忆》等文章，陆续发表在香港《海洋文艺》、《新文学史料》等杂志上。

一九八二年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论语》、《诗史大纲》等课程，并招收明清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同时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开会、讲学。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患直肠癌，住华东医院治疗，一九八四年九月出院。十一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词学》编辑部组织的“词学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施蛰存致“开幕词”，并被推举为中国词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八六年，八十三岁。办理退休手续，继续致力于词学、金石碑版等方面的研究，作相关的题跋、序引多篇。

一九九三年六月，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奖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并出席颁奖典礼。

一九九五年四月，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敬慰奖”，被授予中国新文学大师奖牌。

二〇〇二年二月，获“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及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耄耋之年的施蛰存，头脑清晰、思想敏锐，笔耕不辍，继续从事编辑出版、翻译、校点及古典文学研究等工作。

一九八〇年，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百花洲文库”第一辑（十种），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二辑（十种），一九八三年出版第三辑（十种），一九八六年出版第四辑（十种）。

一九八〇年开始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与海岑合编），每集都写有《前言》与《编后记》，其中：《第一集》一九八一年、《第二集》一九八二年、《第三集》一九八三年、《第四集》一九八六、《第五集》《第六集》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〇年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上海书店出版，其中：《集一》一九九〇年十月、《集二》一九九一年四月、《集三》一九九一年四月。

同时期译作还有：编译《域外诗抄》（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外国文人日记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翻译小说《为了面包——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中篇小说选》（波兰显克微支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与他人合译《间谍与卖国贼：第二代世界大战间谍史话》（美国辛格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还有一些翻译旧作再版：《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丈夫与情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恋爱三昧》（岳麓书社，一九九四）。

施蛰存自言：“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担任大学教席，直到一九八六年退休养老，古典文学研究，是我的职责。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我没有表现过多少成果。现在所收集到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研究文字，大多是一九八八年以后发表的。”①施蛰存：《〈唐诗百话〉序言》，《唐诗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在“东窗”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施蛰存视野开阔，积累厚重，治学严谨，撰写了许多编辑序跋、鉴赏文章和理论著述。例如《唐诗百话》，其中“一个词语，每一个诗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个典故，每一位诗人有他自己的取义。每一首诗，宋元以来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②施蛰存：《我写〈唐诗百话〉》，《文艺百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施蛰存写了十年，在对多种集本、选本及文字进行严格查核、辨驳的基础上，采用考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去阐释、评析、鉴赏，从历史朝代的史实到诗人的生平轶本文献，既有深刻的学理启迪，又洋溢着审美的愉悦。

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著作有：《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北山集古录》（成都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金石丛话》（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唐诗百话》繁体字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四），《唐诗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北山楼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北山谈艺录续编》（上海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一），《唐碑百选》（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其主编、标校、辑录的主要著作有：《燕子龕诗》（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陈子龙诗集》（与马祖熙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影印版《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书店，一九八四），《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历代哲理诗选》（与马祖熙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花间新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宋元词话》（与陈如江辑录，上海书店，一九九九），《宋词经典》（与陈如江编，上海书店，一九九九）。

一九八一年施蛰存创刊、主编我国唯一的词学理论刊物《词学》，该杂志以发展词学理论为宗旨，广泛搜集词学文献，积极评介新著，努力促进词的创作，并大量刊载介绍港台和外国词学研究动态，其中“文献”栏目刊登的词学珍本秘籍大都是施蛰存的“北山楼”藏书。《词学》杂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第一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二辑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三辑一九八五年二月、第四辑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五辑一九八六年十月、第六辑一九八八年八月、第七辑一九八九年二月、第八辑一九九〇年十月、第九辑一九九二年七月、第十辑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十一辑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第十二辑二〇〇〇年四月。施蛰存以舍之、北山、蛰存等名字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另有多篇《词学名词解释》等文章在《文史知识》等杂志上发表。其词学理论的研究，多以词的起源、词调和唐五代词为重点，进行整理考证，辨伪存真，论说其发展脉络、词学成就和词史地位。《词学》及施蛰存主编《词学论编》等著述显示出对于词学复兴的重大学术价值。

同时期，施蛰存编纂、整理了很多现代派视域的现代文学期刊和作品。如：全套影印版《现代》杂志（上海书店，一九八四）；编纂《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与应国靖编选《戴望舒》（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七）；收录三十年代刊于《现代》、《无轨列车》、《新文艺》的现代诗和译诗的《〈现代〉诗综》（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同时期，施蛰存著的各种类型文学作品集不断地在各地出版发行、再版、重印：《施蛰存散文选》（应国靖编，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旧作小说集影印版《善女人行品》，上海书店，一九八六），《施蛰存》（应国靖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旧作小说集影印版《将军底头》（上海书店，一九八八），《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心理分析派小说集》（上海大学中文系新文学研究室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小说集《石秀之恋》及《雾·鸥·流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心理小说》（吴立昌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梅雨之夕》（英文本，中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旧作《待旦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三），《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旧作《灯下集》（北京开明出版社，一九九四），散文集《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施蛰存作品精选》（彰军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施蛰存七十年文选》（陈子善、徐如麒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小说选集《魔情》（曾煜编，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旧作《将军底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小说集《施蛰存名作·薄暮的舞女》（方忠编，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七），小说集《梅雨之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小说集《狮子座流星》（傅光明编，广州新世纪出版社，一九九七），散文集《卖糖书话》（刘屏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施蛰存卷》（傅光明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施蛰存代表作》（于润琦编选，北京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施蛰存短篇小说集》（吴福辉编，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散文丙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蛰存卷》（刘屏编，华文出版社，一九九九），《施蛰存散文》（刘凌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英汉对照本《施蛰存小说选》（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九九九），《北山谈艺录》（上海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散文集《雨的滋味》（吉林摄影出版社，一九九九），《北山四窗》（刘凌编，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散文选集《往事随想·施蛰存》（唐文一、刘屏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笔记体散文集《云间语小录》（上海文汇出版社，二〇〇〇），作品集《施蛰存》（于润琦编选，华夏出版社，二〇〇〇），《施蛰存文集·北山散文集》（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施蛰存日记》（沈建中选编，文汇出版社，二〇〇二）。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九十九岁的施蛰存辞世。

如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的“敬慰奖”所言：“施蛰存大师：‘著作等身，点墨成文，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拓展了白话文的境界，诚为中华文化之瑰宝。’”①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敬慰奖·题辞》，1995年4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史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理论的建构”的成果，项目编号：10YJ750003）

赵凌河，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