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随笔与书评

书和插图，时代和记忆

张新颖

关于书的书，一向容易唤起我的兴趣。汪家明的《难忘的书和插图》（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一见即喜，再自然不过。文字和图像交相辉映的阅读过程，愉悦，丰盈，兴味盎然；及至终卷，仍觉意犹未尽。

这是一本平实、亲切的书，作者把自己记忆中的经典著作和插图描述出来，介绍给读者，语言娓娓，极富耐心而情意诚恳。这构成了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被感受到的内容。我猜想，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主要意图也是如此单纯和朴素吧。

但是，在这一个内容层次之下，还隐含着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那就是作者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因为作者的本意不在叙述自己的阅读史，所以极少花费笔墨来写迷恋书籍和插图的“我”，而把篇幅主要用在对书和插图的叙述上。可是，是什么使得海涅、歌德、狄更斯、普希金、莱蒙托夫、笛福、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伏尼契、契诃夫等等这些各有鲜明色彩的人的作品，及其作品的插图，共聚一本书中，浑然成体，而丝毫不觉得是杂凑？是一个人的阅读史，是阅读的个人记忆。这是一条线索，也是一种叙述的内驱力。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一些伟大的著作和插图？作者的叙述偶尔触碰一下“我”，克制、低调，很快就闪开；然而，不正是这个“我”的经验和记忆，才驱使着他去重温那些书和那些插图吗？

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不仅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的经验，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被吸收、消化，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现在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隐含的个人阅读记忆的层次上，有特别值得留意的地方。作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文革”时期。书里谈到的大部分作品及其插图，作者第一次接触多在这个时期。这就涉及到“文革”期间的阅读问题。

在谈海涅的篇章里，汪家明回忆道：“我是在一九六七年读到《诗歌集》的，钱春绮的中译本，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那时‘文革’正酣，我们无课可上，就大读特读从各个中学被砸的图书馆里流散出来的书。我迷恋外国抒情诗，达到痴迷的程度：歌德、彭斯、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无论是哪位诗人，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译本，都想尽办法找来通读。书来之不易，所以读得仔细，还抄了不少。”这样的个人经验不是孤立的，在同代人那里有一定的共通性。

在那个极端封闭的年代，外国文学和艺术所激发的热情和能量是异乎寻常的；另一方面，能够找得到的书籍和艺术作品当然是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数量极其有限，但与这种匮乏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限的品种所带来的心智上的兴奋、精神上的感染、灵魂上的震动，却大大超出了平常的反应。那是一个文字和图像都极度单一、匮乏的年代，但“地下”流通的书籍及其插图所释放和引燃的精神能量却相当丰富。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悖论，而关乎人对文明与生俱来的渴求：文明遭受破坏越厉害的时代，人对文明的渴求就越强烈。书和艺术正是文明的基本形式，阅读即是使自己置身于文明之中的行为。

汪家明特别痴迷书的插图，这固然与他个人青少年时期迷恋西方绘画、对图像有着强烈的艺术敏感关系密切，也与那个特殊的时代构成复杂纠缠的联系。他谈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时说：“这样的地理、人物和故事，在我是无从想象的。几十年前，我初读这本书时，中国还很闭塞，难以找到更多的资料，完全靠书中的几幅插图，形成这些故事的背景和感觉。”说的是插图的辅助性的、实际的作用，就如同鲁迅当年印行《死魂灵百图》时说过的一个意思：“……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但比这样的认识功能更重要的，是更加深入复杂、非常强烈却又难以言明的精神感染和心灵触动。施马里诺夫为《当代英雄》画的几幅插图，让当年的作者心潮起伏，无法平静：“凝望这些插图，我曾经感到世界的渺茫和生命无意义的忧伤。”

作者说他之所以珍爱海涅的《诗歌集》，原本是因为它的插图，“这是我在那个年代所能看到的最为唯美的图画”。“唯美”，当然不是那个年代的用词，这些插图和那个年代的气氛、现实，形成了什么样的比照啊，“无论男女，都精致高雅，美艳绝伦；连树林、花草、海浪、家具也一笔不苟，很有古典气息，让人想起拉斐尔、安格尔的作品”。

汪家明在书的自序里说：“最让我珍重的，还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和《抒情诗集》的插图。两本书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查良铮的译本。”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两件事。

一件是，几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查找查良铮的档案资料的时候，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教授问我：为什么普希金在中国影响那么大？她说普希金在美国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我仓促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时代有关，普希金在中国影响大的时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另一方面与翻译有关。我问她普希金的美国译者是谁？她说不出。我告诉她，普希金的中文译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四十年代中国杰出的诗人穆旦，五十年代以后以本名查良铮翻译了普希金大部分的作品。小说家王小波写过一篇短文《我的师承》，从查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翻译的《情人》谈起，说“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名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第二件是有关普希金作品出版和插图的一个细节，我在巴金和萧珊的家书中读到的。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加甫利颂》、《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这些书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出版者是上海平明出版社，以及公私合营后平明出版社并入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平明是巴金主持的一个小型出版社，萧珊帮忙，拉来查良铮的译稿。为了给作品配图，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萧珊写信问巴金：“我们普希金的好本子有没有？查良铮已译好一部，但没有插图。你能告诉我，我们的放在哪个书架吗？”十月六日，远在朝鲜慰问志愿军的巴金仔细地回复说：“普希金集插图本放在留声机改装的书柜内，盖子底下。”

汪家明书中谈到的他在“文革”期间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家、编辑、出版社在这一短暂时期的卓越工作，为后来几十年的读者储存了一些“精神食粮”，即使在“精神饥荒”的年代，也还有些可以私下流传的读物，提供一些“营养”，不至于什么都没有。对比眼下的时代，作者难免感慨，单就书的插图来说，“奇怪，据说‘读图时代’已经到来，而文学插图事业却乏善可陈。似乎是，这一行已经过时了，只能留在像我这样老脑筋人的记忆里”。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