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旭

一、引言

Macdonald Report（加拿大麦克唐纳报告）指出，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三位成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应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强大而独立、对董事会和审计师充满信心并具有非执行董事素质的主席。Cadbury Committee（卡德伯瑞委员会）指出，公司要建立一个至少由三个非执行董事（大部分应独立于公司）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因此，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了审计委员会的基石。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学术研究都关注了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构成以及运作能否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吴清华等，2006）。这类研究通常识别出审计委员会的若干特征（如规模、独立性、专长、勤勉度），并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各种替代变量进行回归检验。比如，审计委员会的规模采用审计委员会人数衡量；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通常采用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的人数比例反映；审计委员会的会计与财务专长，通常采用具备会计与财务知识背景的成员占审计委员会成员比例；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度，通常采用审计委员会在报告期的开会次数衡量。然而，这些变量均较为宏观和粗略，除了审计委员会的开会次数之外，其他变量甚至难以直接反映审计委员会的现实治理有效性职能。

笔者发现，上面所述的这些研究其实是忽略了董事与其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产生于互相的直接联结关系以及基于直接关系而产生的间接联结关系，进而构成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作为经济社会中重要的角色，审计委员会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则试图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关系和其治理有效性进行论述，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影响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因素。

二、审计委员会董事的社会网络资源和治理有效性理论研究

从社会网络关系角度来看，审计委员会的董事网络因其非正式的弱联结为主的网络关系属性，本身就不需花费过多的时间来维持。而社会联结中的个人倾向于互相照顾，因此处于董事网络中心的董事监督管理层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可能更少。至于具体的董事社会网络关系对董事治理行为如何产生影响则往往受到忽视，甚至忽略。

Lin（2002）认为社会网络在位置和规则以及对参加者分配权威中几乎不存在正式性，因此，它从本源上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董事网络分配权力时也并非依靠正式的权威性，在董事网络中的权威关系和非正式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董事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职能中，而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则更多地针对董事的公司治理职能。特别是国内，对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重视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中国市场，正式制度的约束比较弱，因而非正式的约束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换上起着重要作用，关系实际上替代了正式制度对公司产生影响。因此，这种非正式的审计委员会董事社会网络关系深刻影响着董事的治理行为和效率。

三、基于社会网络资源理论的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Lin（2002）认为，应该在社会网络背景中来考虑社会资本，将其作为社会关系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和/或重要组织结构位置从而获取的资源。笔者认为，嵌入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三种：名誉、信息不对称、战略资源等三种社会资本。这三种社会资本都将对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获得名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审计委员会董事因其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不同，对名誉的获得和重视程度也不同。首先是董事网络带来的专家名誉资本，假设董事居于整个上市公司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能获得更多有关于治理行为的信息和知识以及在董事会的决策影响力，从而积累的关于董事会中公司治理领域的专家名誉较高，未来潜在的拥有额外董事席位的概率更大；其次，审计委员会董事处在离董事网络中心越近的位置，所能获得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声望也越大。同时，确认自己是一个共享相似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不仅能够为个人提供情感的支持，而且为个人使用某些资源权利的资格给予公共承认，所以社会关系能够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独立董事如果在董事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或者说网络中心度较高，会更加在乎在行业圈子人员对自己的认同感和口碑，从而更加努力地参与公司治理。Cashman et al.（2010）发现董事网络的中心度与未来获得额外董事席位的可能性成正比。董事网络的中心度越高，则越没有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后顾之忧”，越不易在大股东或者管理层的压力下屈服于各种制约，对管理层的“要挟”越不敏感，从而有更强的与大股东或者管理层“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董事会决策时会更加独立。

第二，社会关系如果处于某种信息不对称的战略位置，能够为个人提供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这对于圈外人是不容易得到的。审计委员会董事可以通过不同公司董事的关系来获取的针对董事公司治理决策的有用信息可大致从监管层面、投融资层面、战略经营层面来进行分类：在监管层面，有国家、行业、地区的产业政策、各种法律法规信息以及监管制度的变化；在投融资层面，有各种投资机会和投资项目信息、兼并收购机会和被收购方的关键信息及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信息；在战略经营层面，有行业趋势、新兴产业机会的核心技术、市场条件和其它核心市场数据等。而且，董事网络可能对传递有价值增值的创业创新知识有着重要影响，一个正考虑实行某项决策的公司可以参照另一个已经进行类似商业实践的公司的成功或失败经验，从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第三，审计委员会董事还能从其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对公司运营和战略发展有用的直接资源。资源依赖理论强调了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获取信息、金融和物质等资源的能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Smith，2009）。董事之间的网络关系能够通过两种渠道改善合约：首先，可以利用社会资本来谈判以要求更有利于公司合作的条款。Mizruchi（1996）研究发现由于独立董事社会关系的存在，两个公司从事的有利于双方的交换行为可能得到加强。其次，签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因董事间的社会网络而降低。例如，目标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时也在供应商和销售商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则有可能能够降低双方供销合约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双方公司的投入管理成本。

此外，审计委员会董事的网络关系可能成为有用商业关系的来源或者其它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来源，比如通过董事网络传递的重要和有用的商业合约关系，从而能够提高公司的整体经济业绩（Larckeretal.，2010）。公司在转型经济中往往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确保经济效率，公司可以通过连锁董事或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络来获取安全可靠的资源。

四、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理论分析对涉及审计委员会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效率具有较强的意义。不同网络位置的董事能够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本不一样，而审计委员会董事拥有社会网络关系资本（名誉，信息不对称资源，战略资源等）在某个程度上都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我国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之间的效率关系研究尚存在两个值得探究的方向，首先是审计委员会的独立董事社会网络关系和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缺乏明确的实证研究数据。其次，是从微观上看，必须注重分析制约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应发挥的公司治理环境。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审计委员会治理效应的发挥，必须基于公司的整体治理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背景之上。然而现今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显然，要进一步研究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及推动审计委员会效应发挥的因素，离不开分析制约其效率发挥的制度环境。从宏观上看，必须融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审计委员会是西方的产物，将其引进我国，能否同样发挥其在西方国家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呢？毕竟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经济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如何让审计委员会的效用在我国更有效发挥，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的法律（司法）制度、政府管制（干预）程度及其他制度因素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从而决定着我国的市场特征也与西方国家有别，这些形成和影响着我国特有的公司治理环境。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研究审计委员会治理角色和绩效的过程中，就不能割断国情，必须建立起验证审计委员会制度治理机能与绩效的新的分析框架。

[1]吴清华，王平心，冯均科.审计委员会之治理效率：实证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方向[J].审计研究，2006（4）：72-82.

[2]杨忠莲、徐政旦：《我国公司成立审计委员会动机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4年第1期.

[3]樊纲.1994.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