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展 黄伯青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200070）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事政策中存在已久、实践中一直作为酌定情节的坦白予以法定化，即增加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有关坦白的实践操作分歧较大，难以统一。笔者拟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刑法基础理论及立法原意对入律后的“坦白”进行探索与思考。

坦白情节的法定化是贯彻和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体现宽的一面。坦白从宽是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坦白情节的法定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公平，保障量刑的公正；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尽早交代犯罪事实，协助侦破案件，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鼓励犯罪嫌疑人积极坦白，实现刑罚的目的。“坦白从宽”政策的法定化也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引入的“沉默权”制度的有益补充。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沉默权”的实践看，“沉默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防止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的积极价值功能，但是绝对的“沉默权”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即不利于侦查机关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利于及时查清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沉默权”的本意是禁止侦查机关为了获得供述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迫性手段，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不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警察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