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丽

(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正式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P77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了该宣言，这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要标志，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此时成为双方合作的理论基础，这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在世时，三民主义思想就不是一个凝固的体系，而是随着他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做着适时调整。在1939－1940年间，随着抗战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说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双方的相关研究和论战达到一个高峰，三民主义理论成为双方争夺合法性资源的一个重要思想阵地。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且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的法制建设中。

本文以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为例，试就三民主义理论在根据地法制建设及其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初步研究，以求了解中共在法制建设方面所作的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所反映出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共建政过程中的法制传统进行分析和探讨，期望为我国当代社会的法制建设提供有益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