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悠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显著改善，不良贷款余额及比例基本延续了2003年以来“双降”的态势，成为当今我国银行业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形势在好转，截至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额降至4293.0亿元，较上年减少680.3亿元，不良贷款率也从1.58%降至1.14%。但是，在这一数据背后，仍然隐藏着许多问题。

不良贷款基本状况

从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2010年，不良贷款率为1.14%，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不良贷款率的大幅下降，说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确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促使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银行利润冲销；第二，直接剥离；第三，新增贷款。由于我国银行不良贷款数额较大，完全由银行利润直接冲销的可能性较小。早在2003年，高盛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实际的不良资产率应在40%左右，如果只依靠银行用其利润消化不良资产，那么十年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仍有15%（假定名义资产每年增长8%，新贷款不良资产率为10%）。而新增贷款并不必然会减少不良贷款，只会在短期内降低不良贷款率，银行同样面临着当期新增贷款成为未来不良贷款的风险。因此，不良贷款存在“名降实增”的情况，银行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

现状分析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剥离”直接促使银行贷款质量得以改善。其中，农业银行的财务重组案例尤为明显。2008年，农业银行剥离了8157亿元不良资产，从而令银行业不良贷款大幅减少7082亿元，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也从6.17%下降到2.42%。目前，我国处理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是“先注资，再剥离”。为了还原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真实面貌”，可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某一时期新增贷款减去期末与期初的贷款余额之差，推算当期剥离或冲销的不良贷款数额；根据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余额与剥离或冲销的不良贷款数额之和，推算出商业银行在期间内形成的不良贷款总量。假设i期间内，不良贷款余额为Ni,不良贷款率为ri，贷款增长率为ril，新增贷款为Ti，剥离的不良贷款数量为ΔNi，调整后的不良贷款余额为N´i，调整后的不良贷款率为r´i，i期期初贷款余额为Li0，i期期末贷款余额为Li1，则ΔLi是i期间内贷款余额增加量，贷款增长率可以表示为ril=ΔLi/ Li0。根据分析可得

ΔNi=Ti-ΔLi（1）

则

ri=(N´i-ΔNi)/ Li0(1+ril) （2）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剥离数量和贷款增长率呈反向关系。若考虑这一因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将会变得相当严重，实际损失类贷款会更高，而不是表中显示的0.25%、0.20%和0.18%这一令业界骄傲的数字。

第二，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稀释”不良贷款，使不良贷款率大幅降低。自从2002年我国银行业实行贷款风险五级分类管理以来，监管部门将“双降”，尤其是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作为银行资产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由不良贷款余额与贷款总量共同决定的，商业银行在实践中往往通过扩张信贷规模来换取不良贷款率的下降。2009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所以能快速降低到2%以内，也正是大量新增贷款所致。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结构并未优化。在次级、可疑、损失这三类不良贷款中，损失类指的是完全无法收回的贷款，其负面影响最大。

从绝对值上看，2008—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损失类不良贷款数额持续上升；从相对值上看，虽然损失类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比重逐年减小，但在不良贷款数额减少的大背景下，损失类不良贷款所占比重其实是逐年增大的。以2008年为例，商业银行损失类不良贷款余额约为570亿元，比年初的5877亿元减少了5307亿元，但考虑到农业银行剥离的5494亿元损失类贷款，商业银行的损失类贷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87亿元。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结构正在劣化。

第四，经济下行风险将导致潜在不良贷款数额增加，银行面临不良贷款及比例的“双升”压力。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规模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难以撼动贷款融资在融资方式中主要地位。这种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银行贷款具有“亲经济”的周期效应，即银行业在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成果的同时，也难以避免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风险。在经济危机余威的作用下，目前我国国内通货膨胀状况有逐渐恶化的趋势，同时人民币对外也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经济增速放缓，不良贷款可能增加。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原因

根据我国国情，主要从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和内部监管三个方面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

第一，政府干预信贷，加大政策风险。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同时提供商业性贷款和政策性贷款，在道德风险之下会导致国有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和亏损［2］。银行在政府行政干预下，因资金错误投向而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银行大量不良资产产生［3］。

第二，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虽然银行在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融资过程中，信息均衡只是相对的，信息不均衡则是普遍的。由于存在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银行都不可能掌握企业经营状况的全部信息。因此，产生不良资产的现象是一种常态。

第三，银行内部监管存在缺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缺陷，主要体现在风险预警不及时，分析工具不科学，贷款登记不全、审查不严、执行不力的情况时有发生。贷前缺乏严格的论证，贷时审查流于形式，贷后监管难以实现，往往增大信用风险。

结论与对策性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来源于多个方面，因此，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配合进行治理。

第一，需要推进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让银行拥有发放和处置贷款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诚信教育，建立公开透明的信用环境，提升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道德素质，树立诚实守信的公德意识。

第二，需要完善法制建设，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明确失信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范企业信用行为，严格信用执法，同时加大对拖欠贷款行为的惩处力度，以提高企业违约成本。另外，要加快建立企业与个人的信用档案，确保银行能够方便地获得企业或个人的信用记录，改善银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第三，需要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监控机制。既要借鉴国外银行经验，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又要强化贷前调查，落实贷款审批，注重贷后管理。力争做到贷款人员责、权、利相统一，激励约束机制合理化。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