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以往学界并未说清楚的与黄巢起义相关的诸问题进行了冷思考。从辨析黄巢起义性质入手，本文逐一考察了黄巢身份、中坚分子成分、流动作战形式及起义过程中的各种事件，认为，黄巢起义不是一场农民起义，而是一个有儒学背景的武装贩盐首领所领导的以游民为主要成员的起义。尤其对作为起义队伍中坚分子的工商杂类及士人的来源与作用等问题，本文从不同侧面做了中肯分析。本文还考察了与黄巢队伍博弈中唐文武官员尤其儒家士人的蹊跷行为，并将随着中唐古文运动而走红的孟轲理论与之联系，尝试从中摸索出晚唐五代思想史的走向。本文采用了比较参证法，剔抉并探讨了传统史书有意无意所躲避的问题。

【关 键 词】黄巢起义；儒学背景；冷思考。

【作者简介】李珺平，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关于黄巢（820-884）起义的许多问题如黄巢身份、中坚分子成分、起义性质及影响等以往学界并未说清楚，而关于唐文武官员尤其儒家士人与黄巢队伍博弈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蹊跷之事以往学界更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必须进行冷思考并认真梳理。

一

过去学者把黄巢起义叫做农民起义，我认为不对。

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下，农民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起义[1]。这是因为，真正的农民像螺丝钉一样，被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用强制手段或用所灌输的儒家忠君孝父思想安土重迁思想等，无情地钉死在土地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学术界新锐观点看，中国历代的所有起义，无一例外是游民起义。一个农民（其他士工商也一样）如果没有从自己身份中“脱序”并转化为游民，就不可能参加任何起义。脱序，是王学泰先生的概念，其意为，从既定的宗法制秩序中被抛出[2]。在王学泰看来，任何脱序者都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是在既定秩序中生活不下去的无奈选择。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朴素也非常犀利地说明了游民的来源及性质[3]。但王学泰没有来得及说明原因，就奔论题和思路轨道而去。下面由我简单申说。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是一个咬合极度紧密且秩序极稳定的社会。它由统治者（即皇权持有者[皇帝]与其思想家[儒家]）共同打造完成并协同控制。统治者承诺，只要你安守本职或自动束缚于他们所缔造的“正常秩序”之中，你就能得到体制提供的各种好处——相对稳定的生活、通过科举成为体制中人，甚至还能得到他们啃后丢下供抢夺的各种“骨头”。与此同时，他们又威胁，如果不这样做，等待你的就是痛苦甚至是极刑。由于体制为他们设置了如此这般的“幸福生活”，也由于控制手段极其严密，所以不到生活不下去的境地，“四民”中任何一民都无法也都不愿脱序。“四民”中的农，是该体制最保守的群体之一。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最顽固的支持者。它由两部分人组成：土地持有者（即地主）和租佃户。前者由士人即在朝官员或破落官僚及工商杂类中的新置地者组成，后者由贫民或完全破落了的士人后裔组成。前者本身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虽破落但渴望复归原位的人，后者虽为租佃户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东家一样成为体制中人。由于古代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又由于儒家思想是在西周农业社会中滋生和发育的，后来又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借以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农民一直是儒家思想最忠实的信奉者、承载者和传递者。如上种种，都把农民推向了最不愿起义更不愿革命的境地[4]。黄巢队伍每次被打败，人马顿时从十几万或几十万锐减为几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逃跑了只剩下了中坚分子。而一旦打过几次胜仗，队伍又迅速膨胀为十几万或几十万，也主要是由于农民的短暂加入。还有就是，若有风吹草动（如招安等），涣散军心和散布逃跑观念回乡观念的，也大多是农民。这是因为，他们最渴望稳定，也最渴望回归体制。

若参考域外之研究结果，也可印证其并非农民起义。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隋唐史研究专家萨默斯如是说：“如果不管参加盗匪集团的个别成员的社会背景如何而坚持给王朝的对手贴上‘农民起义者的标签，那么我们就歪曲了对唐王朝挑战的性质……王仙芝黄巢及其同伙率领的是盗匪集团联盟，并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们在乡间制造恐怖，用武力夺走一切能够夺走的东西。他们对普通农民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经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胁。他们从未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利益，一旦有条件，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安。”[5]我认为，这种看法比较偏颇，但说黄巢队伍与农民不同并与之有冲突还是对的。在我看来，若从游民而不是盗匪角度看问题，就比较中肯。因为，（1）黄巢忽来忽去的作战方式可能会使谨守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农民感到不安和惊恐，但其打击的主要目标毕竟是官府而不是农民。（2）以工商杂类和士人为中坚分子的游民队伍，在经济利益上可能与农民不完全一致，但若由此而称其为盗匪也太过了。

必须说明，作为被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禁锢并毒害的顺民或良民，农民一般不愿意起义，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农民都不会参加起义队伍。农民有农民式的忠顺和淳朴，也有农民式的狡猾。这从鲁迅作品中可以看到。为了应付战乱，或被迅速致富致贵的想法所支配，他们偶然也会参加（或投机）起义。因此，在起义队伍中，有时也能看到个别农民的身影。还有就是，一部分脱序农民（即想做农民而不得者，如饥民或流浪民等）更会参加起义甚或成为中坚分子。但既经脱序，就不再是原本意义的农民而是游民了。因此，在起义队伍中有时能发现曾做过农民却不再回头者。但他们的不回头，往往是无法回头而不是不想回头。作为脱序农民即游民，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法再回到“农”的行列。

二

既如此，黄巢起义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起义呢？

我认为，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武装贩盐头领（商人）率领着一群由“四民”中脱序而来的人众的起义。这从如下几点即黄巢本人身份、中坚分子成分、流动作战形式及准备起义和进入长安后的假托符命等举措，可以看出。

先说流动作战形式。

以前论者多把不建立根据地归结为黄巢主观上的“失策”，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定论。我认为，它与方镇林立状况有关，更与黄巢和中坚分子的工商杂类身份及惯于从事武装经商活动有关。从前者言，他无法建立根据地；从后者言，他不愿建立根据地。从宋人欧阳修（1007-1073）《新唐书》“兵志”和今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可知，晚唐方镇节度使权力很大。做一名方镇节度使，意味着有土地、军队、财赋和各种人事任免权，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君，但后面几项权力全根源于第一项即土地。没有土地，什么也做不成。方镇节度使把土地看得如同命根子，原因即在于此。要保持土地，就得有强大军队。晚唐方镇无不维持庞大军费开支以建造强大军队。这在两书尤其后者的研究中有许多例子。黄巢若建立根据地，就意味着同方镇节度使争土地，也就意味着强敌环伺。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和实际利益，晚唐方镇军队既可拼死与中央博弈，也可拼死与黄巢作战，把他挤出去。黄巢起义的曹州本来就属于盛唐中唐以来独立性最强方镇军力最强的淄青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黄巢不是不想而是很难建立根据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武装贩盐的首领以及经常从事武装经商活动的中坚分子，黄巢本人和中坚分子中的工商杂类人员也不习惯守在一个地方。他们需要的是金银和珠宝，而不是土地和粮食。流动作战，便于利用军事行动高效率敛财。从目的说，流动作战能取得最大利润；从战术说，也能使部队始终保持相当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新旧《唐书》“黄巢传”所记载的起义队伍进长安时广给老百姓散发金银财物，及一年多后退出长安经蓝关奔向秦岭时沿途故意丢弃金银财宝以延缓追兵等事例看，起义队伍通过流动作战形式确实掠夺了大量的财富。

必须说明的是，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可知，黄巢是在广明元年（880）渡过淮河而方镇勤王军队土崩瓦解望风而逃的情况下才自称“率土大将军”（《资治通鉴》记作“天补大将军”[6]）的，也才正经有了在京城做皇帝的想法的。在此之前，他自称过“冲天大将军”甚至设置过官属建元王霸，也自称过“义军都统”，但都是虚张声势以邀民心来震慑朝廷，为招安多准备一些筹码罢了。此前的黄巢一直没有放弃过投降，也一直没有放弃过流动作战形式。他曾多次乞降也曾多次乞降失败。但原因不是他不积极，而是朝廷待他太薄或侮辱了他（如让他任“率府率”[7]等）。换言之，是儒生文官体系之内的党争及他们过于狡猾过于阴损也过于低估黄巢能力和实力等激反了黄巢。如同在自称“率土大将军”之前黄巢没有放弃流动作战形式一样，就是在京城做了大齐皇帝之后，黄巢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根据地、到底怎样经营才能巩固等一系列问题。唐以后所有儒生称黄巢为“流贼”。在我看来，“贼”不一定贴切（儒家观念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反映）且有诬蔑和歧视色彩，但“流”还是很准确的。

三

次说黄巢身份、中坚分子成分及舆论准备和假托符命等举措。

我认为，黄巢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又有武艺且善于团结人的盐商，中坚分子是一个以亲戚为核心、以脱序四民（“人士”）为外围的武装集团。

关于黄巢的学儒经历，新旧《唐书》都有躲避。《旧唐书》干脆不说他与儒学有任何瓜葛，《新唐书》只说他“稍通书记”[8]。只有《资治通鉴》（卷252）痛痛快快地承认了黄巢与儒学的密切关系：“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9]这是对的。因为，（1）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时既可阅读新旧《唐书》，更能参考当时还存在的其他史料。（2）《全唐诗》（卷733）收有黄巢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的失意诗（如《不第后赋菊》  等）。黄巢的盐商身份，却全被三书所记载。尤其《新唐书》，说他“世贩盐”。可知黄家做盐商不是一代而至少是两代以上。贩盐，使其家很有钱（“富于貲”）。至少到父辈那一代，黄家有了对子孙进入官场的期许，由此也必须使之学习儒经，并准备科考。黄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儒学的。有唐一代文化上有儒释道并重趋向，但科举考试（不管明经还是进士）主要内容却是儒经。由司马光记载可知，黄巢应的是进士科。从《不第后赋菊》看，黄巢确有文采。在僖宗（李儇，原名李俨，873-888在位）那个时代，晚唐政治腐败病入膏肓。这从《全唐文》刘允章《直谏书》可以看出[10]。许多比黄巢后台硬百倍的人都不能正常录取，何况他这样的商人子弟！在司马光看来，黄巢之所以起义的重大动机之一，就是在屡试不第过程中积攒下来的怨气及仇恨。“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11]。我认为，这不是凿空之言。科举在晚唐已成为下层人入仕的主要通道，一旦堵死，恨何如之？由落第引发的仇视仇杀事件，在晚唐层出不穷，原因就在这里。曾因镇压黄巢有功的宰相王铎（？-884）在赴任义昌节度使途中，就被“数举进士不第”的儒生李山甫教唆李从训杀死[12]。后来教唆朱温（即朱全忠，852-912）杀尽朝中儒官以投黄河的李振，也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

黄巢之怨气和仇恨，在《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早有端倪[13]。在我看来，“蕊寒香冷蝶难来”[14]，表达的就是浓浓失意。“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15]，则是由愤怒渴望期许等混合而成的怨气。“我花开后百花杀”[16]，已转化为莫名仇恨。“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17]，透露出升华迹象，宣泄性怨仇正在默默地沉淀并升华为实践性思考。由于有学儒且应进士科的经历，黄巢在流动作战中对儒生怀抱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他对普通儒生抱有一定同情，如大军入福建时所实行的宽大政策，“俘民绐称儒者，皆释”[18]；另一方面，对不附己的儒生官员（尤其对通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者）又抱有极度的不耐烦和敌意，如对某些节度使的粗暴处置。

四

黄巢的基本队伍，我认为，也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由核心和外围组成的既有武夫也有士人的很有凝聚力的中坚集团。关于中坚分子之成分，新旧《唐书》也躲躲闪闪但有灰踪蛇线可资分析。在我看来，他们由核心和外围两部分人组成。

关于核心，我认为，应当就是黄氏兄弟八人（即《旧唐书》所云“黄揆等昆仲八人”）、亲戚（如外甥林言）及从事武装贩盐的武士（即后来成为起义军各路将领的人物）和徒众等。黄巢贩盐，必须采用武装形式。这是因为，（1）盐在晚唐由国家专营，不是谁想贩就能贩的，没有武装不行；（2）所过之处每一个方镇都会征税或刁难，为了避免被过度勒索，也必须得有队伍。由此可见，黄巢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拥有一支能打能拼的基干队伍。为了建设它，黄巢又必须得有能力和手腕儿。也就是说，本人得有较强武艺，又要结纳心高胆大的武艺精强之人，还要收编某些有专长的人如医卜星相及会计等做参谋或账房先生。在他们中间，多少会有一些如《水浒传》吴用那样略通儒墨名法阴阳兵农各科的博雅士人。《新唐书》说黄巢“善击剑骑射”“喜养亡命”，应该说，就是对其能力和手腕儿的实录。

关于外围，我认为，就是那批最早投奔起义队伍的士人和游民（即《旧唐书》所云的“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19]）。这些“人士”，在我看来，既包括从手工业者商贩及农村中脱序而来的各种游民，也包括从士阶层（尤其儒士）脱序而来的人。黄巢文武兼备，喜欢结交各种士人。这些士人由于没有金榜题名（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参加过科举），也没有在体制内担任过一官半职，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在正史中见不到姓名。但在甫起义到进长安的整个流动作战过程中，却可以处处察觉他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新旧《唐书》开口闭口骂黄巢为“贼”为“盗”，但对其文告却称赞备至。甫起义发布的檄文，被《旧唐书》赞美为“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并承认是“士不逞者之辞也”[20]。攻下广州后所发布的露表，被《新唐书》赞美为指陈时事，“皆当时极弊”[21]。这些被赞美的文告，没有士人执笔是不可能的。亁符五年（879）黄巢在尚让率王仙芝余部归并后自称“冲天大将军”，署拜官属，建元王霸。广明元年渡淮后又自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劫掠，所过唯取精壮扩兵。在“冲天”“率土”这些名号背后，在设置官属、建元及颁布军纪扩建部队等一系列行动背后，没有士人之策划也是不可能的。还有，起义过程中利用朝中朋党（如“卢[携]郑[畋]”）相争之隙采取忽降忽叛的战争策略等，虽有被迫因素，但也是士人参与军机的杰作。该策略的基本理念，就来自于儒经《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

五

尤其准备起义时所做的宣传，以及黄巢登大齐皇位后用符命所做的关于国号年号的宣传举措等，更能体现士人之机巧。

黄巢起义稍晚于王仙芝，但谋略明显高于一筹。这是因为，它不是突发的而是由士人做了一番精心准备的。据《旧唐书》载，王仙芝起义前，曹州一带就有谣谚云：“金色蝦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22]此谣谚明显是黄巢手下士人为黄巢起义所做的舆论准备。（1）“金色”，即黄色，亦即黄巢之黄。“金蟆”，晚唐五代成为黄巢之代名词。它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金甲”相同，是黄巢将起义的谶言和黄巢本人独有的代码。（2）王仙芝起义的首发地点是濮阳，不是曹州。用谣谚为起义做舆论非常重要，也是游民最常用手法之一。元末朱元璋起义，就曾篡改并利用黄巢之谣谚，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从《旧唐书》可知，黄巢进长安后手下士人还为登皇位做过一番符命宣传。该符命认为，僖宗“廣明”年号的“廣”，就是黄巢“黄”的兴起和预示。“廣”，乃“唐”下去掉“”“口”而安上“黄”。“廣明”年号的“明”，指日月，又指天下。合起来，“廣明”就隐示着“黄家日月”或“黄家天下”的来临和出现。也就是说，唐家天下将被黄家天下所取代。“唐”中潜藏着一个变型的“土”字，所以唐家是“土”命。从“五行说”看，“土”生“金”，所以，黄家天下的年号，应取“金统”[23]。这是一种以阴阳五行说为新政权服务的举措。阴阳五行说，战国时代本为诸子一支，汉以后被儒家吸收和利用，成为儒家文官体系吹嘘美化每一个新皇帝新皇朝且为之提供合法性合理性依据的一种天命理论。儒家士人最擅长这一套。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体制内儒生既可用它来巩固唐政权，投奔了起义队伍的士人（含儒生）也能用它为黄巢的大齐张目。起义队伍若无士人只有一帮大老粗，是想不出这样的点子的。

六

在官军（含儒生文官）与黄巢队伍（含王仙芝）博弈过程中，唐朝士人（尤其儒生）当中还出现过一些极蹊跷之言行。如，宋威刘巨荣有“留贼说”及举动，高骈有“纵贼”行为，刘允章张直方有“迎贼”举措，其他士人还有“附贼”事件等。我认为，对它们必须认真清理并以新视点做进一步观察。因为，这些行为和事件背后不仅潜藏着士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即对黄巢队伍内部士人的同情和期待），潜藏着对朝廷腐败政治的痛恶和绝望，而且也与晚唐五代思想史的潜在走向有关。

宋威，新旧《唐书》无传，但在“僖宗本纪”尤其“黄巢传”中有较具体记载。刘巨荣，《新唐书》卷186有传，“黄巢传”也有记载。两人共同点是，身份均为节度使（前者为平卢，后者为山南东道）。区别在于，前者曾节制河南诸方镇兵马（相当于中原剿匪总司令）。两人言行也惊人一致。宋威在沂州击败起义军后不乘胜追击却假奏首领死且勒兵回青州，导致整个黄河两岸和长江以北地区成为起义军剽掠的对象。不仅如此，宋威还私下与曾元裕（左散骑常侍兼剿匪副司令）说：“……不如留贼，不幸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24]又在招降后故意杀死请降者代表尚君长等，多少有以激反为手段而保留起义军的嫌疑。刘巨荣在起义军攻打荆门失败后也不追击，反而说：“不如留贼，冀后福。”[25]这就是“留贼说”。高骈，新旧《唐书》皆有传，“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也有较多记载。从《旧唐书》本传可知，高骈任淮南节度使并继宋威任朝廷兵马都统（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即全国剿匪总司令），但在大破黄巢后却“欲贼纵横河洛”，即使东京洛阳被攻陷后仍“逗挠不进”，甚至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26]。这明显是“纵贼”行为。刘允章，《旧唐书》卷153有传，新旧《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全唐文》（卷804）还有其大作《直谏书》。他在黄巢起义期间担任东都留守（级别不一定最高但行政负全责），却“率分司官迎之”[27]。“率分司官”，可见是一种集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张直方，新旧《唐书》皆有传，“黄巢传”和《资治通鉴》也有记载。他在黄巢起义期间担任金吾大将军（皇帝警卫部队兼仪仗队最高军官之一），却“率在京两班”出城“迎贼霸上”[28]。两班，即文武官员。霸上，即灞桥——长安东二十里地名。“在京两班”，可见也是集体行为。从“霸上”可知，它还是一种有组织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从组织言，“霸上”距城较远，需要一定的动员也需要做仪式上的准备；从意义言，不在城门口迎接而选择“霸上”还有更复杂的含义。如果参考当年秦王子婴在长安以东轵道“素车白马，系颈以组”迎接刘邦的故事，我认为，张直方率唐文武官员迎黄巢进京，也有负荆请罪之意[29]。张直方虽非王子，但甘心投诚的愿望还是有的。否则，为什么大老远跑去“霸上”？

除此之外，儒生文官在黄巢起义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蹊跷行为。例如，（1）据《资治通鉴》卷252载，汝州刺史王镣被俘后，曾与堂兄王铎及蕲州刺史裴渥一起替王仙芝乞降。（2）同书卷253又载，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等曾一起为黄巢向朝廷求官。（3）同书卷255载，崔璆做大齐宰相“首尾三载，不逃不匿”[30]。（4）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载，时任太常博士的皮日休及进士沈云翔等著名文人曾任大齐翰林学士……如上这些行为，算不算附贼？我认为，算。因为，他们无一不被当时尚未覆亡的唐朝廷所谴责所惩罚，也无一不被正史如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责备。

七

在这些人中，如果说宋威、刘巨荣是武夫情有可原，其他人就难以理解了。儒家正统观念是效忠皇帝，儒生也无一例外把自己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忠君模范，但高骈、张直方等恰恰具有浓重的儒学背景。《旧唐书》说高骈“好为文，多与儒者游，喜言理道”[31]，《新唐书》说张直方生于一个“通左氏春秋”[32]的家庭。“左氏春秋”即《左传》，是儒家著名经典，也是唐代科举考试主要内容“三传”之一。而刘允章、王铎、王镣、裴渥、崔璆[33]、皮日休、沈云翔等人，则是纯粹的儒生，甚至全都登过进士第。这是出身一面。另一面是，不管“留贼”“纵贼”“迎贼”还是“附贼”，反正都与“贼”有关。士人，尤其儒学士人，私下竟与“贼”沆瀣一气，这在与唐同属大一统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前朝如汉代不唯不可思议，也没有先例。在西汉末脱序农民与亡命者发动的绿林及赤眉起义中，具有儒学思想的人（如刘秀等）是在起义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原情况下自组军队（而不是个人）加入以便火中取栗的。至于东汉末由道教人士组织的黄巾起义，则自始至终都遭到了儒学士人及儒生官员的一致咒骂和镇压。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它与晚唐五代思想史的走向有关。具言之，与中唐以来由古文运动兴起而导致的孟轲（前372-前289）理论的逐渐走红有关。对此，笔者正在撰写的《晚唐五代思想史走向及其他》一文将予以详细探讨。这里简单谈谈。与孔丘（前551-前479）相比，孟轲理论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投机性。其最著名的，就是耳熟能详的“诛独夫说”和“迎新君说”。前者认为，末世之君（如商纣王）已腐败并在事实上转化为“贼”，人人可得而诛之。后者认为，被诛之后应迎立一个贤明的新君（真龙天子，如周武王）[34]。（1）由于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因此何谓腐败何谓贤明，并没有开列出任何具体标准。（2）由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观念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其间没有任何关于是否合乎民主是否合乎自由的考量，因此谁都可以用小恩小惠假扮自己为贤明之君（真龙天子），而把对方说成是腐败之独夫。（3）中国历代最高权力（皇权）之转换大都通过血腥起义或血腥杀伐进行，但起义或杀伐之初谁也不敢说到底哪一个起义者或杀伐者才是未来的新君（真龙天子），因此只能凭直觉凭猜测。以上几个因素，在我看来，就是晚唐士人（尤其儒家）“留贼”“纵贼”“迎贼”和“附贼”行为的最深层心理动机。由于迎立新君（真龙天子）的偶然性很大，而早跟随意味着成为开国功臣，也意味着能攫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士人争相擦亮眼睛依附可能的新君或争相迎接攻下京城的起义者。在他们看来，也许僖宗就是那过了气的“商纣王”而黄巢则是未来的“周武王”。

经晚唐五代之发展，宋以后孟轲成为儒家“亚圣”，而实际地位比孔丘更高。最明显的是，作为科举考试教材的《四书》就有三部与孟轲有关。《孟子》是正宗老王麻子牌的孟轲理论，而《大学》《中庸》是用来沟通孟轲心性论与古代儒经之联系的，可怜的《论语》无形中被架空为迂腐之学。由于孟轲理论走红，元初清初都出现过儒学士人“一队队夷齐下山来”集体依附新君的惹眼景象。“夷齐”即“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本为儒生最高榜样，但当元初清初新君（真龙天子）登基后，他们一个个摇头摆尾都迤迤走进了新朝，成了儒家文官体系的骨干（甚至成了帝王师）。这些所谓的夷齐，与晚唐宋威、刘巨荣、高骈、张直方、刘允章等稍有不同，是最保险当然也是最无耻的“迎新君说”的获利者。他们无须在戎马倥偬的起义过程中冒险，也无须费尽心机猜测新主子是谁，只须高卧山中等待投机而已。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1918-2000）《中国大历史》准确地称他们是“投降主义”的实践者，是用孟轲理论消泯良心煎熬的投机者。黄仁宇分析南宋儒家士人心态时指出：“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话，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35]在分析清初儒家士人心态时，他又说：“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36]我认为，这种分析很有道理。如果元初清初儒学士人之投机行为都可以被理解，那早几百年出现的唐末儒学士人之投机行为就更应该被理解。

八

关于黄巢是否燔烧抢掠长安及黄巢起义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等问题，亦须澄清。

黄巢是否燔烧抢掠过长安？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此乃韦庄（836-910）《秦妇吟》的观点。其中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句[37]。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不实之词，是想象出来的场景。从新旧《唐书》可知，（1）黄巢进长安前，僖宗已被宦官田令孜率五百名神策军保护逃往咸阳。（2）黄巢之进长安是被张直方等率百官迎接而不是攻打的，不存在烧杀抢掠行为。（3）事实是，黄巢从春明门进入时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围观和欢迎。这就是《旧唐书》半吞半吐道出的“坊市聚观”“竞投物遗人”和“慰晓市人”等[38]。（4）含元殿等不但未被烧毁相反是黄巢住宿和登基之所。这就是《新唐书》所云“卜日舍含元殿，僣即位”等[39]。（5）还有，黄巢不是傻瓜不会杀尽“公卿”（三品以上暂停四品以下留用），更不会燔烧抢掠一座已经投降而且将要在此建立新朝廷的城市的“内库”。（6）黄巢确实杀过人，但不是进长安时而是大齐建立之后，所针对的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一帮图谋不轨者和妖言惑众者。（7）长安确实被燔烧和劫掠过，但不是黄巢而是官军。从新旧《唐书》可知，一是黄巢进长安前从潼关溃退的神策军一支（博野军）曾抢掠并点燃西市个别坊市但很快被扑灭。二是黄巢退长安后方镇军队进城大肆烧掠使之几乎成为废墟——此除新旧《唐书》外，清人赵翼（1727-1814）《二十二史札记》卷20的“长安地气”有更清楚的叙述[40]。

是什么动机使韦庄凭空杜撰呢？我认为，应当是对黄巢的愤恨。因为，黄巢进长安之行动，击破了世家子弟韦庄试图通过科举正途入仕的美梦。这使韦庄由怨生怒由怒生恨。从第一句可知，该诗是韦庄于事后第三年即中和三年（883）春三月在洛阳城外听某女郎讲述而写的。但此女郎与此讲述，我认为，纯粹是诗人自己的杜撰。据同代人孙光宪（901-968）《北梦琐言》卷6“以歌辞自娱”云，韦庄为此付出了惨重的声誉代价。由于《秦妇吟》在士民口中作为笑料广泛传播，韦庄被戏称为“秦妇吟秀才”。为了“止谤”，韦庄晚年被迫自撰《家戒》不许家人提“秦妇吟”字句[41]。而其弟韦蔼在兄长死后编《浣花集》时，也未录此诗。它的多种版本1900年在敦煌石窟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1862-1943）和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所发现。看来，韦庄还是无法逃避历史的裁判。

黄巢起义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我认为，黄巢登了基也建立了大齐，但毕竟没有推翻而只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的统治基础。台湾学者陈致平（1908-2002）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他说：“黄巢起事有两大影响：一是动乱之惨使农村崩溃民生经济全面破坏，一是地方州镇纷纷拥兵自保造成国家政权的全面破裂。以前政令自专的藩镇仅有河北三镇，到了黄巢起事以后，则自专抗命的藩镇遍于全国。这些藩镇有的是政府的官吏，有的是投降将领，也有一部分的新兴势力。他们一方面割据自雄，一方面又互相吞噬，形成一种非常混沌的局面。”[42]黄巢大齐倒台之后，唐至少还存在了二十多年。朱温建梁（史称“后梁”），才彻底从历史上抹掉了它。朱温原为黄巢旧部，有勇力且善投机，中和二年（882）投降并成为唐剿灭黄巢的主力之一，也成为后来中原逐鹿并最终得鹿（建立梁政权）之人。梁之建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武夫跋扈而文人偷安的五代十国，简称“五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项目《隋唐五代文学艺术思想史》的一项成果，项目批准号：2009JJD750006，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

注释：

[1]包括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我认为也不是农民起义。陈胜曾被人雇佣耕地（“佣耕”），但本人身份到底是什么很可疑。从司马迁记载看，只知道他是阳城人罢了。与他一起的佣耕者，也不一定是纯粹农民。这从其期许“苟富贵，勿相忘”就可知道。这种期许不是被安土重迁观念支配的渴望丰收和娶妻生子等，而是离开农村去冒险去享受。如果没有脱离佣耕身份成为一名前往边疆的戌卒并愆期，陈胜后半生要干什么，还不知道。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70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脱序，在我看来，其实可与“亡命”互换。后者是中国古籍常见概念（如“亡命之徒”“亡命之人”等）。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隋唐史研究专家萨默斯有很好的解释，“亡命”即离开家庭或家乡而放弃了正规社会中合法地位的人（[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遗憾的是，王学泰仅把重点放在北宋以后的游民形成及起义上。在我看来，该观点其实具有普遍性，亦即，唐以前也是如此。因为，从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就进入了宗法制和皇权（天子）主义体制社会。虽然各代政治系统略有不同，但宗法制一直没有变，皇权主义一直没有变。说到底，皇权主义和宗法制是二而一的存在。也就是说，皇权主义国家形式不过是宗法制家族形式的扩大，而宗法制家族形式又是皇权主义国家形式的雏型。

[4]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毛泽东1927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有很好的分析。经过“五四”洗礼，经过上世纪20年代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洗礼，宗法制农民依然是中国社会中最保守的群体。

[5][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9][11][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4册）第405、388、388、427页，[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

[7]它如同让孙悟空任弼马温一样。糟糕的是，喝过儒家鸡汤的黄巢并不像孙悟空那么好愚弄。

[8]若比照《资治通鉴》，可知这里“书记”应该是“书传”。书记，即略会读书记账而已。而书传，是指儒家经典。一字之差，意义全殊。为什么《新唐书》模糊黄巢儒生身份？我认为是欧阳修宋祁私心造成的。儒生在北宋猛烈宣传忠君孝父观念，其回报就是使儒家文官体系成为朝廷唯一可与皇权颉颃的势力。由此，儒生忌讳人说具有儒学思想的人竟然造反。为什么《旧唐书》不载黄巢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可能是辗转传抄过程中漏掉了。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可知，《旧唐书》在《新唐书》出现后曾被废弃了几百年，直到明清才陆续从他书辑出。在废弃及辑出过程中，可能有个别字句被无意遗漏，也可能被故意遗漏。这都是很难判断的。

[10][清]董诰等：《全唐文》第37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85）第54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宋]张端义（1179-1248）《贵耳集》说黄巢《题菊花》为五岁时作品，我认为不确。从诗文所透露的失意和愤怒看，可能是早年应试下第之作。

[14][15][16][17]《全唐诗》（卷733）第8384、8384、8384、83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8][21][24][25][3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5）第6454、6454、6452、6455、6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9]“人”，即“民”。唐人为避太宗讳，将它们互用。士，即士人，包括儒家和其他各色士人。

[2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第53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顺便说一句，王仙芝起义应当也有士人参与。这从《新唐书》（卷225）赞美其起义之初所发布檄文历数朝廷大弊而被“宰相耻之”可知。

[22][3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第5391、53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第53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关于符命说，《新唐书》抄录《旧唐书》但解释有误，故不取。

[26][3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2）第4704、47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2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第53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黄巢传”记为“以百官迎贼”，《资治通鉴》卷254记为“帅百官迎谒”。

[2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第53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黄巢传”记为“与群臣迎贼霸上”，《资治通鉴》卷254记为“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

[29]新旧《唐书》云，张直方后因藏匿唐高级官员被人告密而以谋反罪被杀。若有其事，应有两个原因：一为缓兵之计，即他在霸上迎接是假意的。二为对封赏不满。黄巢建大齐后，最高军职由旧部尚让等人担任而不可能让一个降将担任，引发张直方不满。据我推测，后一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张是一个“性暴率”且极爱金钱的人，自以为率众投降立有大功却无大封赏甚至无封赏，当然不干。

[3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2）第59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33]儒家文官体系为了掩盖“为士族法”的世代儒生家族子弟竟在黄巢大齐政权任宰相之事，新旧《唐书》居然不载崔璆之家族。但《资治通鉴》说了实话，指出崔璆是清河望族崔邠的儿子。《旧唐书》卷155崔邠传下，吞吞吐吐记载了其子崔璀崔璜“皆登进士第”却不载崔璆，《新唐书》卷163就更离谱了。《崔邠传》下连崔璀崔璜也不载，只载其弟崔鄧崔郾崔郇崔鄯崔郸等人。

[34]李珺平：《孟轲“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0期。

[35][36][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36、22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37][五代]韦庄：《秦妇吟》，见聂安福：《韦庄集笺注》第3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0][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20）第276页，[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

[41][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8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孙光宪是从南平国（做过荆南节度副使、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试御史中丞等）入宋之人。

[42][台]陈致平：《中国通史》（第4册）第34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