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鸣

[摘 要]壁画是为埋葬死者而修建的墓葬的一部分，围绕墓葬设计者的主观意愿和社会基本约束观念来选择题材。因此它首先反映的是当时的丧葬观念，这些画面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搜索魏晋的部分壁画来分析当时社会情节。本文搜集了部分资料成果，力求其证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出现在同一幅绘画中纯属于当事人刻意安排。本文还对于现当代个别画家因不明典故背景而胡乱创作之现象提出裁判和否定。

[关键词]竹林七贤 壁画 士人 魏晋 绘画

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发掘一座大型南朝砖室墓，墓室两壁拼砌有“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大幅壁画，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发现完整的六朝砖拼壁画。它们各长2.4米，高0.8米，仅仅估计是在整幅的绢或纸上先画好粉本，分段分块刻制木模，印在砖坯的侧面或版面上，再在每块砖的另一侧面或正面刻就行次号码，待砖烧就，依次拼对而成。南壁画自外而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北壁自外而内向秀、刘怜、阮咸、荣启期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成为各自独立的画面。这幅壁画绘画题材的特意安排和选用，实为助人伦成教化。但是对于非同一时期人物在同一幅壁画的拼凑究竟又有何意呢？

南壁画始为嵇康。嵇康右边绘银杏一株，与画上其他树木均作同根双枝树形。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怜三人均髻露，无巾饰，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貂皮褥上。《晋书.嵇康传》记：“（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 。《晋书.向秀传》记：“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画上嵇康恬然弹奏的神态，正表现出嵇康生平的特点。而荣启期为春秋的一位隐士，“传说曾行于郕之野，语孔子，自言得三乐：为人，又为男子，又行年九十。事见《列子·天瑞》，又见《孔子家语·六本》。后用为知足自乐之典。”看来嵇康与荣启期两人在生活习性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为隐士，言行举止坦率不受拘，而荣启期与其他六位贤士人也具有如此特征。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壁画发现后，引起国内考古界和美术界的重视，但对此画的作者是谁大家各持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它和《女史箴图》同样表现的是那种“如春蚕吐丝”般的线条和典雅地风格；画中的银杏、垂柳与《洛神赋图》中的手法几乎完全相似，树若“五指”，显示出我国山水画的早期风格和淳朴观念；它又和唐孙位《高逸图》有点相似，无论结构、画风、人物、树木的布局，都仿佛一脉相承。有人考《高逸图》是该图的再现，在记载中孙位确实受顾恺之的影响。因而认为“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拼画就是顾恺之的作品，而顾生前就画过该图中的阮咸与荣启期像。目前未找到充分的资料可证实这幅壁画的作者是顾恺之的观点。就此抛开壁画的作者是谁，转谈题材的选用问题。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拼壁画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那就是10株树木，并无一株真正的竹子。竹林七贤而无竹林，究竟什么缘故？陈寅恪先生曾有精彩的论断，他说：“先有七贤，而后又竹林。”《论语》中有“作者七人”之说（见《后汉书·黄琼传》：“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至。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李贤注引《论语》：“作者七人。”）；东晋之初，取天竺“竹林”之名，家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既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只不过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隐居地的别称。共作“竹林之游”，这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竹林”并无其处。“竹林”往往又被附会成地方名胜，因此什么“山阳故居筠篁列植”、“嵇康故居有遗竹”的说法，这都是误解。（《清谈误国》，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45-46页）为此也很支持先有七贤后又竹林之说。

“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拼壁画的发掘填补了六朝绘画史纯理论少绘画实物的空白。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象征性是什么呢？自战国开始，庙堂壁画就出现了历史人物题材，汉代以后壁画绘贤王忠臣、孝子烈女，更是蔚然成风。论者一般认为这些题材具有“成人伦，助教化”的功能，而丧葬艺术中这类绘画的功能问题则更为复杂。一般说来，墓葬是属于死者个人的隐秘的空间，这些画像要符合死者及其亲属整治、伦理等方面的好尚，同时还要与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近年发现绥德辛店呜咽泉汉画像石墓后室门洞左右各竖刻18个字，这些字之间的思维跳跃极大，尚无法完全修复中间的环节，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墓葬中儒家标榜的许多楷模人物背后，可能有着功利性象征意义。陈传席认为六朝绘画的理论指导着纯绘画，较有先见之明，给纯绘画提前勾画了蓝图。

士人有不同的群体，这里涉及的，是受玄学思潮影响的士人。而这部分人的心态，正是当时的士人心态的主流。影响他们心态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局、社会环境、家庭关系、以至于经济地位、文化修养等等，但是，影响最为深广的，是玄学思想。例如嵇康，是返归自然地玄学思潮造就出来的典型人物，然而却是一个悲剧的典型。这其中，包含有甚深的历史意蕴。嵇康他生于黄初五年（224年）。他出生两年之后，魏文帝逝世，明帝即位。此时，活跃于思想领域的有以裴徽、荀粲、夏侯玄、何晏、诸葛诞等为代表的一批较为崇尚玄风的名士。明帝好儒术，据《三国志 明帝纪》即在，明帝即位的第二年变下诏“尊儒贵学”，随后于太和四年（230年）又从董昭议，以浮华名罢诸葛诞等官，这时前后抑黜不用的，似海游何晏、夏侯玄等人，直到魏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位，正始初，曹爽执掌大权时，才重新启用这些崇尚玄风的名士。这时候嵇康已经十七八岁。就是说，正当嵇康年少的时代，曹氏政权并不支持玄论派，它是重名教的。这样的格局，很难说嵇康少年时代对曹氏政权有好感。正始中，嵇康与向秀、山涛、阮籍等郊游，但与其时掌握大权的何晏、夏侯玄等人，也并无关系。大约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娶了曹操的儿子曹林这一系在正始年间似未进入权力中心，所以嵇康娶长乐亭主之后，只补了个郎中的小官，因为他生儿育女之后，还依然眷恋洛邑、灌园山阳，依然游于山林。直到景元四年（263年）他被杀，他与曹氏政权似并无更密切之关系。

对于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后人对嵇康做过各种解释。仅几例比较嵇康与荣启期的理想人生境界。江淹《拟嵇中散言志》：“曰余不师训，潜志去世尘。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灵凤振羽仪……写怀良未远，感赠以书绅”。《江文通集汇注》（卷四）这样说，嵇康之与俗并非仅因其超尘绝俗之人生追求所致。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人生，乃在入世，随然由于环境关系，他并未对这种入世的理想作出明确的表达。吴筠《高士咏·荣启期》有专章写道：“荣期信知止，带索无所求。外物非我尚，琴歌自优游。三乐通至道，一言醉孔丘。居常以待终，啸傲夫何忧”。荣启期追求的是一种超俗的理想人生，一种入世的态度，也正是快乐之所极致的坦然外露。

其实，他们都是从嵇康的侧面来推测嵇康的心态的全貌，嵇康的亲朋好友对嵇康的评论，荡然是更为可靠的了解他的心态的线索。他的哥哥嵇喜在《嵇康传》中说他“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六）从他们的描述里，可以看出嵇康追求一种恬静寡欲、超脱自然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最基本的特点，便是返归自然，但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虚无飘渺，而是优游适意，自足怀抱。正是玄学思想在人生理想上的典型反映。

南朝时期，墓葬中的儒家样板竹林七贤等高人逸士所取代。研究者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几座大墓为南朝帝陵。有些学者指出，画像表现了死者对于这些著名人物的尊重和对于士族文化的仰慕。的确，根据文献中的记载，我们不难了解七贤在当时名噪一时的情况和艺术创作中崇尚隐逸、追模虚玄的热情，对此学者们已进行了很多讨论。以愚之见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在同一副绘画中出现纯属于刻意安排。事情的真相仅仅留给后人的是揣测和联想罢了，也不是仅有这副南京西善桥宫山发掘南朝砖室墓壁画存在疑案。

之后便有了翻版“竹林七贤”为材料的各类艺术品，而且品类之多花样翻新。那么究竟先有竹林再有七贤呢，还是先有七贤再后有竹林之说。无论是《惘川余韵》还是清朝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及傅抱石为代表的各类七贤图作品，均在题材上选用了“竹林七贤”，他们均有大篇幅地运用竹林围造磅礴气势衬托七贤之所谓高尚节气，实为憨之过，误之极。我们暂且对于他们题材选用的目的和思维不追探究，而对于这种题材的枉用本文提出思考和质疑。绘画的目的也不是争论题材的选用，但题材确实不可忽视，这是绘画的基本要求。文章引清代·李汝珍《镜花缘》“处此境者，视此前车之鉴，如不加意留神岂不可悲”，就此作罢。

（责任编辑：翁婷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