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波　张玉芝

摘要：作为一种闲适风雅和放纵自身性灵的生活方式，行乐活动常常和有闲阶层联系在一起。古人的行乐观念涵盖丰富，涉及生理和心理享受两方面。隐含在行乐生活背后的思想渊源，是人们对于自身有限生命的终极观照，是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积极思索。从而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对个体生存质量的追求和生活格调的提升。文人士大夫的园林行乐意识中.重在从园林空间所呈现出的本质价值和自身的短暂人生之间寻求到一种相互和谐的共鸣。这是因为园林空间所具备的各种环境构成要素，以及由之产生的空间氛围.能够契合行乐主体的精神境界、美学品位和道德修为。

关键词：中国园林；中国传统文化；行乐观念；士人；园林行乐；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表述语汇中的“行乐”一词。大抵是指人们从事能使自己获得生理舒适和精神享受的活动。“行”在此处为动词，为“从事”、“干”、“做事情”的含义，而“乐”则一般被理解为名词.泛指那些有趣的、能使身心满足的事情。人们对于“行乐”生活的理解，当然还与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以及主体兴趣好恶的差异有关系。“诗言志.歌咏言”。文学艺术形式往往传达出人们的兴趣、情感和志向。“行乐”作为人们采取的一种人生态度或生活形式，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在历代诗赋、文章等文献之中。

一、中国古代“行乐”观念的文本载述

不同的人会对行乐有不同的偏好，明代文人莫是龙就认为：“人生最乐事，无如寒夜读书，拥炉秉烛，兀然孤寂清思，彻人肌骨。坐之.佐以瓯茗，神气益佳。尔时闻童子鼻息，定当数部鼓吹.或风生竹树间，山鸟忽啭，倦魔都尽，往往徘徊达曙，强就枕席。晚凉箕踞，临池数酌，设笔墨，摹古帖一二行，援古琴而鼓之，神游羲皇矣。”就参与主体看，行乐生活又可分多人之乐和一人之乐。明人陈继儒曾在《陈眉公四首-太平清话》中提到：“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鸡，右皆一人独享之乐。”

作为一种闲适风雅和放纵自身性灵的生活方式，行乐活动常常和有闲阶层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社会中，他们掌握着社会文化的话语表达权和历史记载权，因而，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行乐的描绘、歌咏不可避免地主要是关于这一群体的生活内容。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元日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会，行乐饮酒。”说明在这一特殊的岁时阶段，行乐生活的内容囊括了物质享乐和精神放纵等多种活动。

隐含在行乐生活背后的思想渊源，是人们对于自身有限生命的终极观照，是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积极思索，从而在此基础上激发出对个体生存质量的追求和生活格调的提升。自古以来，诗词歌赋作为最直接和最强烈的感情和观念表达形式，传递出人们对人生苦短的嗟叹和要及时行乐的体悟。汉末曹操胸怀壮志，但苦于人生短暂，所作多首诗歌传达了这样一种心境，《短歌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唐代杜秋娘的《金缕衣》一诗更是将人们珍惜时光，及时行乐的愿望表现的更加炽烈，诗中写道：“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同样在唐代，一首名为《有所思》（一说为诗人刘希夷所作，提名为《代悲白头翁》）的诗中亦充溢着对时光斗转，青春易逝，难逃衰老寂灭的感慨呈现得更为具体，展开了一幅幅生命变迁的丰富画面：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采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夸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崔悲。

诗人将自然中桃李之花短暂绽放、苍翠松柏摧折成薪这种自然规律与人的生老病死相比附，发出对有限而美好之生命的无比愁思、叹惋和留恋。因而，潜藏在文字深处的生活观念也得以浮现出来，那就是劝勉人们重视有限的生命的时光，及时享受这短暂的美好。

无独有偶.唐代诗人杜甫所作《曲江二首》中也同样以类似的文学手法将花草衰荣与人的短暂生命联系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春光流逝的感怀，显现出对当下时光的眷恋。显然，“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一句，正是诗人感物伤怀的情境下，所生发出的是对一种闲适生活态度的期望和肯定。人从万物的寂灭中照见生命在大干世界中的卑微，而真切地感受到生存状态之珍贵.从而产生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即是利用有限的时光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过程。但怎样算是有价值呢？固然会有人看重在生命中实现宏图抱负的勤勉，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路径；也不可否定有人看穿了生命的终极际遇，转而寻求分分秒秒的享乐。作为前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汉乐府》之《长歌行·古辞》可谓代表：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唏。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妮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而后一种生活态度，同样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成为引导人们走完人生历程的基本观念。尤其在那些既远离稼穑之苦。思慕功名，且情感细腻的有闲阶层中，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具有滋生的土壤。因此，及时行乐之思想与古代文人所渴望的“修、齐、治、平”思想一样.嵌入了文人之骨髓。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从来没有丝毫间断。明代画家唐寅初始希望登科人仕，梦想破灭后，似乎看破世相，开始放荡不羁，醉生梦死，以行乐麻醉自己的心灵。不仅自己如此，还作俚歌《一世歌》劝人及时行乐：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问光景没多时，叉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试点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年年一半无人扫。

这或许是他在经历科场舞弊案之后，洞悉世态炎凉后的切身感悟，但其中所透露出的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却十分人情人理。所以，与其受功名利禄之纷扰，未若好好珍惜眼前的光阴，及时抓住当下的快乐生活。同样的生活观念，在他的《花下酌酒》歌中也有所体现：

九十春光一掷梭，花前拍手唱山歌。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昨朝花胜今朝好，明朝花落随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开又谢枝，明日来看知是谁？明年今日花开否？今日明年谁得知？天时不测多风雨，人事难量多龃龉。天时人事两不齐，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难种不长开.少年易老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在市民经济发达、浪漫主义思潮涌起的明代，具有及时行乐心态的也绝非唐寅一人，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文人刘英，字邦彦，正德间知县，便在《暮春陪陈太常西湖宴集》一诗中写道：

六桥柳色翠迷津，画舫迟移送酒频。醉眼不知三月暮，赏心又度一年春。莺谐急管催歌板。燕蹴飞花堕舞相。年少英特行乐误，坐中半是白头人。

清代文人李渔可谓是承继行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其所著《闲情偶寄》一书中.他并非单纯地总结人们行乐的方法和途径，而更从生存哲学的角度对行乐给以阐释，可以说是对前人行乐思想的进一步研究、思考和深化。《颐养部》“行乐第一条”中，列举并阐释了不同身份之人的行乐之法，行乐得以施行的根本在于人通过比较来调适心理，因而感到快乐：“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同时，不同空间环境、不同季节下的行乐之法也是李渔用心探讨的，具体分为家庭、道途、春夏秋冬四季，以及随景即事行乐之法。家庭行乐重在亲情和伦理，快乐源于在生活中对家人的关爱和精神慰藉；道途行乐则重在通过游历过程来增长见闻；四季行乐则重在将气候季相和人的身体状态有效协调.安排各种活动；随景即事行乐则体现出李渔将行乐上升到一种坦然而洒脱的人生境界。所谓“睡有睡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食有饮食之乐，盥栉有盥栉之乐；即袒裼裸裎、如厕便溺。种种秽亵之事，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可见李渔的行乐思想已经不仅是对庄周的“至乐”主张的承继，而是将行乐的含义普遍化、世俗化了。

古人行乐活动被视为风雅之事.重视选择场域，须得情境相兼，游憩相融。具有山光水色、奇禽异卉的园林环境自然就成为理想的行乐活动空问。事实如此，园林自形成之初，始终是承载行乐生活的重要舞台，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士人园林，此类例证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二、古代宫苑中的行乐生活

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同”作为园林的早期形态，兼具皇室打猎、游观和通神等功能。囿中往往设”台”，如灵台、时台分别用以观天象、四时.而“囿台”则具有娱乐功能，是用来观走兽鱼鳖的。台不仅体现了统治者仰望寰宇、俯瞰天下的王者意识，还逐渐演化成其行乐的舞台。据说商朝所建之鹿台。实际上是宏大的宫殿，上面建有酒池肉林，其中酒池可供“牛饮者三百人”。商纣王常常和宠妃通宵饮酒歌舞，清晨就可昕到靡靡之音，商都“朝歌”由此得名。曹林娣先生这样认为，西周以来，供人临眺的高台上逐渐构筑起术结构建筑台榭，成为后世园林中楼阁亭台的滥觞，而且台榭的宗教意义淡化，园林景观越来越多地融人基于现世理性和审美精神的明朗节奏感，游宴享乐之风超越巫祝与狩猎活动，宫苑园林更富于人情味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宫苑建设更加兴盛，离官别馆达30余处。以园林组织和构建形态来看，有学者认为一种新的“舟游式”园林模式开始形成，因为吴王在水边建造台阁主要是用于泛舟水嬉，在馆阁欣赏妓乐。而吴国的君王行乐的方式超越了以往酒池肉林的粗俗，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乐和满足。

秦汉以降，宫苑园林的建造规模空前宏大。帝王和妃嫔们的居所已然是“宦”和“苑”结合的园林空间，日常的燕游活动可以想见。位于城外郊野的离官别馆，是更大更精彩的行乐所在。西汉武帝在位时扩建的上林苑曾经是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恢弘壮丽的园林景象和丰富多样的奇禽异兽成为理想的行乐佳地；东汉时期的永安宫、濯龙园、西园和南苑等宫苑也是重要的行乐场所。宫苑中的行乐括动之盛，还在于其本身各种建构要素的丰富性。这些吸引人的要素既有山水、植被、鸟兽等物质要素，又有礼乐庆典、技艺娱乐等人文活动。

不少文献中还记载了汉代上林苑中以亲水为主的行乐活动。汉昭帝始元元年在上林苑开凿了琳池，这里成为当时宫苑女性十分钟爱的乐处。官人们在此戏水采莲，《拾遗记》和《三辅黄图》中有着十分生动和翔实的描述。其中《三辅黄图》记：“（琳池）广千步，池南起桂台以望远，东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日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治病，宫人贵之，每游燕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障日，以为戏弄。帝时命水嬉。游燕永日。”东汉初平三年，汉灵帝，在西园建起千间裸游馆，“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漾于渠中。其水清澄，以盛夏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供裸浴。在这种行乐活动中，宫人们受人操纵.宽衣露体.俨然成为满足汉灵帝猥亵淫邪之欲望的玩物。隋炀帝在位时，更是热衷于在园林中行乐。他命人为他建造的西苑，规模巨大，据载，“周三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瀛洲、蓬莱诸山岛，高出水百余丈，有龙鳞筑萦回海内，缘筑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殿堂楼观，穷极华丽，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缀于枝干，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唐宋以后宫苑中的行乐活动除礼仪性之外，还常与时令风俗相伴，如寒食节打马球娱乐。马球运动具有刺激性、趣味性、竞技性和观赏性，唐代宗室多热衷马球运动，以至于宫苑中的女子也积极参与。出于安全考虑，在马球基础上，还演化出“驴鞠”、“步击”、“步打”等球类娱乐，得到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们的青睐。诗人王建的《宫词七十三》中写到寒食节皇帝在宫殿前观看宫女比赛步打球的情景：“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官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不似汉唐园林的宏大，宋代皇家园林以精致为上。艮岳是宋代皇家园林营造的一个顶峰。北宋宫苑中的休闲行乐活动.既有从太宗时期礼仪性水军演练变化来的水戏，也有春游活动。此外还有赏花钓鱼宴，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日：‘舂气喧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在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宫廷赏花钓鱼与赋诗活动年年举行。

三、士人园林中的行乐生活

如果说，宫苑行乐更加偏重于物质享受和心理刺激.那么文人士大夫的园林行乐活动则与之有较大的区别。在他们的意识中。园林空间所呈现出的本质价值和自身的短暂人生则可以寻求到一种相互和谐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园林空间所具各的各种环境构成要素，以及由之产生的空间氛围，能够契合行乐主体的精神境界、美学品位和道德修为。老庄思想中的顺应自然和淡泊无为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基础的品格特征，山水环境恰是涵育这类情操的最佳环境。儒教先师孔子《论语·雍也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反映出君子的德行和山水环境所抽象出的拟人特征之间的一种相似性，即所谓的“君子比德”。“仁”和“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精英阶层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东汉时期，文人们作为“修齐治平”理念的濡染者和施行者。已经开始借助于对于山水的观照活动来涵泳出自身的秉性和素养。他们将在自然中自给自足，恣意啸歌，于古代礼乐中寻求寄托，视为人生之乐趣。张衡：“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所描写的艺术意象，强烈地传递出人们当时的志趣。

古代士人往往在不同的时代和政治氛围下采取不同的处世方式，私家园林的建设则可以昭示其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政治清明、帝王有道时，士人们往往采取“人世”态度，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反之，则“出世”以逃避社会现实。《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卷而怀之”则指向了退隐的处事态度。魏晋时期，远离朝堂、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在不满于时政的文人中蔓延，他们浪迹山海，对酒当歌，表现出对当时世风的蔑视和卓然不群的超脱姿态。著名的“竹林七贤”远离腐败昏聩的官场，啸聚山林，昭示出孤傲超逸的士人性情。纵情于山水，绝世独立的处世态度，不仅成就了他们孤洁高标的飘逸形象，还由此演化成一种美学品格和时尚的生活态度。不仅失意士人，即便身居朝堂的文人也以此显示自己的风雅，并乐此不疲。

汉代东方朔提出了“避世于朝廷间”的思想，客观地说，这种“隐逸”实则包含着矛盾的极端冲突，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实难达到“隐”字的本意所指的境界。晋代陶渊明更多隐身于世，从其《饮酒》诗中即可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而彻底地退隐极难实现，于是文人们便创造出一种折衷路径，即退隐到自然的缩微和象征性的空间——私家园林中来。于是，一些怡情悦性的活动都会安排在园林中。饮宴赋诗、抚琴听乐、博弈游戏、斗茶品鉴、观演竞技、亲水垂钓、登高极目、育养花卉、戏鱼弄虫等活动，都成为文人们的陶冶情性的乐事。东晋宰相谢安因为思念会稽郡东山，也曾在今南京江宁东南筑土模拟之，名为“东山”（又名土山）。在这里他营建私宅楼馆。种植各类树木，十分繁茂。他经常带领自己的嫡系和旁系的后辈到这里来游乐，宋明帝《文章志》中说：“安纵心事外，疏略常节，每畜女妓，携持游肆也。”一次宴饮所需的珍馐美馔就要耗费百金。这样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文人的生活观和美学观。晋代的石崇为官期间积累大量的财富，晚年也追逐山水之乐，在河阳营建了别业——金谷园。他与潘岳等二十四人为友，经常在园林中饮宴赋诗，作诗不成者，则罚酒三斗。他在《思归隐序》中如此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汉阳别业。……百木几千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鸟鱼……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人则有琴书之娱……”_。

唐五代以后，文人们改变了对于世俗社会的关注，而转向欣赏自然。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从宋之问手中得到了辋川别业，在别业里建有竹洲花坞，据《唐诗纪事》载：“（王维）日与裴秀才迪，浮舟赋诗。”巫鸿先生认为：“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认为世俗成就不再足以表彰高雅的内心；士大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自我生活方式。而晟理想的生活方式是置身于山水之间，在自然中找到完全的自由。”这种以融入自然山水为乐的闲适思维和行为直至明清，一直为士人阶层所推崇并沿袭。

明代“昆山三才子”之一顾阿瑛十六岁始继承父志，治理产业，年过三十折节读书，在茜泾西建筑别业，号日“玉山佳处”，平日喜欢与柯九思、杨维祯、张翥、高明、熊梦祥、倪云林、袁华、顾坚等朋友饮宴赋诗，名声很大。《松江府志》说“其园亭图史及饩馆声伎，并甲一时”。

清人张鉴《赏心乐事序》说“余扫轨林间，不知衰老，节物千变，花鸟泉石，领会无余。每适意时，徜徉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间引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然忘归。因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赏心乐事。”足见其已将人生乐趣的获得与园林空间浑融为一体，作为修身颐养的常态生活模式，一年四季，月月有异，皆有所观，皆有所悟。

除私家园林外，古时的文人还喜欢在地处郊野的一些公共园林空间释放性灵。东晋永和九年暮春的兰亭雅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件。郦道元（？一527）《水经注·浙江水注》说：“浙江东与兰溪台，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日兰亭，亦日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勋封兰亭候，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羲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虽然后世对于兰亭的确切地址说法不一，但不论怎样，兰亭作为承载这一盛事的园林场所.其文化影响力也伴随王右军的“兰亭集序”而蜚声海内。这次雅集形式上是文人在园林之间所从事的饮酒赋诗等行乐活动，在古代修楔风俗所在的时令背景下展开。《诗经·郑风》韩诗说：“三月桃花水下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淆两水上.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也。”汉代张衡的《南都赋》也有载：“于是暮春之楔，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濒。朱帏连网。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骆绎缤纷。致饰程蛊，便绍便娟。微眺流睇，蛾眉连卷。”可见，三月祓禊本身既是一场礼俗活动，同时又显然变成了一场男女郊外游乐的盛会。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兰亭集会，通过“曲水流觞”使这一古代民俗在文化上得到了更高的升华。在这次雅聚中，王羲之与谢安、孙绰、许询、谢万、僧支道林，及王羲之的儿子献之、凝之、涣之、玄之等，凡四十一人各即时赋诗。有十一人各成诗两首，十五人成诗各一首，十六人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罚了酒。王羲之《兰亭集序》真切地表达出当时舒适的自然环境氛围和欢快的心理感受：“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士人们融人自然，在良辰美景中体验着与庙堂之间绝然不同的快乐。绍兴当地的“兰亭”所在区域，依然还保留着上巳期间饮酒咏诗的雅俗。直至清代，于水间雅集，饮宴赋诗依然是文人之间交往的一大乐事。康熙四年（1665）乙巳，文人冒辟疆与王士稹一起在水绘园参与了修楔活动。

唐都长安的曲江和杏园一带，既是京城女妓聚集的风月场所，也是有名的公共园林空间。每年农历中和、上巳、中元、重阳等节日，皇室贵胄都会来此游宴。每到春季科举发榜时，士子有考中进士的.还会在此享用皇帝赏赐的宴席，号日“杏园宴”，遍览春光.尽兴行乐。正如孟郊诗所道“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醉翁亭是另一处著名的文人行乐的佳处。宋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任滁州太守，与滁州西南琅琊山上的寺庙住持智仙相识，结为知音。醉翁亭据说就是智仙为了欧阳修游玩方便而设.成为寺观园林中的一景。小亭由于欧阳修所赋“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日醉翁也”而得名“醉翁亭”。其地、其文、其事终得以流传千古。扬州的平山堂“上据蜀冈下临江，壮丽为淮南第一”.也是因欧阳修得名的一处行乐佳境.是其做扬州知州时建造的。这里竹树参天.是夏季避暑的绝好场所。文献这样记载欧阳修在此的行乐生活：“夏月，公每携客堂中，遣人走邵伯，折荷花百朵，插四座。命妓以花传客饮酒.往往载月而归。”

杭州西湖在自然山水形胜的基础上，经历了唐代杭州刺史李泌和自居易，以及宋代苏东坡在任时的治理，成为风景绝佳的大型公共园林空间，是文人墨客行乐的首选去处。自居易和苏轼在此写下了数不清的游宴诗。有文献记载宋末文人在此行乐的状况：“宋末周公谨邀赵子固.放舟湖上。饮酣.子固脱帽，以酒唏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薄暮人西冷孤山，舣茂树间，指林末最幽处，瞪且绝叫日：‘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邻舟数十，皆惊叹.以为真谪仙人。”

四、结语

古代文献中关涉行乐的内容，涉及生理和心理享受两个层面。偏重于生理方面的享受有饮宴、品茗、澡浴、性爱等，而偏于心理方面的享受则涉及园林游赏、诗词歌赋、博古鉴赏、游戏、竞技等诸多形式。实际的行乐生活可以表现为单纯的某一种形式，但多数时候是诸多享受形式的综合。从行乐主体来看.宫苑帝后行乐偏重于物质享受和心理刺激，而文人士大夫则将老庄思想中的自然和淡泊延为传统，并视为基本的品格特质的表征。园林行乐不仅建构在深层物质生活意识的逻辑发展上，也与对精神故达和自由的追逐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