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娘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清代中期古音学研究进入全盛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状态,各古音学家在古韵分部上日出转精,虽有些许分歧,但总的趋势是朝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这与清代中期古音学家的为学精神是分不开的。清代中期各古音学家在“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1]的精神指导下,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各抒己见:江永增订顾炎武所分古韵为十三部,把鱼部从侯部分出;段玉裁增订顾、江二人所分古韵为十七部,支、脂、之三分,并立谐声说以及古本韵、古合韵之论,本末分明,实为创见,同时重排韵部次序以及对声调的认识都有可取之处;王念孙的特点,一是把至部独立,即以至霁两部及入声质栉黠辖屑薛五韵的分部立字为一部,二是增立冬部,共二十二部;江有诰成就最大,他总结前人成果,树立体系,主张古人实有四声,其调值与后人不同。

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专业精神

清代中期古音学研究之所以能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期,出现一批卓有创见的古音学家,如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这与古音学家们在专业上“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清代中期,中国社会转了一个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1]正是在这种“新方向”的思想引领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在研习前辈治学经验的同时不断提出新观念、新方法并积极采纳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补充,进而使之完善,从学术科学事实出发,以“不伦理”的行为和学问平等的精神,推动古音研究彻底走出“叶音”,走向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