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鑫

(中央民族大学 预科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1 文学经学化

从武、宣之世到东汉中期，是经学发生、发展至极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学以其强大的话语霸权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毫无保留地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最大程度地配合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如同历史上的其它时期一样，首当其冲被收编的便是文学。

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其本身所固有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古人太多的认同，但是其文学多义性本身却着实为人们断章取义地用《诗》提供了便利。其中，既有“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这样的例子，又不乏“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一类的故实。此风流衍至汉儒，《诗》之“四始彪炳，六义环深”①的“奥义”终于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而此起彼伏的经学化解读亦不可避免地充盈于其间。

据《毛诗序》的说法:“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1］271-272而郑玄《诗谱序》则进一步倡言:“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文、武之德，光熙前绪，……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1］262可以看出，从《毛诗序》的风、雅、正、变，到《诗谱序》的颂为正声，经学对颂美之声的强调趋于极致，而《诗经》中原有的讽谏之义则被逐步地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