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斌

(广东工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090)

创新能力是一所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都将其作为大学建设的根本。因此,总结国外著名大学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借鉴他们的一些成功经验,以构建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体系,对我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和实现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政策是高校创新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

美、英、日、德四国政府非常重视创新计划的实施与创新政策的协调,通过一系列国家科技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引导、组织协调、财政资助等,形成一种政府、企业、高校之间相互结合、有效互动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美国,197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资助M IT等四所高校各建立一个“创新中心”,具体实施创新教育试验;1984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投入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研究报告;1991年,美国公布《国家教育目标报告》; 1998年,美国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以上报告及行动计划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的重视。另外,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出台了“专利商标法修正案”、“技术创新法”、“国家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法案,为大学科学研究成果技术转让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在英国,1985年,“阿尔维信息技术计划”由政府、学术界合作完成,其后又连续制定了若干大型合作计划。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大力推动形式多样的官产学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协调高校与企业界的“教学公司模式”、独具特色的“沃里克模式”,创建科学工业园等等就是卓有成效的产学研合作方式。1993年,政府在“科技白皮书”中又提出旨在促进大学、研究所和企业合作的“联系计划”。在日本,1953年,政府公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要求“通过理科教育掌握科学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同时培养创造力”。高校从上个世纪 70年代起,其教学改革就特别强调要以培养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自主性、创造性才能的人才为目标。[1]《产业教育振兴法》的颁布,对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形式、税收、拨款、管理等都有明确规定,同时还对产学合作的优惠措施予以法律保障。[2]日本大学审议会认为制定具有特色的课程体系是各大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其《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中提出:“每所大学应该根据各自的教育理念与目的并且适应学术、社会发展的要求,制定并实施具有特色的课程,从事大学教育,为社会培养各种优秀人才。”20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对创造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社会对高校培养具有创造意识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教育改革建议,进一步促使高等学校注重思维能力培养和优秀人才品质的教育。1996年3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了《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该文对培养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才提出如下教育改革建议:使教育机构实现多样化和开放化,以便创造多种选择机会;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充实大学教学;注重思维能力培养和实践教育;创造优雅的教育环境;进行发掘优秀人才和品质的教育;重新重视家庭教育。[3]特别是进入 21世纪,日本政府提出 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具有广阔的胸襟、健壮的身体和丰富的创造力的人才。他们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提出了以重视个性和增加社会适应性为原则的教育改革政策。在德国,至 20世纪,提出大学应该培养“全人”的理念,追求“全人”前提下的创新[4]。1985年议会通过的《高等学校总纲法》对高等学校的任务做出阐述:“高等学校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教学和学习,以培植和发展科学及艺术,并为大学生从事需要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或艺术创造能力的职业作职业准备。”这表明,德国的高等教育已在法律上强调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近些年,德国通过积极改革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加强跨学科研究与教学,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中心,注重完善人格个性。[5]

二、充裕的资金投入是高校创新能力建设的根本前提

经费资源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是大学发展和创新的根本前提。

国外著名大学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在提升大学的科研能力和改善办学条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6]政府除直接经费资助外,还采取财政、信贷等政策鼓励私人和其他机构增加对大学研究的投资。在研究与发展经费的分配过程中,实行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方式,使联邦科研经费相对集中,从而促进研究型大学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以斯坦福大学为例,2004年,该校有 8亿元的研究经费,这些研究经费的 75%以上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7]在 2007-2008年度,该校收到资助研究项目的总预算共 10.58亿美元,其中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大约占 87.4%。[8]当然,这些经费是通过教授竞争得来的,而不是政府拨款。英国政府也一直重视对高校基础研究的投入,即使在持续削减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的情况下,却仍然对管理基础性研究与战略性研究委员会的经费投入水平逐年上升,而且增幅较大。此外,英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机构(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来加强对基础研究资金的管理和基础技术的协调研究。日本政府于1995年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技创新立国”的战略作为基本国策,并制定了以5年为周期的科技基本计划,明确表示持续加大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投入,逐渐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东京大学副校长广渡清吾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东京大学每年总运营经费大约是 2,100亿日元,其中 1,900亿日元来源于“日本政府国立大学特别财政款项”(日本有 199所国立大学),另外约有 150亿日元来源于“科学研究经费补助金”,这是由研究人员提出研究计划,经过竞争争取来的。这两项加起来就是东京大学的财政经费的全部。……严格地说,……约有 850亿日元的科学研究经费。[9]在德国,联邦和州政府资助大学和独立的研究机构,提供项目资金。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是最权威的学术资助机构,它以重点项目的形式资助大型研究项目,来自于不同大学的学者共同组织某个课题。据DFG2003年公布的德国高校 1999-2001三年获取科研资助排行表的数据,柏林工大三年共获取DFG科研资助经费总额 6,721万欧元。1998-2002年 5年中,通过各种途径,柏林工大的学者们每年争取到的第三方资金都超过了 6,000万欧元,2003年达到了 7, 530万欧元。[10]

国外著名大学校内部也提供一定额度的资助。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设有三种形式的孵化资金:一是研究激励基金,即为支持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而设的基金;二是鸟饵基金,即资助已初步成型但尚未获得许可的技术,不过每项技术的资助不会超过 2.5万美元;三是缺口基金,即资助那些有商业前景但较难获得许可的发明。[11]而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由学校提供经费资助的科研计划就有几十种,如“物理学本科生科研学者计划”、“校长本科生研究奖学金”等,前者支持本科生在物理学方面的特长创新研究,后者支持本科生独立的原创性研究。

国外著名大学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于基金会捐款、个人捐款、企业捐赠以及其他机构捐赠。以伯克利加州大学为例,该校的中国研究中心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的;阿诺德与发贝尔·贝克曼基金会则设立了应邀奖学金计划,激励和资助生物和化学领域的优秀本科生从事研究活动。又如,从斯坦福大学的斯伯格利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2007财年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年,该机构共获得资金资助 2,518.2万美元,其中来自学校的经费只占年度预算需求的 16%,而有68%的运行预算都来源于个人、公司、赞助者和基金会的捐款。[12]

三、机制建设在高校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

国外著名大学主要通过以下这些包涵着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机制建设,达到增强学校创新能力建设的目的。

合理的权益分配机制是促进高校创新的有力保证。例如,斯坦福大学从技术转移收入扣除 15%的管理费和申请专利的费用后按照校、系及个人各 1/3的比例对发明人及其学校进行收益提成。又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在1997年花费了大约25%作为运营费用,剩下的 40%给了发明者个人,15%上缴加州,30%进入大学系统。[13]

荣誉激励机制在客观上影响着教师从事科研创新以及技术转移的积极性。例如,在美国,设在大学内的联邦政府实验室给大学带来了研究资金、设备和学术声誉,并在大学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具有学科优势的科学研究中心,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人员的交流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激励机制只有伴随着有效的约束机制,才会有其生命力。除了合理的权益分配和荣誉激励机制外,国外各著名大学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对教授参与公司运作,大学要求须处理好以下关系:教授的教学与为公司做事的关系,规定教授的教学工作量和最少在校时间;处理好利用学校资源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和为公司服务的关系,兼顾公、私利益;处理好专利权归学校与发明人提成的关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处理好在公司以专利技术入股与大学利益的关系,大学通过合同,获得应得的收益。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校还规定新教师不得与老教授合作搞科研、写论文,以保护年轻教师活跃的学术思维不受外界因素的束缚,鼓励他们通过大胆探索去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促使老教授不断进取,更新知识,产出新成果。

四、完善的组织结构是高校创新能力建设的体制保障

大学设立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是实施技术成果转化的体制保障。由专门的机构采取多种方式与外界开展多模式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延伸推广链,更好地实施创新成果转化。例如,牛津大学的专利管理和转化机构“Isis-Innovation Ltd”、柏林工大的“技术转让部”、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创新与技术转移办公室”、剑桥大学的“工业联络办公室”等。

各研究型大学所设立的机构尽管名称不一,规模有别,但其基本职能是相同的:寻找新技术发明,评估其潜在市场价值;保护知识产权,为学校新技术发明申请专利;负责与具有能力、资源和兴趣的企业进行联络,根据本校专利的技术类型、开发程度、市场前景、风险度,与企业讨价还价,并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提供技术孵化站和部分启动经费;为创建高技术公司寻找管理人员,协助组织产品开发与营销;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经费使用和为社会所做贡献的情况。[14]

另外,在政府层面上,各国也设有相应机构。如美国专门设立政府部门参加的联合公司,下设高新技术委员会,通过研究、指导、提倡、示范等方式和途径,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美国科学基金会也担当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桥梁和赞助人。日本于 1997年将科技厅与文部省合并,成立了教育科学技术省,还将通产省的部分职能划入该省,旨在加强教育、科技和产业的密切合作。[15]

五、人才资源是高校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16]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国外著名大学无不把建设和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作为其办学的基本理念。

国外著名大学对教师的选拔非常严格,而且都有一套动态的用人机制。例如,斯坦福大学从学校创建初期就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他坚决不要那些徒有虚名和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又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对学校中不同类型的人员采取不同聘任制度,进行双向选择。对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采取合同制。如果科研项目不能继续获得联邦政府资助,这些研究型的科学家们就会随着项目的结题而离开,使大学不至于被学非所用的人占满名额;为了继续留在自己喜欢工作的学校,合同制的科学家会加倍努力工作,不断主动寻求新项目,继续自己的研究。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如果雇佣双方发现彼此之间不合适,就可以随着合同到期而终止雇佣关系。

国外著名大学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经常开展校内和校际之间的学术观点交流、以及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以伯克利加州大学为例,该校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或教授,该中心邀请这些访问学者或教授根据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作报告或讲座,并定期把他们的讲演稿汇集成册,或在网络上刊载,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学校特别强调学术梯队在多学科中开展跨学科的交流,往往通过建立跨学科的课题组、实验室、研究中心、跨系委员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学术梯队建设,促进跨学科的科研工作和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并以此来推动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又如,麻省理工学院以维纳为代表的控制论课题组也集中了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

国外著名大学有着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回忆说:“我除了做我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之外,无需做任何事情,献身科学的高兴和兴奋气氛充满了大厅、实验室、办公室。我们互相影响,共同进步。有生气的讨论随处可见,甚至吃午饭时间都在进行,并且延续到网球和社交集会中。这儿的风气太好了。”又如,牛津大学为了加强人才培养环境的合作性建设,在同一个学院里拥有多学科的教研人员,并要求他们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学校还与世界各地的大学保持着高水平的交流与协作。

综上所述,从管理机制的角度看,国外著名大学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保障体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相关政策保障、充裕的资金投入、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等。国外著名大学创新的学术集体、浓郁的学术氛围、充足的经费保障等,为师生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生态环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创新、创业的热情。

[1] Rajeshwar,Krishnan.To innovate education.Electrochemical Society Interface,2006,17(3):3

[2] Rodenhouse,Mary Pat(ed.).1996 Higher Education Directory, Higher Education PublicationsInc.,Falls Church,Virginia,U.S. A.1996.

[3] 赵川平.国内外创新教育的实践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0 (7):10-14.

[4] Kimberly Ferren Carter,Maggie Fournier,Susan Grover,Ermalynn M.Kiehl and KathleenM.Sims.Innovations in Community-Based Nursing Education:Transitioning Faculty.Journal of Professional Nursing,Volume 21,May-June 2000:90-98

[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编.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告:2004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802.

[6] 马万华著.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中美公立研究型大学建设与运行[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4,1:295.

[7] 王雪.美国研究型大学实施科技创新的研究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07.5:17

[8] http://www.stanford.edu/about/facts/research.html,2008-10 -11.

[9] 年轻人,东京大学欢迎你 -访东大副校长广渡清吾教授[EB/ OL].http://www.tokyochinese.com/www/cmhf/view_newsf4e5. html?I D=32,2008-04-12/2010-05-31

[10]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编.透视与借鉴:国外著名高等学校调研报告:2004年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95,798.

[11] 赵淑梅.斯坦福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其启示.现代教育科学, 2004(6):17-20

[12] FSIAnnual Report 2007.http://fsi.stanford.edu/newsletters/, 2008-10-28.

[13] 郑兴山,等.大学知识资本的管理创新[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5:66.

[14] 王定华.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让机构及其运作考察[J].世界教育信息,2003,(3):15-18.

[15] 刘奕岑.国内外高校技术转移模式及其分析[D].重庆: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2006.5:34-36

[16] 马万华著.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中美公立研究型大学建设与运行[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4,1:301.